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从小便跟随父亲四处转战迁徙，吃了不少苦，直到建国初期举家前往北京后，生活才渐渐稳定下来。

“朴方”这个名字是刘伯承元帅给他起的，因为他的小名叫‘胖子’（在很多影视剧中，邓公都这样叫他），因此刘帅就用“胖”的声母取了个“朴”字，用韵母取了个“方”字，而所谓“朴方”，就是希望他将来做一个朴素、方正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邓朴方的人生历程和他的名字几乎是一致的，他的父亲虽贵为国家领导人，但他却一直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过着朴素的生活。

1962年，18岁的邓朴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习。原本前途一片大好的他，却在大四那年，即1966年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特殊时期开始后不久，他的父亲就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被免去了一切职务。

在此情况下，邓朴方和姐姐邓林、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中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管制，一些人甚至还试图从他们身上套取其父亲的“罪证”。

作为邓公的长子，邓朴方更是成了那些人突破的重点，对他进行了更为残酷的迫害，不仅被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还取消了他预备党员的资格。

到了1968年8月，不堪受辱的邓朴方决定以死明志。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从三楼上一跃而下，结果被一根铁丝在其腰部拦了一下，导致脊柱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他的下肢顿时没有了知觉，他则当场昏了过去。

然而，由于父亲的缘故，医院最初不敢给他治疗，因此救护车在将他拉到北大校医院门口后就开走了，邓朴方则在那里躺了整整一夜，都没有人理睬。

直到北京外文印刷厂一位名叫‘王凤梧’的工人师傅出现，邓朴方才得到了较好地治疗。

1968年9月，“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王凤梧则被派到核物理系邓朴方所在的班级中担任班长。

期间，邓朴方的一位同学找到他，说他给邓朴方借过20块钱，想让王凤梧帮他还给邓朴方。

王凤梧听后，当即便同意了下来。经过多方打听，他才知道邓朴方的下落。

当时，邓朴方正躺在一间空病房的一角，发着高烧，身边又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药，这一幕让王凤梧非常难过。

在与邓朴方简单交谈两句后，王凤梧便转头出门去找医生，要求他们尽快给邓朴方看病。

在王凤梧的帮助下，邓朴方的病情暂时控制住了，但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之后，校医院找到王凤梧，坚持让邓朴方出院，没过几天，宣传队又宣布撤销了王凤梧“宣传队员”的资格，让他迅速离开北大，返回工厂。

王凤梧对于这个资格没有多少的留恋，唯一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是邓朴方，在他的眼中，邓朴方是一个好孩子，是一个有本领、对国家有用的人。所以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将他给治好。

之后，他从厂里找来了一辆平板车，不顾一切地拉着邓朴方跑遍了整个北京城，四处求医。

然而，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依然没有多大的收获。

多次被拒后，王凤梧只能另辟蹊径，他索性给邓朴方写了个“状子”，把他的情况反映给上级领导，最后一直反映到了周总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让他务必过问此事。

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邓朴方这才获准住进了积水潭医院就医，不久后又转到301医院。

在王凤梧的不懈努力下，邓朴方终于得到了良好地治疗，尽管他最后还是没能站起来，但最起码保住了性命，同时也给了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后来，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邓朴方也获得了很高的成就，不仅担任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党组书记，还曾连续两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而他的那位“恩人”王凤梧则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

邓公复出后，曾专门找到王凤梧答谢，但他没有接受任何的好处，只是摆摆手说：这只是举手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