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出身贫寒，只念过3年私塾，是在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说：“我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什么工作方法，指挥水平，领导艺术，一切都是学来的。”“军事上是从徐向前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恩来直接指导的，毛泽东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1974年，毛泽东与李先念亲切握手
第1章：“军事上是从徐向前那里学来的”
1909年6月，李先念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李家大屋。9岁入私塾读书，12岁因家贫辍学当木匠。1926年10月，他扔下斧子拿起枪杆子参加了革命。
1929年6月，徐向前到鄂豫边区任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师长。李先念率黄安县九龙冲乡游击队编入新扩建的红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班长。徐向前带兵严字当头，出操站队，瞄准射击，都按正规要求训练，同时加强政治教育、文化学习，对游击队的“游击”习气进行彻底改造。李先念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受到同志们的好评。
徐向前率红三十一师连续粉碎了“罗（霖）李（克邦）”、“鄂豫”、“徐（源泉）夏（斗寅）”三次“会剿”。在这三次反“会剿”战中，徐向前与李先念相识。1929年底，李先念转地方工作，任高桥区、（黄）陂（黄）安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10月17日，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召开“扩红大会”，李先念在大会上说：“这次参军，我带个头，首先报名。”会后，他带领300余名青年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他任政治委员，与徐向前直接接触就多了起来。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11月10 日，李先念第一次指挥一个团作战，由于他对军事指挥不太熟悉，攻打课子山未果，使他痛感学习军事指挥的重要性。
为此，李先念在团里虚心向熟悉军事的团长吴云山学习，向下级营长孙玉清学习。更注重抓住机会向徐向前学习，对徐的每次战斗部署都潜心研究、用心琢磨，有时还当面向徐请教。徐称赞他作为一名政治干部如此认真学习钻研军事指挥难能可贵。在徐向前的带领下，经过几次战斗的锤炼，李先念初步掌握了游击战法。
在第三次反“围剿”的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 四大战役中，李先念、吴云山指挥的红三十三团因战术灵活、作风顽强、战绩突出，被鄂豫皖中央分局授予 “共产国际团”的荣誉称号。这是鄂豫皖红军的最高荣誉和奖赏，李先念和全体指战员深受鼓舞。
李先念肯动脑子，从徐向前那里学到了不少作战经验，加上战斗实践的锻炼，指挥能力提高很快。徐向前也发现李先念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1932年10月四方面军向四川转移前，李先念任主力红十一师政治委员。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四川大巴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部队由4个师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逾500万。24岁的李先念由师政治委员擢升为方面军主力三十军政治委员。
1933年10月，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纠集20多万川军，对川陕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徐向前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部署反“六路围攻”。
徐向前和总指挥部常与红三十军一起行动。李先念得以有机会直接学习观摩徐向前的排兵布阵方法，特别是对重大战役的部署，不明白的地方就当面请教。他们在一起交谈敌情我情、作战构想以及古代用兵之道。李先念还利用空余时间，反复研读徐向前主持编印的《与川军作战要点》、《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军事知识研究》、《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等军事教材，不仅增强了实战指挥能力，而且提高了军事素养和谋略水平。徐向前更是对他刮目相看，在后来的战役指挥中，徐向前主动征询李先念的看法。
经过10个月的鏖战，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开始总反攻。1934年8月28日，徐向前指挥李先念、程世才的红三十军在冷水垭突然发起夜袭，一举突破防线，9月1日攻克巴中县城。在巴中城内的一间民房里，徐向前在谋划如何扩大战果时，主动征求李先念的意见，能否搞个大纵深迂回，让部队一直插到西北方向的黄猫垭、旺苍坝一线，切断敌军的退路，打一个大歼灭战。李先念思考片刻后说：“这是一着妙棋。徐总指挥，下决心干吧！”但这时张国焘打来电话，令部队向正北方向长池开进，搞浅迂回。
1985年6月，李先念（右）与徐向前在会上
徐向前反复向张国焘陈述深迂回的必要，张国焘却硬邦邦地扔下一句话 ：“我就是这个意见，你们不听就算啦！”徐向前连连叹气说：“可惜呀，到口的‘肥肉’吃不上了啦！”李先念说：“古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我们就往哪里打！”听了这话，徐向前猛地站了起来说：“你叫程世才马上带先头部队出发，直插黄猫垭，我们随后就到。”几十年后，李先念对这次战役记忆犹新，他这样描述：
拂晓前，徐总指挥和我率大部队上来，马上调整部署，令新上来的部队进入阵地。被堵住的敌军系田颂尧的十多个团，他们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向我阵地猛扑，企图夺路而逃。总指挥见敌人潮水般地冲来冲去，火冒三丈，对我说：“部队要是顶不住，放跑了敌人，我就撤你们三十军！”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说出分量这么重的话，二话没说，把上衣一脱，提着枪就上去了。
