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末，被称为蒋介石的“御林军”的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在四川灌县宣布起义，走上了反叛蒋介石的道路。“内二警”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呢？其间，又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消灭四川刘湘系统的军队，遂借整军之名，将原属刘湘的新二十五师缩编成3个团。当时，师长为李根固，张佐斌为新二十五师第一旅代理旅长兼第一团少将团长。1946年1月，陈诚对二十五师再行整编，将新二十五师与新十八师合并。原新十八师师长周晓岚是刘湘的舅子，彭斌是该师第一旅少将旅长，合并后李根固为师长，彭斌为副师长，张佐斌仍为团长，周则被一脚踢开。1947年，蒋介石为确保西南半壁河山，欲以重庆为其反革命的大本营，故加强重庆的治安秩序便显得非常重要了。为此，蒋介石于同年7月1日又将新二十五师改为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以下简称“内二警”)。原来南京的警察总队改称为内政部第一警察总队，负责保卫南京，陪都重庆遂由新成立的“内二警”保卫。

“内二警”组建时，师长李根固因调任重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内政部部长张励生遂委彭斌为“内二警”总队长；彭的同学麦征甫为上校副总队长兼直属大队队长；张佐斌为第一支队长，并兼重庆警备司令部江北地区指挥官；徐蓬莱为第二支队长(上校)。总队部设在曾家岩。“内二警”成立时，只有两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四个大队。因麦征甫不满意自己仅有一个大队的空头副总队长的职务，想利用和彭斌同学的关系，联手把张佐斌的支队长搞掉，自兼第一支队队长，但没有成功。

麦当时吵得很凶，彭斌只得采取一个折中方案，从张佐斌和徐蓬莱每个支队的四个大队中各抽出一个大队，加上总队部的直属大队组建了第三支队，由麦就任第三支队队长一职。这样，既满足了麦征甫的愿望，也增强了彭斌的势力。彭、麦二人出身于讲武堂，张佐斌是黄埔生，彼此之间因学系不同，故而相互勾心斗角，貌合神离，给以后的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其实，这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通病，各部队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是屡见不鲜的。

1949年3月，为确保重庆的社会秩序，蒋介石又允许“内二警”再行扩充三个支队。为此，“内二警”从荣昌、泸州、重庆招取了五六千名青年，加强了部队的力量，同时还晋升张佐斌为“内二警”少将副总队长，第一支队队长一职仍由张佐斌兼任。“内二警”势力兴旺时期，兵员达2万多人，遵蒋之命负责保卫国民党中央在重庆的工厂、仓库、飞机场等重要设施，也成为蒋介石在重庆的卫队。

1949年8月，全国大部分领土已经宣告解放。蒋介石由南京先后到浙江、广东等地，但此时广州解放在即，蒋不得不另作打算。当时全国只剩下西南一隅，人民解放军尚未发起进攻，蒋便想以重庆为其死灰复燃之地，并于同年8月28日飞往西南重镇——重庆。

蒋介石飞抵重庆，安全自然头等重要。时任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是蒋介石的亲信。他对蒋来渝的安全，非常重视，曾亲自与当时重庆市市长杨森、重庆警备司令刘雨卿等人几经研究，方决定由宪兵二十四团和“内二警”分别担任蒋的内外警戒。宪兵二十四团少将团长沙吉夫和张佐斌，同时被任命为保卫蒋介石在重庆安全的总指挥。

当时，沙与张两个人都是总指挥，没分正副。之所以选张佐斌担任此职，系因张为黄埔系出身，彭、麦是熊克武系，而彭又与杨森矛盾很深，张又与彭有矛盾。具体分工是由沙吉夫率宪兵二十四团担任蒋住林园(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别墅)的内部警戒，张佐斌担任蒋的外部警戒。蒋介石过去来重庆，常住在浮图关上面的李家花园、黄山、林园、曾家岩四个地方。不明内里的外界人是不知道他究竟住哪儿的。蒋最后这一次来重庆，则常住林园，也在黄山住了些日子。张佐斌率“内二警”担任蒋所住林园的外部警戒，包括蒋外出开会、视察时的警戒。

