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以围攻中原解放军为起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国民党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区后，由于兵力被解放军大量歼灭，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问题，蒋介石被迫从1947年3月开始，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

蒋介石早就视延安为“眼中钉”，他决心首先攻占延安，摧毁中共的党、政、军指挥中枢，以“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

胡宗南与蒋介石

一

对于进攻延安，蒋介石既心急，又心虚。1947年2月下旬的一天，他在其豪华官邸紧急召见了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白崇禧和陈诚一进屋，蒋介石没待他们坐定就迫不及待地问：“你们对延安的攻势准备得怎么样？”

“进攻延安的准备工作早已完成。”陈诚很有把握地说，“我们一等共产党在各地的人员撤回巢穴，就立即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好，要限令他们尽快滚蛋，如果到期不走，格杀勿论。”蒋介石急切地发狠道。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全面发动内战后，并没有立即关闭同中共代表谈判的大门，而是企图利用谈判掩护其军事进攻，并在谈判中提出种种苛刻条件，迫使中共终止谈判，以便把分裂和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方面。在此期间，中共代表团继续留在南京、上海等地同国民党谈判，进行维护政协协议的斗争，并用事实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使广大人民了解内战发生的真相。

1947年1月3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政府逼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及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随后，国民党当局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必须在3月5日之前全部撤退，并查封重庆《新华日报》。3月7日、8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全部工作人员分别撤回延安。至此，国共关系完全破裂。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要大举进攻延安了。

1947年2月底，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详细商定了直捣延安的作战方案。

胡宗南是浙江镇海一个办事员的儿子，189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字寿山，原名胡琴斋。黄埔一期毕业，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

胡宗南（中）进入延安后避开气派宽大的招待所，而是选择住在边区银行旁的窑洞

二

1947年3月10日，胡宗南同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等人抵达洛川县城。洛川是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前方指挥所所在地，胡宗南要在这里召开旅以上将领作战会议。会议于11日上午在洛川城西北角的洛川中学内的一中型石窑里举行。当身材短小，显得十分精悍的胡宗南走进窑洞后，在座的军事要员“唰”地站立起来，一个个身子挺得笔直。胡宗南在门口稍稍停顿了一下，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示意大家坐下。

胡宗南踌躇满志，以为建立“殊勋”的时刻到了。他威严地走到会议桌首席，并没有马上坐下，而是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宣布：“奉委员长命令……”

听到这几个字，将军们像往常一样忙不迭地要站起来，准备听候委员长的训令。但胡宗南摆摆双手，朝下扇扇，让大家不要起来。随后说：“奉委员长命令，我们要立即将盘踞延安的共匪老巢端掉。延安是共匪的心脏，拿下它，共匪就彻底完了。……委座希望我们加倍努力，迅速达成这一光荣使命。”

听到这动员式的开场白，将军们同时呼喊：“愿为委座效劳！”

胡宗南随后宣布，由薛副参谋长向诸位下达此次攻击延安的命令。

薛敏泉起立，走到张挂在室内的作战地图前，介绍陕甘宁边区中共军队兵力部署和对其行动的判断。

这是一张陕甘宁边区军事要图，抬头一看，可见两根很粗的红箭头像两条凶恶的毒蛇，从洛川和宜川起步逐渐向上爬，朝代表延安的的红五星扑去；另有两根纤细的红线，从榆林和宁夏向延安扑来。

薛敏泉手执木棍指向延安一带说：“根据绥署掌握的情报，共匪在陕甘宁的总兵力，为警备第一丶二旅和一个番号不明的旅，共2万多人，加上地方部队，最多不超过5万人。据判断，共匪的正规主力在临真镇丶金盆湾丶劳山一线，部分在延安附近。”

接着，薛敏泉介绍了友军的配合情况，最后宣布了作战计划：“我们攻击共匪的总兵力分两路。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为右路军指挥官，指挥所属三个整编师，由宜川北面的平陆至龙泉镇之间进入攻击位置，占领临真镇、金盆湾等地，然后沿着金延大道向延安的东北方向攻击前进；以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为左路军指挥官，指挥该军由洛川北面的段仙子至旧县进入攻击位置，占领鄜县（富县）、茶坊、甘泉等地，然后沿着洛河东岸和咸榆公路向延安西南地区攻击前进；以榆林邓宝珊一个军向南，以资配合；另通报甘肃、青海、宁夏的马家军，要求马鸿逵、马步芳派出三个旅的兵力向庆阳、合水附近进击。

左右两路军作战的分界线为洛川东四十里铺，南泥湾通延安公路之线，线上属左路军。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两个旅为总预备队，于进攻开始后策应两兵团作战；整编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率两个旅负责保护后方交通和前方的粮食、弹药补给。