后来，参谋人员告诉我，总指挥见我走了，怕我上去拼命，直后悔。天亮后，敌人又发起两次大规模的进攻，枪炮声就像开了锅似的咕噜咕噜响成一片。我三十军和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的指战员，紧封“瓶口”，坚守阵地，打得敌军横七竖八，弃尸阵前，难越雷池一步。敌人被压在山沟里，前拥后挤，人喊马嘶，乱成了一团。总指挥见时机已到，下达总攻命令，指战员们立即跳出阵地猛虎般地冲下山去，在十多里长的山沟里将敌军切成 数段，分头围歼。激战多半天，全歼敌1.4万余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40余门，子弹数万发，银元上万枚，获得了反攻以来的最大胜利。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不久，改称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最后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而惨遭失败。1937年3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由李卓然、李先念等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李先念与徐向前从此分别，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再没有一起战斗和工作。也是从这时起，李先念从部队的政治主官华丽转身为军事主官。他把从徐向前那里学到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军事理论知识，运用于军事斗争实践，在指挥大兵团作战克敌制胜，取得了辉煌的军事成就。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受党中央重托，李先念于1938年底，前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原地区。他善于正确判断形势，不失时机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先后创建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新四军第五师，他分别任司令员和师长兼政治委员。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发展到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在鄂豫边区开辟并发展了一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抗日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成立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1946年6月，国民党军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中原军区成为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首要目标。李先念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沉着果敢，机智灵活，指挥6万中原军区部队突破30万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并亲自率领北路突围部队转战千里，在战略转移中创建了豫鄂陕边区根据地。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显示了他统帅大兵团同强敌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毛泽东对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和作用给予很高评价。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前夕，李先念于1947年5月任新成立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后又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斗争和淮海战役后勤保障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1955年在评定军衔时，李先念原本被列入大将名单，后来中央决定已到地方工作的军队领导人不授军衔。毛泽东为此找他个别谈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什么衔都不要。在你领导下，当一名上士班长，有工作干就行了。”
1989年，中央军委确定了33位（后增至36位）中国革命军事家，李先念名列其中。
1982年9月，李先念和陈云在中共十二大期间
第2章：“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
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主政湖北。他一上任就遇到“黑（煤炭）白（大米和布匹）之战”，一些不法资本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他采取得力措施，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当时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专门找到他了解湖北的情况，十分欣赏他的做法，同时对今后的工作方针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李先念根据陈云的意见，继续抓经济工作，促社会稳定，使湖北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从战争到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过渡。
1954年5月，经陈云推荐，李先念进京任财政部长。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工作。10月，李先念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指导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将军下马管经济，给国家当“管账先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重任在肩，李先念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
陈云被誉为“党内的经济专”家，他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令李先念由衷钦佩。他经常去陈云那里汇报情况、请示和研究问题，向陈云学习做经济工作，尤其注重学习陈云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的过人能力。在长期的共事中，陈云的求实精神以及管理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对李先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根据陈云“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的思想，李先念提出，在工农业产品货源已为国营经济掌握的情况下，城市要允许私营零售商继续经营，农村要发挥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的作用，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出售完成统购任务后的多余农产品。从而有效地扩大了城乡贸易，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保障了城市和工矿区的商品供应，活跃了城乡市场，方便了人民生活。