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初春,延安的窑洞依旧透着丝丝寒意。
刚从山东抗日根据地辗转归来的刘少奇,顾不上一路的疲惫,便急切地走进了毛主席的窑洞,向毛主席全面汇报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在肯定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的同时,也坦诚地指出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了“罗荣桓的资历在分局仅排倒数第二”。
这是怎么回事?谁的资历又是第一那?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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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大力巩固华北和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主席在会上作出了“派兵去山东”的决定。
随即,八路军总部决定由115师到山东开展敌后抗日作战。
由于115师师长101被阎锡山部队误伤,需去苏联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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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1的推荐下,由原343旅旅长陈光代理115师师长一职,与政委罗荣桓一起挺进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虽然陈光在红军时期就先后担任过红22师,少共国际师以及红2师师长等职,作战勇猛,骁勇善战。
但在进入山东后,面对复杂的形势却有些不太适应,其急躁、固执的性格缺点日益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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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陆房战斗中,由于陈光对敌情判断失误,造成一一五师师部被日军包围,部队处境一度十分危机。
在甲子山战斗中,陈光指挥部队一味强攻,战术单一,导致部队伤亡惨重,不少干部对陈光很有意见。陈光的威望日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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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少奇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山东情况后,中央即决定调整山东的领导班子,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山东分局书记,建立了统一的军政领导中心,实现了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加强了山东党政军民统一对敌的力量。
在随后的抗战过程中,罗荣桓面对日寇的疯狂“扫荡”、“蚕食”,创造性发明了“翻边战术”,即把主力部队部署在与敌人接近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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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敌人“扫荡”时,主力部队不是在根据地内与敌周旋,而是趁包围圈尚未紧缩时,及时选择敌之弱点,打入敌后方,迫敌回援,使敌人前进的“扫荡”变为向后的收缩,逐渐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
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鲁南等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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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娴熟运用“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指挥鲁南军民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扭转了一度被动的抗战工作,使山东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我党的一个完整的、重要的战略基地,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毛主席对此曾有过高度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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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不仅是一位军事家,同时也是开国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位终生从事政治工作的革命元勋。
早在秋收起义后,罗荣桓就担任了党代表,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七个连队党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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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湾改编”时,他积极推动将支部建在连上,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让党对军队的领导得以扎根基层,使党组织成为凝聚士兵、激发斗志的坚强核心。
在一次战斗中,罗荣桓所带领的连队遇敌埋伏,部队被打散,但到集合点后,除了一名担架兵外,全部归队。
而当部队返回井冈山后,又惊奇的发现那名担架兵因为和部队失去联系,早已自己回到了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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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深知争取民心对于抗战胜利的重要性。
在山东根据地,他提出“三个过硬”的理念,即作风过得硬、打仗过得硬、组织过得硬。
罗荣桓积极组织宣传队伍,深入乡村,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同时,罗荣桓积极建立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凝聚各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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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抗战胜利之时,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了12.5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2400万,成立了党领导下的唯一的省政府,辖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850多个区政府,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最大根据地之一,为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在东北战场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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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的局势和艰巨的任务,他一方面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让大家认清战争形势,坚定战斗意志。
另一方面,通过火线入党、立功授奖等活动,激发战士们的战斗热情。
在辽沈战役中,他积极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做好部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协调工作,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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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主持制定了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总结了党和军队几十年来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法规,为军队政治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了依据。
同时,罗荣桓还积极着手创办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并亲自担任学院的首任院长。
从学院选址到校园建设,从办学方针的确定到教学课程的设置,他都亲自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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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一期开课,罗荣桓亲自到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为军队培养了大量的中、高级政工干部。
从1927年到1963年,是罗荣桓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风云激荡的岁月。
罗荣桓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堪称军队政治工作的杰出典范,也无愧于我党我军“政工巨匠”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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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性强”,是毛主席对罗荣桓的高度评价,回顾罗荣桓的一生,他无愧于这个评价。
在红军建立之初,由于部队成分复杂,一些军官还保留着军阀作风,在处理和战士的关系问题上,常常是以打代教,简单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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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底,罗荣桓调任第三营第九连党代表,九连体罚士兵的情况也非常严重。
一天晚上,由于气温骤降,天气寒冷,九连四班的一名战士想拿老乡一点柴火来烤火。
班长黄永胜向他强调了红军的三项纪律,不允许他这样做。
这位战士最终没听班长的话,还是抱走了老乡的一捆柴火。
黄永胜知道这件事后,大发雷霆,打了这个士兵一记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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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罗荣桓听到了这件事,当即就把黄永胜找来,问他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教育道: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打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
在罗荣桓的教育下,黄永胜承认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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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时,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南下进攻锦州,锦州是整个战局的关键,但战斗打响后,因战况艰苦,101动摇了攻打锦州的决心。
罗荣桓得知后,立刻前往101住处,严肃指出毛主席多次强调攻打锦州的重要性,此时放弃攻打,无法向中央交代,且部队回撤易遭敌人夹击,会遭受损失。
在罗荣桓的坚持和毛主席的一再督促下,101坚定了攻打锦州的决心,最终保证了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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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预见到家乡乡亲可能会来找他谋利,便提前打电话给湖南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衡阳是我的家乡。会有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来找我。你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不能让他们免费坐火车。”
后来,一些打着他亲属旗号想免费乘车进京的人,都被郭维城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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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逝世的前一天,罗荣桓趁着片刻的清醒,对守护在床前的妻子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
并交代子女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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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元帅永远的离开了人世。
在罗荣桓元帅逝世后。毛主席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并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参考资料: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
《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