在薛敏泉宣布的作战计划中有“整编军”、“整编师”，这“整编”是个什么概念？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其86个军缩编为80个整编师（每个整编师辖2至3个旅），师缩编为整编旅（每个整编旅辖2个团）。整编军相当于兵团，整编师相当于军，整编旅相当于师。

薛敏泉宣布命令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把木棍轻轻地放到桌上，向胡宗南瞟了一眼，然后对与会将领说：“诸位，看看有什么不明确的，请提出来。”

此时，室内鸦雀无声，谁也没有打算说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宗南做出的决定和计划是容不得别人提反对意见的。

胡宗南见大家都不吭声，就补充一句：“这个计划已经委员长和国防部核准，委座很满意。”为了活跃一下会议气氛，他侧过身对裴昌会说：“裴副主任，你谈谈。”裴昌会被点将似的点了名，急忙将交抱的胳臂分开，说：“本人对计划没有任何意见，完全赞同。”先是表个态，然后说：“需要通报的是敌军方面的情况。共军在西北的野战部队不是3个旅，而是6个旅2.6万余人，另还有三个地方旅和一个骑兵师1.6万人。”他鼓励说：“我们的人马合起来是34个旅，25万人，在兵力上处于绝对优势。我们应遵照蒋委员长的命令，胡长官的意图，努力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奠定西北局面。我们胜利在望啊！”

裴昌会的讲话很合胡宗南的胃口。胡宗南带头鼓掌，大家也跟着拍手。

看到气氛活跃起来，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胡宗南又发话了：“都讲讲。董军长，你说说。”

此时，董钊正坐在胡宗南右侧的位置上，他皮肤粗黑，额上有层层叠叠的皱纹。这位关中汉子脸色十分险沉，自听到作战计划后他更是紧闭着嘴。他在同中共军队的多次较量中已深深体会到共军的厉害，对这次攻击行动他更是觉得把握不大。当顶头上司胡宗南点到他时，他无奈地应付了一句：“没有啥好说的，干就是了。”

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站了起来，他提醒大家说：“我们这么多军动行动，共军总部是不会不知道的。兵法上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根据我的判断，我军在抵达延安前，不会发生大规模战斗，可能只有局部战斗，较大的、激烈的战斗将是在占领延安，越过延安之后发生。那时，共匪会从山西调来一、两个纵队，在他们认为有利的地形上进行伏击或抗击。对此，我们应谨防中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刘戡的发言似乎多少说出了部分带兵将领心里的担忧，所以，很多人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胡宗南马上说：“好！好！刘军长言之有理，切中要害，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但是我们也不能顾虑重重，畏首畏尾。目前，共匪处于颓势，我们胜利指日可待。诸位精诚团结，共御国贼。此役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胡宗南的话音一落，在座将领齐刷刷地起立，纷纷表示：“愿为党国效劳！”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从本月12日开始攻击，祝大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胡宗南与裴昌会交换了一下眼色，想结束这次会议。

“我想谈点意见。”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遵站起来。

胡宗南没想到他还要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一时有些发怔。旁边的裴昌会见状，赶忙向王应遵颔首说：“你讲，你讲。”

“我认为，进攻延安没有什么问题。”王应遵说，“但是战斗准备是胜利的先决条件，由于我部刚从晋南移师河西，给养和弹药都还在补充当中，12号发动攻击，时间有些紧张。”

正当王应遵要继续陈述理由时，胡宗南打断了他的话：“其他部队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

有几个军、师参谋长都说有这个情况，12号进攻有些仓促。

胡宗南听到报告，便将头偏到裴昌会跟前，同他低声说了几句，然后宣布：“那么12日再准备一天，13日攻击，三天内拿下延安，向委员长报喜，向六届三中全会献一份厚礼！”说完，起身离开座位，朝窑洞口走去。

毛主席转战陕北

三

蒋介石进攻延安，国共两军的兵力对比为10:1，陕北解放军的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陕甘宁边区只有150多万人口，土地贫瘠，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很困难。由于兵力过于悬殊，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敌我情况后，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就在胡宗南进攻延安的部队悄悄自洛川、宜川开始运动时，3月8日，延安各界召开了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和保卫毛主席的战斗动员大会。到会的一万多人，除了尚未转移的机关人员、学校师生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从延安周围赶来的农民和民兵。会场上人山人海，红缨枪、步枪以及千万只高举起的臂膀，充分表现了延安人民和陕北解放军将士对蒋介石的愤怒及保卫延安的决心。