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补为书记处书记。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三年财政经济的大好形势下，1956年出现了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问题。陈云及时发现这一问题，提出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要求国民经济计划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李先念在对陈云的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后，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这一方针，说“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现在基建投资猛增，国家财政资金和市场供应难以承受，应该把财政计划指标压下来。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平衡的措施，避免过大的起伏。由于发现问题及时，并立即采取对策，使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状况最好的年份之一。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李先念和陈云几乎每周都要长谈几次，有时是二人单独谈，有时是二人一同到周恩来处谈，商谈如何调整经济，如何提高生产力，如何做好粮食、外贸、财政等工作的问题。李先念负责统一指挥粮油棉的突击调运，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粮食管理，提出增加粮食进口和减少征购，出台抑制物价上涨、减少财政赤字等得力措施，为安排人民生活，渡过困难，做了大量工作。
1962年2月，李先念与陈云在一起交谈
1962年2月，陈云在西楼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6项措施。李先念赞成陈云的讲话并作了补充讲话。3月，中央决定恢复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陈云任组长，李先念任副组长。根据陈云提出的6项措施，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和《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即“双六条”）。“双六条”的实施，充分发挥了财政和银行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大力缩短基建战线，精简了职工，大力扶持农业生产，进口粮食，调整重工业，增产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疏通和扩大商品流通，终于战胜了严重的困难，1963年到1965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5%。
与此同时，李先念还注意向专家和同事学习。在开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时，他总是让专家们把意见说完讲透，自己仔细听，认真记，反复琢磨，不懂就反复请教。他经常找一些司长、处长和有业务专长的一般干部了解情况，碰到问题力求弄通弄透，研究对策，解决问题。他调熟悉经济工作的姚依林、牛佩琮、段云到财政部工作，真心实意地向他们学习管理财经的知识，不耻下问，虚心求教，很快掌握了大量的财经专业知识，领导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显得游刃有余。
薄一波晚年回忆，李先念“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学，努力向其他同志学习。他经常向陈云同志请教，也时常和我交换意见”；“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后来他领导得挺好，成为我们党和国家重要的经济领导人，而且成为一个专家”。
“文化大革命”中，李先念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协助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1972年4月，刚刚复出的陈云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他清醒地研判国际经济大势，预测黄金价格将持续上涨。9月23日，他致信李先念，提出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李先念认为陈云的建议非常重要，经研究决定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使中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增加了近一倍。不仅在后来的美元贬值中保证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后来对外开放提供了金融支持。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先念于10月16日打电话征询陈云对各项工作的意见。陈云谈了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并写成书面材料交给李先念。李先念及时将这些意见转给中央，中央及时予以采纳，对于做好粉碎“四人帮”后的工作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们发现，发展经济出现急于求成的问题，197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偏大，资金和材料都有缺口，财政上有赤字。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陈云联名致信中央，明确指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国民经济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钢的指标必须可靠，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渐进。
信中建议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构。尽管在中央副主席排名中，李先念排在陈云之前，但鉴于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德高望重，李先念坚持由陈云任主任，他任副主任。3月下旬，中央常委会讨论采纳了李先念、陈云的建议。
4月5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对策。李先念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经济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强调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此后，李先念、陈云为贯彻实施“新八字方针”作了大量的工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基础，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