蒋介石于8月28日由广州飞重庆白市驿机场，同来的还有他的儿子蒋经国，外侄俞济时，表侄施觉民(施为警卫组长)，另外还有秘书、侍从、武官等32人，分乘3架专机来渝。这一天，在渝的少将以上的武官，科长以上的文官都到机场迎接蒋介石。蒋抵渝后，在机场没有发表任何讲话，很快由张群、杨森等人陪同离开机场前往林园。

张群同蒋介石的交情很深，为了搞好这次保卫工作，他还指示在张佐斌和沙吉夫的家里安上专线电话，直通各支队队部和林园、长官公暑等地。蒋的安全如出了问题，张和沙脑袋难保，所以二人丝毫不敢怠慢。张佐斌调了三个大队约2000多人在林园周围警戒，以防不测，并调了一个大队守卫蒋停放在白市驿机场的3架专机。

蒋来渝后，规定张与沙两个指挥官白天必须到林园上班。因此，张、沙二人每天早饭后便赶到林园，常与蒋经国、俞济时、施觉民、唐毅果等人在一起。待下午4点以后蒋不再外出时，方能回家。每当蒋要外出时，他就在所住的屋里一按电铃。铃一响，施觉民便上前去问蒋有何事，如果是外出，施就通知张、沙二人布好警戒。蒋介石外出，从不事先告诉他们他所走的路线，这就使保卫他的“御林军”相当难办，有时被搞得很狼狈。

解放前夕的重庆，由于局势动荡，人心不安，蒋有三长两短，只有负责保镖的会倒大霉。所以，对蒋的这种做法，“御林军”们是极为不满的。再有，蒋介石每次外出，都是五部小车同时出动，他坐的车顺序是常变化的，有时是第二或第三，有时是第四，从不坐前一部和最后一部，最多的是乘坐中间一部，使人很难掌握他的活动规律。为了应付好差事，张佐斌只得将部队驻扎在林园至长官公署、浮图关一带。因为这是当时重庆的中心枢纽地带。部队摆在这一地带，蒋一外出，张佐斌在沿途便可很快布好警戒。即使这样，有时仍免不了被蒋搞得手忙脚乱。

有一次，张佐斌仍按原来的部署戒警，可没料到蒋竟突然改变了路线。当蒋的五部小车开到小龙坎时，蒋忽用右手示意司机左开，往沙平坝方向驶去。这时，张佐斌着了忙，因为那个方向他没有安哨。于是，张马上将驻在小龙坎的一个大队立即调上去，在磁器口方向安上警戒。原来蒋是去重庆大学看望重大校长张伯苓，幸好一路平安无事，张佐斌这才松了口大气。

蒋介石来重庆后，很少公开露面，一般都是在住地召见别人。常去林园的有张群、杨森等人，张去的最多，因他可以自由出入蒋的办公室。而杨森见蒋，则必须先有蒋的同意才行，否则他是见不了蒋的。9月上旬，蒋介石还召见过云南省主席卢汉。蒋风闻卢欲起义，准备将其扣留。但经张群力保，蒋才放卢回滇。

蒋在重庆还出面召开过两次较大一点的会议。第一次会议大约是在11月上旬，蒋召集在渝的参议长范仲渠、重庆市党部书记长龙文志、新闻界主席高允斌、监察委员谭文杰，以及商会会长蔡鹤年、立法委员和各界知名人士等共约二三十人。这次会议，由张佐斌负责派人在周围警戒。第二个会是在11月中旬，蒋召集在重庆的少将以上的军人开会，到会的有30余人。