大会在战斗的气氛中进行。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都讲了话。

彭德怀副总司令在讲话中说：“蒋介石、胡宗南调动大军，打我们的边区，我看完全能消灭它。有人问我：有什么证据？证据在哪里？这自然是有证据的。1935年，陕北的刘志丹只不过三千人，后来来了一个徐海东也不过三千人，最后中央红军开到陕北，也只有七千人，共计不超过一万五千人。敌人有多少呢？我记得一百零一个团，三十万人。国共兵力是二十与一之比。当时我们在南线，过黄河到山西，后来又回渡黄河到西线，都是无往不胜。打得东北军讲了和去抗日，打得阎锡山心惊肉跳在太原坐不稳，打得马鸿逵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兵败山城堡，最后蒋介石也在临潼受到了教训……今天胡宗南却只有三十五个团，而我们比那时一万五千人就多得多了。”

讲到这里，彭德怀停住了，大声问大家：“同志们说，我们能打胜吗？”

“一定能打胜！”一万多名群众齐声响亮地回答。

“是的，我们一定能打胜的！”彭总望着情绪激昂的群众，显得格外激动。只见他挥动双臂，说：“十一年前，我们打胜仗，现在我们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我们一定要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把胡宗南消灭在边区！”

群众沸腾了，异口同声地高呼：“坚决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大会过后，在八路军、人民解放军保卫下过了十年和平生活的延安人民，立刻行动起来，他们重新拿起武器，组成农民自卫军，准备打击来犯之敌。

敌人大兵压境，枪炮声越来越近，延安大规模撤离却没有发生任何混乱，备战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非战斗人员沉着地进行疏散。在著名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大门口，一串串的驮载队出发了，驴子背上架了两只垫着羊皮的摇篮，里面安详地睡着婴儿；一些重伤号，也舒适地躺在担架上，由四个人抬着，一步一步地走下山坡。农民们也牵着驴、赶着牛、带着零零碎碎的东西，从容地向山里转移。为了坚壁清野，他们不但把米面口袋和一些能带着的器具带走，还把不能带走的粮食、家具搬到山里埋起来。

保卫延安的防御部署也随之展开：以教导旅、警备七团在鄜县、临真镇以北地区进行运动防御；以第一纵队和新编第四旅于鄜县西南地域待命出击。以警备第一旅和警备第五团在关中及陇东地区寻机打小的歼灭战。

从3月13日起，胡宗南指挥十五个旅共约十四万人，分别从洛川、宜川开始分多路以密集队形发起攻击，兵锋直指延安。国民党军飞机分别从西安、太原和郑州机场起飞，掩护其进攻的部队，并出动四十五架飞机对延安实施狂轰滥炸。3月13日下午，几架敌机呼啸着朝王家坪俯冲下来，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爆炸。随着一声巨响，爆炸掀起的气浪冲进毛泽东的居室，冲倒了桌子上的热水瓶，正在伏案批阅文件的毛泽东镇定自若。

警卫参谋贺清华和大伙儿一起迅速扑灭了窑洞前的大火，然后跑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只见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在看墙上的地图。见大家进来，毛泽东问：“客人走了吗？”

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贺清华问道：“谁？谁来了？”

“飞机呀。”毛泽东朝天上指指，说：“喧宾夺主，讨人嫌。”

大家笑了起来。贺清华把捡来的一块锯齿状弹片递了上去，说：“主席，这是刚从窑洞前捡来的弹片，好险哪，赶快转移吧。”

毛泽东接过余热尚未散尽的弹片，在手中掂了掂，轻松而又风趣地说：“可以打两把菜刀。”

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延安

四

3月1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等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同时命令边区部队迅速调整部署，以陕甘宁边区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

保卫延安的战斗最激烈处是在金盆湾一线。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师以整编五十一旅和整编六十一旅分两路发动持续冲击，但始终进展缓慢，原因除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层层阻击之外，还有民兵埋设的大量地雷给国民党军官兵造成了极大的心里恐慌。金盆湾以南约十里的一段地区，民兵到处埋设土造地雷，进攻部队在前进途中不时发生触雷事件，炸死炸伤人马不少。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搜雷扫雷工作，因之行动甚为缓慢。

3月16日，胡宗南部全线突破保卫延安的第一道防御阵地。为了给党政机关和群众撤离尽量争取时间，彭德怀调整部署，白天以少量部队死守要点，夜晚出兵袭击敌军主力，迫使胡宗南部每日推进不足五公里。

3月18日上午，胡宗南部兵临延安城下，市内已听到清晰的枪声。下午，枪炮声更近了。前线传来消息，胡军大部队离延安只有30里了，中央机关最后一批工作人员，都已在部队掩护下向北转移了。但毛泽东、周恩来仍在王家坪办公。彭德怀很着急，几次劝说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可毛泽东总是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什么样子。”

没办法，彭德怀只得把毛泽东的警卫参谋和警卫排长叫到自己窑洞里，神情十分严肃，郑重地对他们说：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也希望毛主席早过黄河。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不愿在敌人打来的时候离开陕北人民，而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你们是直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战士，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

