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姚文元写了一篇名为《评“三家村”》的文章，打响了“十年革命”的第一枪。

这篇文章一出，导致很多无辜忠良纷纷受整，仅仅是直接因为这篇文章而惨死的就有5人，间接的更不知道有多少。

这里所说的“三家村”，即“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设的一个专栏。

该专栏由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三人当时都是北京政府各机构的官员，其中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邓拓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原本该专栏就是为了活跃气氛、提升杂志的质量开设的，其内容涉及读书治学、做人做事、从政打仗等，其内容针砭时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由于该专栏的文章内容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有启迪性，因此自开设以来就深受读者喜爱。

然而，到了1966年的时候，“三家村札记”却遭到了批判，姚文元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评“三家村”》的文章，称该专栏是：

“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力图使干部、青年蜕化变质，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总之，在姚文元的笔下，“三家村札记”被批得体无完肤，三位主力作者也是如此。

当然了，对于姚文元等人的行为，很多人都是心明眼亮的，大家都很清楚：他们的真实动机，其实就是将矛头指向邓、吴、廖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

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966年3月底，毛主席在与康生等人的谈话中，点名批评了“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

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京日报》也被迫对“三家村”进行了批判，其言词之激烈，令人叹为观止。

在此期间，就有5人先后惨死于姚文元的这篇“妖文”之下。

其中第一个死于姚笔之下的，便是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

1966年5月17日深夜，在经历了大量“莫须有”罪名的批判后，54岁的邓拓写好遗书，服安眠药自杀。

第二位死于姚笔之下的，是在毛主席身边当了18年秘书、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田家英。

1965年12月，毛主席在杭州召集“五大秀才”，即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

由于这一天毛主席的心情大好，于是便与几人谈论了很多，以至于所聊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

在此期间，毛主席谈到了《海瑞罢官》的问题，田家英在整理记录时，认为这段评论式的话不妥，与谈话主题无关，于是便自作主张将这句话删了。

其实，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结果却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将他安上了“篡改毛著”的罪名。

不久后，田家英被停职检查，赶出了中南海。

1966年5月23日，才华横溢的田家英在中南海永福堂毛泽东书房里自缢而亡，年仅44岁。

吴晗一家四口，有三口死于姚笔之下。

1966年夏，吴晗已经被关押起来，但对他的批判却没有停止，而且是越演越烈。

1968年4月，吴晗的妻子、著名历史学家袁震也被送进了劳改队，后双腿瘫痪，并于次年3月18日愤然离世。

1969年10月11日，就在妻子去世仅几个月后，吴晗被打得胸积瘀血惨死狱中，终年60岁。

在吴晗去世前，其头发已被拔光，死后骨灰也下落不明。

他的女儿吴小彦因受到牵连，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于1976年9月在狱中饮恨自尽。

1979年7月，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平反，邓拓、吴晗、廖沫沙得以恢复名誉。

田家英则于1980年正式得以平反昭雪。

相较于邓拓惨死狱中，吴晗家破人亡来说，廖沫沙的结局就要稍微好一些了。

廖沫沙虽然也曾受到长期关押、强制劳动，但在1979年平反后，他一直活到了1990年去世，享年83岁，是几人中唯一一位得以善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