蒋介石讲话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要确保重庆，保住重庆我们就有办法；第二，如果重庆保不住，我们就退守内江，以沱江为第二道防线进行反扑；第三，成都是我们与共产党决战的地方，已命令胡宗南100多万军队开赴成都，并拟从台湾调500架战斗机，与共产党决一死战。蒋介石最后还鼓动说，你们是军人，保卫国土不丢失是军人的天职，你们要为保卫大重庆、大西南干到底。只要大家再能坚持3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到那时美国就会直接出兵援助我们，消灭共产党。那时，我们将令台湾、华南、西南的部队、飞机一起出动，来一个大反攻。打败共产党是不成问题的。你们回去把部队给我带好，我现在发3个月的“应变费”给你们，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到那时再论功行赏。

其实，1949年的11月，刘伯承、邓小平已率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了，重庆早已危在旦夕，可蒋介石还在闭着眼睛说大话，要军人们去为他送死。蒋为能使部队死心踏地跟他反共到底，又用银元来收买人心。那时物价飞涨，法币已成彩色纸券，不管用了，只有银元才顶用。蒋介石居中国四大家族之首，国家的财富集于一身，利用金钱大作文章，是他在军阀混战中得以起家并能战胜强硬对手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他为了保住重庆、稳定军心，才给重庆的部队抛出3个月的银元作诱饵。“内二警”当时领的银元，后来退守成都时曾用几个卡车装运，并派手枪大队护送，数目相当可观。

11月下旬，刘、邓大军已打到重庆的綦江、南川一带。蒋急命在成都的胡宗南调两个军来重庆“保驾”。胡是蒋的亲信之一，唯蒋命是从，立即用卡车将部队快速运至重庆。11月26日，俞济时电话告诉彭斌，要“内二警”立即开赴南岸布防，堵住南岸来的解放军。彭将情况告诉张佐斌后，张很吃惊，心想：“我们不是担任保卫蒋介石的任务吗，为什么要调走?即使要换防，按老规矩，也应当等来人接防以后再走啊!”于是，他诚惶诚恐，极为不安地直接打电话问俞济时：“局座，平时要新调地方都要有人来接防，今天为什么没有人接防就要我们开走?是否等派人接防之后我们再走?”俞当时很果断，简单回答说：“今天不等，立刻调南岸!”至此，张只好听从命令，将“内二警”开往南岸。这样，这支“御林军”到11月26日便结束了在重庆保卫蒋介石的警卫任务。

胡宗南的部队于26日当天晚上开到重庆，次日早晨，胡宗南第一军一个姓胡的师长率领一个师的兵力，接管了保卫蒋介石的任务。林园、飞机场等处都换上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在人民解放军快要拿下重庆之际换掉张与沙，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内二警”是刘湘系统的杂牌军，不是嫡系部队，蒋在末日临头之时，对他们不放心；其二，蒋向来用人多疑，怕他们担任警卫久了以后，掌握了他的活动规律；此外，蒋也知道彭斌早年曾在刘伯承部当过连长，现在刘、邓率部打来，就更需提防；其三，范绍增曾积极策动张佐斌倒蒋，恐怕蒋也有所闻，所以干脆借机把“内二警”推到前线，借共产党之手铲除异己，达一箭双雕的目的。

蒋介石从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中崛起，统治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现在由于违背了历史潮流，丧失了民心，其政权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行将彻底崩溃。张佐斌不由回想他追随蒋介石从内战到抗战，再到内战，出生入死，得到的却是饱尝他排除异己的苦头，每每思及于此，心中便极感愤懑。十多年来，蒋介石抑制、提防、轻视杂牌部队，通过这多年的观察，他们也看到了蒋氏政权失去人心，走向灭亡的趋势。同时，张佐斌等国民党军官也感到自己长期追随蒋介石进行内战，是愧对人民、愧对民族的。古人云：“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他们自认是“民族的罪人”。

在这最后的关头，自己应当走什么样的路?这些问题时常在张佐斌脑中出现，也时常搅得他心绪不安。

1949年11月，毛泽东主席曾指出，现在摆在国民党军政人员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蒋靠拢，以人民为敌，结果只能与蒋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与蒋决裂，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免得永远被人民唾弃。对毛泽东主席的谈话，虽然张佐斌当时并不完全理解、赞同。但这一点对于他以及类似的国民党官兵却是一个希望，是一条生存之路。国民党政权现在已经濒临灭亡，可蒋介石还要他们去作替死鬼，为什么就没有一点反抗精神呢?何去何从，是该认真考虑一下了。