最后，他以命令的口气说：“毛主席一向不顾自己，必要时，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部分领导人，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的窑洞里举行会议，研究撤出延安后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的对国民党军进攻的作战部署问题。其间，由于敌机轰炸，会议移到防空洞内继续进行。

黄昏时分，枪炮声更近了。据侦察人员报告，敌人的便衣已经到了七里坪。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没有走。负责掩护他们撤退的部队，每个人都替领袖们捏一把汗，着急的不得了，彭德怀、习仲勋等再三催请毛泽东启行。但毛泽东却微笑着说：“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

过了一会儿，从黄河东岸带兵赶来保卫边区的王震将军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后，毛泽东又接见了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这些从前线下来的旅、团级干部，对延安有着很深的感情，对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不太理解，有的人甚至认为丢了延安，就是丢了革命。

毛泽东笑着对这些干部说：“蒋介石要来了，我们要搬家，给他们打扫房子嘛，大家都忙一点。”这些旅、团级干部心头沉闷，一个个都不吭声。

毛泽东知道，必须对这些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放弃延安。于是，他便解释道：“我军作战历来不在于一城一地争得失，主要是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进攻陕北的敌人有二十多万，在陕北的我军只有两万多一点。我们的力量一下子不能把敌人完全消灭，所以我们要撤离延安。敌人进攻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蒋介石以为占领了延安他就大获全胜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

毛泽东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把延安比作一个装满金银的大包袱，而把蒋介石和胡宗南比作半路打劫的强盗。他说：

有一个人，武艺特别高强，背着一个装满金银的沉沉的大包袱，碰见了强盗。如果他舍不得丢掉大包袱，他的手脚就不会灵便，武艺再高也打不赢，没准还送了性命。如果扔掉了包袱轻装上阵，大展拳脚，那他既可以打败了强盗，也可以保住他的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手中。

浅显、通倍、形象的一番话，就像一股和煦的春风，驱散了凝结在人们心头的寒意。

当这些干部动身离开毛泽东住所时，毛泽东把大家送到了门口，一边同干部们握手，一边把握十足地说：“请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一个全中国，蒋介石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并和大家相约，“我们下次见面可能在南京、上海，也可能在北平，可能不在延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听了毛泽东这番话，这批干部个个都哈哈大笑，一个个满怀着革命必定胜利的豪情壮志，精神抖擞地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

周恩来再次请毛泽东动身，毛泽东这才说：“好吧！吃罢饭就走！敌人要来那就请他来吧！我们把窑洞打扫干净，桌椅放端正，茶壶茶杯摆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一直到晚上8点，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才坐上汽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生活和战斗了十个春秋的延安。

最后离开延安的是彭德怀。3月19日拂晓，将执行阻击任务的各部队撤退路线部署妥当后，彭德怀在窑洞里来回踱了几圈，看了看他很熟悉的桌子、椅子和床板，然后招呼部下：“走！”

参加保卫延安作战的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各部队，经过六天六夜的战斗，歼敌5000余人后主动放弃延安。延安保卫战结束。

毛主席、周恩来、朱德

五

蒋介石坐镇南京黄埔路官邸，守着电台和电话机，希望随时传来攻占延安的捷报。因为胡宗南曾向他作过保证：奇兵突袭，三天可拿下延安！他当时不很相信，便对来找他的国府委员吴忠信说：“三天，谈何容易？我看，胡宗南要是五天能攻下延安就不错了！”

果不其然，三天后接到国防部报告：胡宗南大军遇到共军的顽强抵抗，右路军才到达临真镇、金盆湾，左路军刚攻占甘泉县的劳山。

第五天，国防部报告：胡部在金盆湾、南泥湾裹足不前。气得蒋介石骂出了蒋氏的口头禅：“娘希区！”

第六天，即3月18日，胡宗南亲自向蒋介石报告：右路军的前锋，已攻到延安城下和宝塔山一带。蒋介石的面部表情这才由阴转晴。

再说，3月18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命令整编第一师和整编第九十师竭尽全力攻击。上午，第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亲自到前线督战，攻至狗梢岭，遭到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教导旅的猛烈反击。下午，解放军教导旅奉命向北撤退，敌整编九十师这才得以进入狗梢岭以西地区，敌六十一旅先头部队距离延安城只有15华里，因时已黄昏，只得停止前进。

敌整编九十师师部在杨家畔宿营，敌六十一旅参谋长赶来向师长陈武报告说：“我们窃听到延安共军电话，共军指挥员给南线守备部队下达了命令，要他们迅速撤离战场”。敌整编九十师师长陈武听了，兴高彩烈地说：“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争得攻占延安的头功了！”

