随着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发，罗马共和国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削弱罗马贵族对政治资源的垄断，罗马平民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平民执政官”的现象。
这些出身“草根”，却在政治领域拥有极高成就的人也被称为“显贵”，到了共和国中后期，罗马显贵成为政治领域的主要领导者，但共和国的官职并不具有世袭性，他们的政治资源和优势的延续，依旧靠着家族传承。
当家族的子嗣不足甚至绝后时，为了延续家族血脉，同时也为了延续家族拥有的政治资源，收养一名子嗣，成为他们延续家族的一种选择。
罗马显贵群体中的收养现象及其政治意味随着罗马贵族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一些罗马平民得以进入政治领域施展拳脚。
罗马社会因此也诞生了一个新的群体，即罗马显贵。
这些罗马显贵在跻身政坛之前，都是拥有大量社会财富，或是拥有极高社会影响力的罗马上层居民，为了获得与罗马贵族平起平坐的资格，他们利用平民运动，为自己铺开了政治道路。
虽然通过改革，使得罗马显贵得到了涉足政治的资格，但显贵的身份还是要靠着血脉传承，或者家族纽带的传递。
因此，伴随着罗马显贵的崛起，社会中的收养现象也随之增加。
公元前180年，昆图斯·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在当年的执政官去世后，担任了替补执政官，并且举行了下一任执政官的选举。
令人意外的是，出任公元前179年执政官的人选，竟然是昆图斯的亲弟弟。
这在法理上是不允许的，因为罗马法规定，执政官并不具备世袭制，而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昆图斯的弟弟在出生后，被另一个氏族贵族曼利乌斯·阿西迪努斯家族收养，因此在法律上，二人并不算是一家人，但在血脉上却是亲兄弟。
由此可见，罗马显贵的收养现象，起码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开始流行，昆图斯的弟弟被贵族阿西迪努斯收养，也是因为阿西迪努斯家族的卢基乌斯没有子嗣。
虽然这看起来，仅仅是一次普通的，为延续家族血脉的一次收养，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其中的政治意味很是浓厚。
政治竞争激烈，使得罗马显贵不得不提高自身竞争力正如上文所说，罗马执政官的官职不具有世袭制，因此在政治领域中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
想要在权力争夺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打败一众实力强劲的对手，这就要求显贵家族，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政治资源，能一直传递下去，并逐渐扩大优势。
罗马显贵们，在提高家族竞争力方面的方式途径很少，他们不像罗马贵族那样，在立国初期就开始积累的巨大财富。
因此为了保持自身的政治优势，最直接且见效最快的方式，就是在战场上建功立勋，其次，还可以通过举办公共活动，例如角斗士决斗，来笼络人心，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公民支持。
罗马显贵对于政治权力的极度渴望，使得他们铤而走险，在战场上英勇杀敌。
因此，罗马显贵中的死亡率也是居高不下，很多家族的后辈，在战场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家族中的长辈不单要承受丧子之痛，同时还要面临着家族绝后，财产地位和政治资源无人传承的危险境地。
此时，收养子嗣便成为罗马显贵们延续香火的一种选择。
收养之间成为一种政治策略被运用收养在起初，只是作为延续后代、传递家族财产和政治地位的无奈之举。
但随着收养子嗣，在政治方面起到的助力作用逐渐显现，收养成为罗马显贵内部“权力竞争”和“权力共享”的一种手段。
例如罗马著名的军事统帅大西庇阿，他的妻子是另一位罗马统帅保卢斯的姐妹，大西庇阿的儿子收养了自己舅舅保卢斯的小儿子，保卢斯的大儿子则被外务副执行官法比乌斯收养，法比乌斯同时还收养了前执行官塞尔维利乌斯的儿子，四个显贵家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完美体现了收养在政治领域维系家族竞争力的作用。
正是因为四个家族之间政治资源的共享，使得法比乌斯的一个养子和他的两名亲生兄弟，分别担任了公元前142年以及之后两年的执政官。
收养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如果利用的好，能为家族带来一笔可观的政治资源，例如上文提及的昆图斯的弟弟，就是通过收养，才得以攀附罗马贵族曼利乌斯·阿西迪努斯家族，从而转变自己平民的身份，得以进入贵族阶级，逆天改命。
但若没有利用好，同样也能将家族推入灭亡的危险处境。
上文提到的罗马统帅保卢斯就是完美的例证，保卢斯一生共有四名子嗣，保卢斯将年长的两名儿子过继出去，只留下年纪较小的两个儿子陪伴自己，但命运弄人，这两名留下的儿子在保卢斯大败马其顿凯旋回来的前后，便接连夭折，因为年长的两个儿子已经被别人收养，因此保卢斯在公元前162年是初于无子嗣的状态，这也直接导致了保卢斯家族之后的灭亡。
结语：综上所诉，罗马显贵之间的收养，大多以延续香火，传递财产为目的，且收养有时也被罗马显贵作为追求权力的一种手段，尽管结果并不一定符合预期，甚至出现两级分化的不同局面。
但可以肯定的是，收养作为一种谋求政治利益的动机，是有达到目的可能性的。
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原因和结果地错位，甚至像保卢斯家族灭亡那样，事情的动机与结果，完全背道而驰的局面，也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参考文献：《罗马史》
《罗马共和国政制》
《罗马帝国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