尽管当时张佐斌等人不知共产党是否会原谅他们这些历史的罪人，但权衡整个利弊，与共产党血战一场，定死无疑，与蒋介百较量一番，成功了或可为共产党及人民作点贡献，求得人民的谅解，失败了无非是被蒋介石处死。于是，张佐斌便决定走反蒋之路，不再犹豫了。这样，他和几个朋友也就开始酝酿反蒋之事了。

当时，有一个名叫陈仲森的，是张佐斌的一个知己。他是张佐斌在重庆与人合办的至诚银行的总经理，张佐斌时为监察长，范绍增是董事长。范和陈俩人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故而他们三人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范绍增抗战时期是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八十八军军长，但他受蒋的排挤，到抗战胜利后被剥夺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最后，范又被蒋一脚踢开，他的八十八军被改编为一个师，即三六四师，由原来的副军长罗君彤任师长，范只好在重庆银行界、工商界自谋出路。因此，范与蒋结下了刻骨仇恨。

当时，范绍增与蒋的政敌李济深关系很好，李在上海会见了范，并要范回四川组织一支部队来抗蒋。但范自己两手空空，几经考虑，他遂托陈仲森与张佐斌商量，要张的“内二警”助他一臂之力。陈仲森与张相交至深，知道张有反蒋的意识。1943年张佐斌在綦江时就和共产党的地下党员陈希岭(解放后曾任綦江县政协副主席)很接近，并受其影响，思想较激进，只是因与彭斌有矛盾，故而对蒋敢怒而不敢言。这时陈、范要张佐斌与之合作，张当然表示全力支持，并说：“只要范老师吩咐，我姓张的无不从命。”范绍增是一个善使心术之人，他曾与杜月笙、杨虎等打得火热，在四川是个很有名气的袍哥大爷，在上海也曾名噪一时。范找到抗战时的上司顾祝同，从蒋的手里搞到了一份川东游击司令的委任状。

从此，他开始积极活动，组织队伍，准备与蒋干一场。由于他的活动有蒋的特务监视，他怕把事情弄糟，遂与张佐斌等人不辞而别，跑到大足县组织了一支l万多人的队伍，后在大足起义。因而他们之间合作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但张佐斌的反蒋念头并没有就此泯灭，准备一有可能就自己干。

当时促使张佐斌走向反蒋道路的因素有三条，一是他感到长期以来受蒋的压迫，自己的队伍与中央军有很大不同，闷气实在难忍；二是毛泽东的讲话使他开始反省自己的行动，范的所为给他树立了榜样，觉得范可干的事情，他同样可以干；最主要的一条是重庆有名的“九·二”火灾，把他推上了反蒋的道路。重庆“九·二”火灾系蒋指使其爪牙所为，但他们却嫁祸于共产党。火灾次日，重庆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龚克勋从牢房里押了两个犯人，说是共产党“放火犯”，并将二人枪毙于余家巷，暴尸几天。

“九·二”火灾烧死2万多同胞，财产损失上百万，可报上仅公布有8000多人被烧死。蒋介石看到自己政权将要垮台，但他不愿将西南重镇重庆完整地留给共产党，想趁溜走之际，亲眼看到重庆变成废墟。这场大火，便是其欲毁灭重庆的一次大破坏。于是，张佐斌下决心要尽自己所能来阻止蒋的进一步行动。