陈武当下与随行参谋说：“第一师现在还在杨家坪的左后方，比我们落后15华里，明天若要按规定前进，当他们到达我九十师现在这个位置时，我们早已占领延安了！”

正在交谈时，董钊军长打来电话，传达了胡长官的命令：首先攻入延安城的部队，赏法币一千万元。这一晚，陈武像注射了兴奋剂一样，久久难以入眠：明天，我和九十师可以名利双收了！

正当陈武为明天的“胜利”浮想联翩时，贴身卫兵打断了他的美梦：“师长，师长，军座电话。”

他急忙爬起来，拿起电话，听到董钊那坚定而不容置疑的声音：根据胡长官的命令：整编九十师明天上午九时开始攻击，“攻击目标为宝塔山至清凉山之线以东地区。”

陈武像被浇了一头冷水，一下气懵了。这道命令无疑打破了他的美梦，九十师不能先入延安，而让第一师赶到九十师前面，抢摘占领延安的胜利果实。他一下子被激怒了，真想对军长董钊发脾气，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很不情愿地说：“是，军座。”

陈武实在气不过，让警卫员找来参谋长和有关作战参谋，传达军长的命令。他也看出属下的情绪，便发泄了一通：

“我们九十师连续两日担任强攻任务，牺牲很大，而第一师只不过是‘跟屁虫’。现在眼看延安城唾手可得，却让我们九十师上宝塔山，而让第一师去夺首功，实在欺人太甚，真是岂有此理！”

这一夜，陈武再也没有睡着。

胡宗南之所以突然下达这样一道指令，是有他的如意算盘的。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第一旅，过去号称“天下第一师”，它是国民党军组建最早的部队，北伐时由黄埔教官刘峙为师长。胡宗南自己在这支部队中从连长一直到师长。抗战后，经过整编，第一师易为第一整编旅，第一旅依旧保持着师的规模，旅长为中将，团长为少将。因为，第一师是胡宗南的起家部队，他本来就有些偏爱，这次要第一旅攻占延安，可以再显示其“天下第一”王牌师的威风。另外，还可以避人耳目。原来，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前不久在陇东与共军作战时大部被歼，胡宗南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立即从其他部队抽调精锐，重新装备成第一旅，如果由这支部队拿下延安城，国防部也就不会再去追查第一旅曾被歼之事。

3月19日清晨，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争先恐后地插进整编第九十师的攻击正面，强占了整编九十师在杨家畔村边的前进道路。陈武听到汇报后，十分气愤，派一名作战参谋领人前去阻挡。没想到第一师部队不仅不让道，有一个满脸络腮胡长的团长竟上前揪住九十师作战参谋的衣领，骂道：“我们奉胡长官的命令攻占延安城，你小子挡什么道，难道不要命了。九十师算个×，贻误了军机，不光你的脑袋落地，我看你们师长的脑袋也保不住！”

陈武听了作战参谋的汇报后，气得浑身发抖，几次摸身上的手枪，要带着卫兵去找第一师那个大胡子团长算账。在参谋长等人劝说下，陈武的怒火才平息。

上午10时，敌整编第一师第一旅的攻城部队在飞机掩护下，用两个营的兵力向延安老城的西山顶突击，未受到解放军的任何抵抗。这个所谓王牌部队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空无一人，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

蒋介石抵达延安

六

胡宗南在洛川接到董钊关于第一旅“经过血战”，“歼敌千余人”，首先占领延安的电报后经反复推敲，便督促洛川前线指挥所的参谋们捏造战绩，上报国防部。

胡宗南在电报中亲笔添上：“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在十九日上午十时占领延安。是役毙敌俘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战果正在清查中。”

当时，副参谋长薛敏泉提醒胡宗南：“蒋先生和国防部都知道，共军在延安的总兵力不过两万余人，这五万怕引起怀疑吧！”

“共军难道不会增援吗？”胡宗南振振有词地答到。他说，“延安是中共首脑所在地，他们不断增援防御，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再说，边区还有大批民兵，这五万人有什么解释不清呢？”

薛敏泉无话可说。正在兴头上的胡宗南，让参谋长盛文将捏造的战报上报南京。

很快，[中央社西安十九日下午五时急电]便见诸报刊和广播电台：共军为配合莫斯科会议向西安发动大规模攻势，今已为国军摧毁。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十时为国军完全收复……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两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十时，完全占领了延安。

蒋介石接到攻占延安的战报后，如沐春风，大喜过望，喜笑颜开，高兴得合不拢嘴，立即给其心腹爱将胡宗南发去嘉奖电：

宗南老弟：

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占延安，功在党国，雪我二十余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 中正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特颁“河图勋章”授给胡宗南，并将胡宗南由中将晋升为二级上将。