李先念一直非常尊重陈云，陈云也非常欣赏李先念，两人在共同的事业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92年7月21日，在李先念逝世后的一个月，陈云写下《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中写道：
1954年先念同志从湖北调到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
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悼念李先念同志》是陈云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右起：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在一起
第3章：“外交上是周恩来直接指导的”
“文化大革命”中，国务院原来的副总理几乎都“靠边站”了，周恩来总理的助手只剩下李先念。不仅经济工作，甚至外交工作离不开李先念。李先念自谦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被打倒了，把我推到了外交的前台，是把‘黄牛当马骑’呀！”
周恩来把李先念推到外交前台也遇到了阻力。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出席。在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提议李先念任副团长（团长康生）。此消息一出，财贸口造反派贴大字报，向中央写“呼吁信”，指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资格”。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报告，陈述了安排李先念任副团长的理由。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还说“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了传达，并在接见群众代表时公布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向造反派们挑明：毛泽东是保李先念的。这样，李先念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副团长顺利地出访了阿尔巴尼亚。在援阿问题上，李先念注重维护国家利益，曾当面问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你们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呀？”
1969年9月3日，越南公布胡志明主席逝世。9月4日，周恩来第一时间赶往越南河内吊唁。9月8日，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9月9日举行的胡志明葬礼。李先念一行抵达河内不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团长就到中国大使馆会见李先念，提出在胡志明葬礼上，希望李先念不要同苏联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有任何接触。鉴于当时中阿的特殊关系，李先念同意了阿方的要求。
9月9日上午，在葬礼现场，李先念、柯西金分别站在越南主要领导人两侧。柯西金多次向李先念点头示意，但李先念视而不见。葬礼结束后，柯西金紧走几步，想同李先念打招呼，李先念仍没有搭理，转身离去。
9日下午3时半，越南外交部派人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向中国代表团转达苏联代表团提出的事项：1.苏联代表团专机定于10日晨离河内回国，在回国途中是否可以路过北京？2.苏联专机将在北京停留两三小时，在此期间柯西金能否见到周恩来总理？李先念立即通过大使馆向国内报告。10日清晨，大使馆收到国内的答复，同意苏联专机在北京停留，周恩来将在机场同柯西金会晤。时李先念已去机场，大使馆派人驱车赶到机场向李先念报告。为李先念送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说，柯西金的专机已经在一个小时前起飞回国了。对柯西金未等到中方答复便离开河内，李先念十分生气。
越南外交部紧急约见苏联大使，转达中方的答复，让其立即报告柯西金。时柯西金的专机已抵达塔吉克的杜尚别，收到莫斯科转来的中方同意安排会见的答复，莫斯科指示柯西金仍要去北京同周恩来见面，这样柯西金又折返去了北京。
9月11日，周恩来、李先念到北京首都机场迎接柯西金，并与之举行会谈，在中苏边界问题上达成了谅解：双方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双方发生争议时由边防部队联系解决，从而使两国边境局势和两国关系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文革”期间，周恩来、李先念白天忙于处理国内各种事务，外事活动往往安排在夜间。1969年9月28日晚，李先念陪同周恩来与刚果（布）国务委员会主席拉乌尔少校一行会谈。会谈是晚上11点开始的。那年周恩来71岁了，拉乌尔只有40岁左右。凌晨2点，李先念在一旁提醒：“总理，已经两点了。”周恩来理没有理会，继续谈。后来，李先念又两次提醒：“总理，已经3 点了。”“总理，已经4 点了。”周恩来依然不理会，一直到凌晨5点，把所以问题谈完为止。李先念为周恩来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感动，他说：“我们常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叫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就是榜样。”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访华，李先念与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晚上，周恩来设宴欢迎尼克松一行，李先念出席宴会作陪。按照日程安排，2月24日上午，由李先念陪同尼克松和夫人一行游览八达岭长城。可天不作美，22日起北京下起了雪来。北京市距长城80多公里，一半以上路程山高坡陡，在路面积雪的情况下很难保证行车安全。中方接待班子建议：一是把活动推迟，但据天气预报，25日的天气将更加恶化，26日上午尼克松要离开北京去杭州；二是取消此次活动。
李先念向周恩来报告，尼克松登长城的意愿很高，如不能成行会让客人扫兴。2月23日，周恩来、李先念连夜召集中方接待班子商量对策，周恩来最后下了决心，连夜发动军民扫雪。七八十万市民和驻京部队连夜上路扫雪，到次日早上7点，钓鱼台到八达岭80多公里的路面积雪全被清除，同时连夜出动上百辆洒水车喷洒盐水，促进落雪融化。
1972年2月24日，李先念（右二）与夫人陪同尼克松（左一）和夫人游览长城
24日上午9点，李先念陪同尼克松一行向长城进发。尼克松如愿以偿地登上了长城，赞叹道：“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建造出这样一座伟大的长城！”又说，“我们今天到了长城，就是毛主席说的‘好汉’啦！”尼克松夫人笑着说：“为什么毛主席只讲‘好汉’，不讲‘好女’呢？我们女性不是也到了长城吗？”尼克松和李先念听了都哈哈大笑。