在当时那种黑暗的年代要反对蒋介石，就凭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办到的。“内二警”的总队长是彭斌，张是副职。完全控制“内二警”，没有彭斌的合作是不行的。虽然张、彭两人对蒋介石都有不满，但谁也不敢率先露之于外，否则杀身之祸随时在即。现在事态发展到蒋要把他们推到战争第一线，以阻止解放军入渝的地步，他们就不能不考虑携手反蒋的问题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已被人民解放军打得七零八落，“内二警”2万多人恐怕更不是刘、邓大军的对手了。这一点，张和彭都很清楚。但如果当时他们不接受开拔的命令，蒋介石恐怕不会放过他们，所以他们只得将部队拉到了江南岸布防：张佐斌率第一支队守土桥子——南温泉；徐蓬莱率第二支队守南温泉——黄角垭；第三支队由麦征甫率领守黄山—一大兴场一带。

28日，解放军向“内二警”发起猛烈进攻，“内二警”虽欲进行抵抗，但根本不是对手。张佐斌曾多次请求俞济时增援，却无回音。因无力抵挡，他们只得节节败退。蒋介石看到他们不断溃退，遂叫俞济时打电话给张佐斌 ，要他将部队开过江来，守浮图关到朝天门一带，以保卫国防部和杨森的总司令部。蒋介石把“内二警”作为牺牲品，奴役到这般地步，致使全体官兵怨声沸腾。

当时，刘、邓大军势如破竹，席卷长江，挺进重庆，即使来10个“内二警”，恐怕也不是对手。经过一番考虑，张佐斌认为与其送死，不如学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名留青史。于是，他和彭斌不约而同地萌发了一个念头：把蒋介石捉起来交给人民，以赎他们过去助蒋打十多年内战的罪过。关于这件事，陈仲森也曾多次对张佐斌说：“佐斌，蒋的林园和他的飞机都由你负责保卫，你也应当效法你的家门(指张学良将军)，把蒋捉起来。那才是大功一件!”张说：“如果范兄不走，我和他一起干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我要干，彭斌不合作，就难办了，我和他的关系你是知道的。”

彭斌和张佐斌尽管有矛盾，但到了这种地步，都不得不以“内二警”2万多人的生命为重，况且他受蒋的气比张还多。当“内二警”从南岸撤退过了长江后，张与彭便在菜园坝河边的沙滩上开始研究如何发动“兵变”、部署军队之事。彭斌说：“这次行动由张副总队长任总指挥，张副总队长可带几个支队先上去，第一支队摆牛角坨，第二支队摆曾家岩，第三支队摆上清寺，第四支队摆中山路，另外两个支队由我带上去。”张佐斌说：“遵彭总指示，我上去把部队摆好后，再听你的安排。”麦征甫说：“具体咋个搞法，是否先议一议?”由于当时他们是在河边，部队正在撤退之中，怕走漏风声，不得不小心从事。

彭斌说：“佐斌上去把部队摆好，待我上来以后，再到曾家岩总队部详细商量下一步怎么办。”由此可见，彭斌办事是很谨慎的，他怕把全盘计划告诉张后，张向蒋告密。尽管他话说得很含糊，但他表现出来的行动是要与蒋干一场。所以张佐斌也只好说：“行，我们指挥部仍设在曾家岩。不过，到时应当把各支队长、大队长也找来统一安排和部署一下。”当时，我们大家都避开说“起义”二字，但行动部署却分明是要实行“兵变”：用四个支队控制蒋在城内的力量，用两个支队捉蒋。研究部署这次“兵变”，只有彭斌、麦征甫和张佐斌三个人，各支队队长都不知道。就这样，张带了几个支队先行出发，彭和麦在后面组织撤退。

部队到达驻地不久，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原来防守国防部的三六四师罗君彤令部下用机关枪向“内二警”猛烈开火。当时张佐斌被搞得不知所措，不知罗为什么要打他们。事后我才知道，罗君彤是受杨森的指使才向他们开火的。因为杨森与彭斌的矛盾很深，杨离渝之前，不放心彭和他的部队，想趁机打死彭斌，打烂“内二警”，免得给共产党留下完整的部队。彭斌当时在下面看到上去的部队打得很凶，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还以为是张佐斌所为，背叛了他，一时不敢贸然上来。张在上面很久不见彭斌的影子，等得很着急，遂派第三支队副支队长张晋琮赶赴菜园坝去向彭斌请示行动办法。半小时后，张晋琮回来报告，说下面很乱，无法找人。