胡宗南收到嘉奖此令，兴奋不已，决定亲赴延安前线视察。

3月24日中午，胡宗南进入延安城，在那里召开庆功会，奖赏“有功”官兵。享受荣耀的胡宗南，得意洋洋地对记者宣称：毛泽东已成流寇，我国军正在大举追剿，消灭陕北共匪指日可待。

胡宗南进入延安第二天，他来到毛泽东住过的窑洞，在窑洞里的桌子上他看见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这张字条是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胡宗南不得而知。

胡宗南进入延安第四天，他突发奇想，何不来个双喜临门呢？！他告诉随行人员：“我要尽快飞回西安结婚！”

已过天命之年的胡宗南，难道还尚未婚配吗？不，在胡宗南的人生中，曾有过一次灰暗的婚姻。那是他从湖州公立吴兴中学毕业后在浙江孝丰县高等小学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时，曾娶了一位叫梅秀棠的女子为妻，梅是胡宗南的元配。据说，梅秀棠的娘家是孝丰县在数的富户，而她本人又生得十分美貌，还知书达理，是孝丰城有名的大美人。胡宗南婚后回学校教书，留下如花美眷的姣妻一人在家总是不放心。梅氏天性好热闹，喜欢看戏，胡宗南不许她一个人出去看戏。有一次胡宗南从学校回家，却发现梅氏没有听他的话，独自一人去看戏。倔强的胡宗南勃然大怒，自此便对梅氏不理不睬，每次回家也拒绝与她同房。梅氏觉得颜面全无，过了几年抑郁的生活，终于病死，也应了那句“红颜薄命”的古话。

妻子死后，二十八岁的胡宗南投笔从戎，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由于身高不足一米六，体检时被淘汰，经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特许参加考试而被录取。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数立战功，从排长、副连长、营长、副师长，逐渐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三十一岁那年，成为国民党中央军第一师中将师长。以后，他历任国民党中央军第一军军长、第十七集团军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军团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的西北王。

戎马倥偬十余年，为报答蒋氏的知遇之恩，只顾为老蒋效忠却忽视了自己的婚事。

西安事变之前，已当上中央军第一军中将军长的胡宗南还是个“钻石王老五”。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欲将她十分宠爱的姨侄女孔令伟介绍给胡宗南。孔令伟是孔祥熙与宋霭龄生的二女儿，但知道孔令伟大名的人却不多，“孔二小姐”的称呼却名噪一时。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孔二小姐的种种怪癖，胡宗南早有所闻。孔二小姐擅骑术、游泳、打枪、还会开汽车，总喜欢打扮得像男人，西装笔挺，俨然一翩翩少年，她不喜欢人家叫她孔二小姐，却要手下人叫她“孔二先生”。

碍着蒋夫人的面子，胡宗南不得不去蒋介石官邸跟“孔二先生”见面。见面后，“孔二先生”对刚达不惑之年的西北王胡宗南倒十分满意。可是，胡宗南见孔令伟身着猎服，脚蹬长统马靴，手提皮鞭，腰间还别着一支小手枪就倒了胃口。这像什么样子？哪有一点女性温柔？我白天在军营里、在训练场上、在战场上见到的都是穿军装的官兵，回到公馆见到的又是个不男不女的穿军装的。想到这里，胡宗南便立刻对宋美龄说：“报告夫人，在这‘剿共’的紧要关头，宗南无心无意谈个人婚事，一心一意在蒋委员长统帅下‘剿灭’共党！”

宋美龄有些感动地说：“‘剿共’是党国大事，你的决心很好！”边说边将胡宗南引到小客厅，小声地问：“你对令伟的印象如何？她天生豪放，女生男相，很像我！”

胡宗南婉言推托道：“宗南一介武夫，对二小姐高攀不上。军政部正等我去谈话，好，我先走了！”说完，胡宗南给宋美龄敬了个军礼，转身快步离开客厅。

这下子，宋美龄什么都明白了。

现在胡宗南要跟谁结婚？他要跟金陵大学女教授叶霞翟结婚。

1913年，叶霞翟出生在浙江省松阳县西屏镇一户普通人家，原名叶霞娣。叶霞娣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29年，十六岁的她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省立处州初级师范，在松阳县立成淑女子小学任教。1931年考取浙江大学农学院，时年十八岁。

在浙江大学农学院读了不足半年，叶霞娣即转入浙江省警官学校第三期甲训班。毕业后改名为“叶霞翟”，分配至戴笠为局长的军统局机要处任职，1935年又入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抗战前夕的1937年春，经戴笠牵线，叶霞翟结识了胡宗南。当时，二十四岁的叶霞翟，是上海光华大学大三学生，而四十一岁的胡宗南则为国民党第一军中将军长。尽管双方年龄差距十七岁，但却一见钟情，甚为投缘。胡宗南赠诗叶霞翟，诗中写道：“纵无健翮飞云汉，常有柔情越太华。我亦思君情不胜，为君居处尚无家。”后因抗战爆发，胡、叶婚事一拖再拖。1939年，叶霞翟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赴美国留学，先后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攻读，获博士学位。期间，胡、叶二人不断鸿雁传书，可谓情意绵绵。

在叶霞翟即将走出国门时，胡宗南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吾妹此次远渡重洋，去国离乡之感，离愁密密，兄因职务在身，未能亲来话别，尚希旅途保重，俾免思念”。

1944年，叶霞翟学成归国，先后就任成都光华大学、金陵大学教授。因胡宗南曾向蒋介石、宋美龄发过誓言：“匈奴不灭，无以家为”，即不驱逐日寇出中国，决不成家。所以叶霞翟虽然从大洋彼岸回国，胡宗南仍无成婚的念头。

抗战期间，胡宗南的部队驻扎西北，但并不是为了抗战，唯一的任务是监视、封锁、包围延安，准备选择适当的时机，闪击延安。攻占延安，一直是胡宗南的梦想。现在，拿下延安，中共首脑被国军打得狼狈逃窜，胡宗南喜不自胜，感到功成名就，该是洞房花烛之喜的时候了！

相恋十年的胡、叶终于喜结连理。五十一岁的胡宗南当上了新郎、新娘叶霞翟虽然三十五岁，但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照人。

胡宗南和叶霞翟的婚事很奇特，用叶霞翟的话说：“我和琴斋（胡宗南原名）的婚恋既是马拉松式又是闪电式。马拉松，光恋爱就谈了十年；闪电式，我头天在南京接到电报，第二天就飞西安结婚，婚后第三天，他又送我回到南京。”

《观察》周刊评论道：“胡宗南这个神秘的不娶将军，居然因为延安攻下，素志得偿而结婚了。他该是如何兴奋，以为从此西北可以稍定了，十年戎守自此可以稍松一口气了。”

婚后，叶霞翟为戎马一生的胡宗南生育了四个子女，即胡为真、胡为善、胡为美、胡为明。

胡宗南部与中外记者团主要成员合影

七

南京国防部根据胡宗南捏造的战绩，大肆宣传。一些为美、蒋捧场的反共报刊记者也自然而然地为国军收复延安而跟着摇旗呐喊。除了国民党中央社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造谣外，国防部新闻局还专门编印了一本叫做《收复延安》的书。书中说：“共军被俘及投诚者达万余名，共军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及教导一旅全部被歼等等。”这些所谓“胜利”的消息一传开，蒋管区的一些中外记者都一致要求南京政府组织他们到延安去参观战绩，采访战地新闻。蒋介石让国防部通知胡宗南：十天后，中外记者团要来延安参观，必须做好一切接待准备，以让全国人民“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这一通知使胡宗南着起慌来。他立即召集绥署有关处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能将这些记者引到指定的地方参观。胡宗南当即指定绥署第二处处长刘庆曾、新闻处长王超凡两个人负责筹备，成立一个“战绩陈列室”。

刘、王二人和一些有关人员受领了胡宗南的指令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费尽了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派人抓了两三千个老百姓，成立一个所谓“爱国青年招待所”，把这些抓来的人编成大队、中队和班，关进这个招待所。这些被抓来的老百姓，以为胡匪要他们当兵，可是胡匪却给他们每人发了一顶毡帽。胡军队长给大家训话说：“不久外边的人要来参观，他们来了要问你们，你们就说自己是共军的俘虏，说错了就枪毙。”

队长还给这些“俘虏”分了工，有的当“三五八旅”的，有的当“三五九旅”的，有的当“教二旅的，队长还对“教二旅”的一个“俘虏”说：“人家要问你们旅长是谁，你就说是罗亚平，在金盆湾被打死，全旅被歼灭了。如果问起连、排长的名字，你们就随便编一个。”

另外，他们还抓来一些年轻妇女，强迫她们剪短头发，冒充解放军的女兵。

对于缴获武器一项，胡宗南派人将西安仓库里旧武器和旧装备运到延安，又抽调第十七师（驻甘泉）一批三八式和汉阳造的步枪以布置战利品展览，不足的步枪和一些轻重机枪就近从延安警备部队中抽调，采取白天将枪支送到“战绩陈列室”，黑夜又偷偷地送还部队，以备解放军和游击队夜间偷袭。所有武器都贴上标签，注明缴获时间、地点。此外，还训练一些参谋人员，担任“战绩陈列室”的讲解员。

与此同时，他们还抽调一部分工兵，星夜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并用木牌分别标明这是国民党军的阵亡“烈士”或共军“战死者”的坟墓。