当天晚上9点多钟，重庆异常混乱，很多车辆开始向成都方向逃窜，有的熟人看到张就喊：“佐斌，快走，上成都哟!”张佐斌当时有心事，急等彭斌，无心理会他们。但张当时心中很是奇怪，蒋不是下令车辆只准进，不准出吗?为什么这么多车在往外面开?大约11点多钟，忽听重庆江北“轰”的一声巨响，全城的电灯顿时被震熄，这时的重庆更加混乱了。原来这声巨响是江北兵工厂火药库爆炸所发出的，后来他才知道这是蒋介石临走时指使特务实行的焦土政策。

找不到彭斌，难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张佐斌只好把部队往山洞方向开。殊不知一到山洞，彭斌却已先到了。张和他谈了一下刚才发生的情况，彭斌这才放下心来。正当他们准备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时，大约12点30分左右，他们突然看见有五部小汽车从林园方向开过来，经过山洞下面。由于电灯被震熄，他们没能看清是什么样的汽车，更不知是何人。开始他们还以为是进城的，但不久汽车转弯，驶往白市驿方向。

不一会儿，他们又看到三架飞机升上了漆黑的天空。这时，张和彭才恍然醒悟：原来是蒋介石及其随从已乘飞机逃离重庆。蒋介石原先跟他们说他在11月30日中午12点钟飞成都，杨森12点以后离渝，没想到现在蒋竟提前了12个小时出逃。后来他们听说，蒋介石提前离渝，是因他得知驻重庆附近的谢增新师已起义，共产党有一个师的兵力已直奔白市驿，欲封锁飞机场扣留他的飞机，故闻风而逃。这样，蒋介石乘飞机上天，他们在渝“兵变”，扣留蒋介石的计划也就夭折了。

蒋介石离渝赴蓉，部署他的成都“大决战”。他走后马上又命令“内二警”经川北公路赴成都待命。起义兵变未成，“内二警”没能把蒋介石扣住，重庆当时解放在即，留下来又恐生命难保，故而他们只得再次听命于蒋，将队伍开赴成都，继续与人民为敌。其时，“内二警”对蒋的成都决战还尚存一线希望，幼稚地认为美国真的会全力以赴援蒋，所以将部队开到了蒋所指定的地点：崇庆县及大邑县，受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指挥。王叫张佐斌驻崇庆，委张为崇庆的防守司令；彭斌驻大邑县，委他为大邑县的防守司令。

12月中旬，西南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绝大部分地区已获解放，昆明的卢汉、彭县的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都各有打算，蒋已很难指挥他们。王陵基为动员“内二警”准备成都大决战，亲自带了几个保安团跑到彭斌所驻的大邑县府，召集彭斌和“内二警”在大邑的支队长及当地保安团头头们开会。当时，人民解放军已打到了大邑，枪声很快在县城南门外响起来。王陵基的侍从几次报告给他，叫他快撤，但王的胆子很大，似乎一点也不慌张。直到解放军快打到县府时，王陵基方以每人给40块银元作奖赏，选了几十人组成“敢死队”与解放军硬拼，他这才乘车逃跑。

彭斌在开会时，见当时的情形很危险，便借口去厕所，独自一人提前跑了出来。张佐斌当时在崇庆的王场正集结部队，准备往灌县撤退。彭斌赶来，听张说军队要开灌县，遂点头说：“好，就开灌县，那儿离彭县较近，我们好与黄慕颜联系。”这时候，彭斌才向张道出了他内心要说的话。张知道黄慕颜是共产党派驻国民党九十五军他哥哥黄隐明军长处做起义土作的，彭斌与黄慕颜又是同学关系。张对彭斌说：“王陵基是杀人不眨眼的，你丢下他，一个人跑出来，国民党万一没有垮台会杀掉你的，你现在应当赶快派人去联系，早点起义为好。”

经过商议，他们遂派总务处长杨震华(解放后曾任成都市政协委员)、参谋长卢涤生去彭县与黄慕颜联系起义之事。接着，他们又召集总队部各主任及支队长以上的军官开会，商量如何起义的事情。彭斌当时内心很矛盾，因为他的妻子儿女都在台湾，当年蒋介石见未日来临之际，怕部下背叛他，遂将各部队首脑的家眷送往台湾作人质，如果谁对他不忠，就杀其妻子儿女。对彭斌的内心矛盾，张佐斌是理解的，但从大局出发，他只得得说道：“现在我们已是山穷水尽，不是考虑妻儿老小的时候。我们现应考虑的是‘内二警’2万多人的生命，要顾全大局。再说我们人都已派了出去，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张佐斌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杨震华、卢涤生到彭县不久，就给张佐斌来电，要他们做好基层干部的思想准备工作，以免到时出乱子。中共派往九十五军做起义工作的朱德清，是四川保安副司令林茂华的女婿，他告诉张佐斌等人说：“你们‘内二警’必须立即宣布起义，否则我们到时将以敌人对待。”杨、卢二人将情况告诉张佐斌等人之后，他们遂立即起草起义通电，其内容大意是：

北京：中共毛泽东主席

重庆：中共刘邓首长

我们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现已觉悟，宣布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拥护毛主席。现决定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通电起义。

内二警总队长 彭 斌

副总队长 麦征甫

张佐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通电发出后，党中央、刘、邓首长很快就给“内二警”回了电，内容大意是：“你们率部起义，人民表示欢迎，希原地待命。”

为了不使内二警和解放军发生冲突，杨、卢要内二警用红布做成五角星，摆在部队驻地周围，以表该部已通电起义。1950年元月，刘、邓首长第二次来电要内二警去邛崃，受三十四师指挥。解放军驻邛崃的三十四师派了一个陈参谋带了一个排前来石羊场，接内二警去邛崃。陈参谋说：“欢迎你们‘内二警’到邛崃，我们在那里给你们准备好了一切粮饷等。”起初，有的支队长害怕得要命，以为解放军要把他们弄到邛崃去收拾。

张佐斌说：“现住我们已经宣布了起义，共产党不会再打我们的。你们怕，我率一支队走前面!”大家见张佐斌的态度坚决，也只好将信将疑，部队遂得以顺利开往邛崃。到了邛崃，解放军对他们格外热情，士兵的住房、支队部、总队部，粮食、柴草等都给他们准备好了，大家这才感到原来国民党的宣传完全是假的，共产党人根本不积前怨，顿时消除了心里的疑虑。

不久，刘、邓首长又来电，要他们到泸州整训。最后他们被调到贵州遵义的鸭溪整编，“内二警”被改编为遵义军分区教导第二团，开桐梓县整训。张佐斌被调到遵义军分区任副司令员，彭斌为贵阳军区副司令员。当时，张佐斌和彭斌都没去上任，而是到重庆西南军政大学研究班参加了学习。该班学员是国民党在西南起义的将官以上干部。学期为6个月，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毛泽东著作选读等。

学习班结束时，张佐斌原来的朋友陈希岭邀他和康乃尔(时为西南局共青团负责人，后任川大校长)到他家吃饭。陈向康介绍说：“张大哥我很早就认识，他的思想较积极，是反蒋派，给我们党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不久，张佐斌和林茂华、喻孟群，还有一个宪兵副司令等四个同学，被推荐到西南军区作高参，张佐斌则表示愿回老家内江，终老于乡。后来，陈希岭又劝张佐斌：“张大哥，你在重庆住了这么多年，熟悉重庆，就当我们重庆的警备副司令嘛!”张佐斌还是婉言谢辞。他觉得投身于军界这么多年来，混迹于国民党军中，置人民的死活、国家的安危于不顾，实感有愧于国家和人民，所以不再愿为官。就这样，他告别了山城，回到了他的家乡内江，以任教为生。1949年后，曾任内江市政协委员、民革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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