最让胡宗南头疼的还是“俘虏”问题。人数实在远远不够，经过研究，胡宗南命令整编二十七师来完成这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整编二十七师不但要挑选一部分士兵充当共军的俘虏，而且还要挑选出三名军官，其中两个充当共军团长，一个充当共军的旅长，并抓紧对这些“俘虏”进行对答问题的训练。

几天之后，胡宗南亲自检查了“俘虏”的准备工作。在查问一个冒充共军被俘旅长的军官时，胡宗南火了。这个精心挑选出来的湖南人，见了胡宗南不停地点头哈腰。胡宗南厉声说，满口的国军腔，哪有一点像共军？胡宗南亲自点拨：共军要“骂娘”，就是骂蒋介石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要用共党的语气，要骂出“被俘不屈”的样子。可这个湖南籍的下层军官无论如何也不敢骂蒋介石，也装不出大义凛然的样子。胡宗南板着面孔说：“做得好，升官；如果说出这是谁布置的，砍头。”胡宗南走后，这个军官只得无时无刻不在认真排练。

当中外记者到了西安后，由于所谓“战绩陈列室”一些伪装工作还未完成，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就借口延安方面气候不宜飞行，以迟滞新闻记者的行程。

紧急行军的解放军

八

4月初，三架飞输机载着由国防部政工局局长兼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邓文仪领队的“中外记者团”、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领队的“陕西视察团”及“武汉参观团”、“京沪慰问团”陆续降落在延安机场。这下可忙坏了“招待所”的负责人，他们提心吊胆地用好吃好喝招待这些团体，生怕那些假俘虏给他们揭了底。

但是，假是难以乱真的，更乱不了有着老鹰般眼睛的众多记者。

中外记者团分乘六辆大型美式吉普车，在延安各处采访。

延安南北城门上面，留有共产党军队的防御工事，城墙上的政治标语已被国民党军涂掉、铲掉。由于延安城并未直接陷入两军交战战火中，古城显得完整无缺，这一切都毫无保留地映入中外记者的眼帘。记者团参观中央大礼堂。中央大礼堂建筑宏伟，是著名的中共“七大”召开的场所。长35米、宽30米，可容纳数百人。记者团成员为这座建筑的气势赞叹不已，纷纷站在中央大礼堂外面摄影留念。

当参观“战绩陈列室”时，一位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活的美国记者问一名“俘虏”：“你是干什么的？”。

“俘虏”说：“我是个俘虏”。

“过去做什么？”，

“当民兵”，

“民兵做什么？”

“就是开了两年荒”。

这一句话，惹得参观的人哄堂大笑。

由那个国民党军军官假冒的共军旅长陈国栋，王超凡故意把他安排在阴暗的房间里，让记者们无法看清他的真面目。“陈国栋”斜倚在床上，沉默不语，一旦打开话匣，又刻意表现“不屈不挠”的架势。记者们很快发现，这种极不自然的“共产党的硬汉”作风完全是模拟出来的。

有一位美国记者在“战绩陈列室”看到一些美式火炮和机枪时，就用汉语向解说员提出疑问：“你们宣传共军不是只有小米加步枪吗？这些新式的美国火炮和美制轻重机枪，这些新造的中正式步枪，共党部队怎么弄到手的？是你们配发给他们的吗？还是共产党缴获过去的？有的枪炮还有你们部队番号和代号呢！”

讲解员一时瞠目结舌，陪同参观的新闻处长王超凡也回答不了这许多的实际问题，只得“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断地转移话题。

有一位英国记者在给延北俘虏管理处的一些俘虏拍照时，好像觉得有一个俘虏的面孔很熟悉，与前一天在延东俘虏管理处拍的一个俘虏很像，便试探着问：“昨天我们不是见过面，而且还交谈过吗？今天，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俘虏”知道露了“馅”了，怕被上司知道了挨整，便一句话也不说。后头一个“俘虏”小声地说：“俘虏人数不够，把我们调来调去。”一句话道破天机，记者们议论纷纷。

记者们感到受到了愚弄，就找到刘庆曾，问这些“俘虏”到底是怎么回事？刘支支吾吾，也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颇具戏剧性的“收复延安”的战绩，最终暴露了真相。

胡宗南弄巧成拙，真是骑虎难下，他把两位处长找来痛骂了一顿。但一切都晚了，不少记者连攻下的延安是座空城的内幕也搞到手了，他们将这次赴延安参观的所见所闻写成披露文章公布于世，一时间成了笑料。

胡宗南，1950年兵败去台湾，曾在大陈岛指挥国民党军沿海游击部队骚扰大陆。去台后历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1962年2月14日，因心脏病病逝。生前为陆军一级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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