在“文革”极端复杂的日子里，在周恩来的言传身教下，李先念不遗余力地推进外交工作。后周恩来病重住院，相当长一个时期，李先念代行了应由周恩来出面的重要外事活动，“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李先念副总理举行欢迎宴会”的新闻，常常见诸当时的报端。
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经验、外交艺术、外交风格，在潜移默化中对李先念产生了重要影响。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国家主席，并担任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在主持中央外事小组工作期间，他传承周恩来的外交理念和方法，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参与外交政策的调整，及时处理对外重大问题。他先后访问了20多个国家，会见了许多来访外宾，为开创我国外交新局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4年，李先念以国家主席身份接待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在会谈中，李先念坦率地指出，中美关系中确实还存在一些障碍，这是正常的。说两国之间没有纠纷，没有不同意见，没有那么回事。有不同意见，不外乎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公开批评；二是谈判。总的精神是对话嘛！中美关系的发展要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是我们的愿望。里根表示，我们可以作为邻邦和友邦进行合作。1985年，李先念主席接受里根总统邀请访问了美国，正式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促进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987年7月，李先念在接见日中友好代表团时坦诚地说：我们一直认为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千秋大业。老一代固然要为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继续多做工作，青年朋友更应多做努力。他还指出：日本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协助中国，我们感谢。但如果要用经济来要挟，提出附带条件的经济援助，即使是白送，我们也不要。宾主双方听了都很钦佩。
1987年11月，李先念访问了法国、意大利、卢森堡、比利时等国，并在机场上以亦庄亦谐的外交风格，公开向记者宣布他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以利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当记者问他访问法国有何希望时，他风趣地说，我和密特朗是老朋友，他一定希望我去，我也想把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去，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是各有所需，各尽所能，共同进步，双边合作。当记者问及此行是否会见意、法共产党时，他寓庄于谐地说，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有联系，他们要见我，我不见就失礼了。我不见还可以，乔石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目标可能比我大。因此，法、意共产党要见，不见就是大国主义了。
李先念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是老朋友，在祝贺亲王65岁寿辰时，他诚恳地说，我与亲王有几十年的交情了，深知亲王有丰富的政治斗争和各方面的经验，我们尊重亲王的想法和做法。李先念从国家主席岗位上退下来后，一有机会还要同西哈努克见见面，叙叙旧。1992年6月，李先念逝世，西哈努克一再要求去北京医院向遗体告别，并亲自向林佳楣表示悼念。
1953年2月，李先念（左二）陪同毛泽东视察湖北
第4章：“毛泽东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毛泽东与李先念相识于长征中。1935年6月12日，徐向前电告中央：“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已来懋功，并带电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队目前应如何配合兄方行动，请直接示之。”
6月18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会见前来迎接他们的李先念。毛泽东上下打量着26岁的李先念：“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随后，毛泽东打开桌上的军用地图，向李先念询问四方面军和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情况。李先念详细汇报了四方面军情况以及沿嘉陵江两岸作战和向甘南发展的战略设想，这是和徐向前一起议论过的，符合毛泽东北上的想法。毛泽东点头连连称赞：“好！讲得好，很有见地。自古英雄出少年呀！”毛泽东的赏识也给李先念以极大的鼓励，他不负重托，指挥所部发起包座战斗，取得了胜利，打开了红军准备北上的通道。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临危受命，负责西路军余部的军事指挥。他率余部翻越祁连山分水岭，在冰峰雪岭中行军20多天，随后又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1937年12月，李先念率西路军余部，经历千难万苦回到陕北。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 1938年初，毛泽东单独与李先念谈话，在谈到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的问题时，李先念直言：“撤出鄂豫皖是被敌人逼着撤的。鄂豫皖离蒋介石的大本营南京那么近，‘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撤出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集体决定的。”当时正在批判张国焘路线，许多人把撤出鄂豫皖的责任归咎于张国焘。李先念没有跟风，讲了实话。这使毛泽东更加欣赏李先念，知道他不仅是一员能征善战的虎将，而且是个有独立见解、敢讲真话的同志。
为了重点培养李先念，毛泽东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以提高他理论水平。李先念入学不到两个月，抗大第三期结业，又转入马列学院学习。他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尤其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用其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与现实。与他同一党小组的曾彦修回忆：“李先念在组内的同学中显得很稳重，不多说话，但学习特别用功。在我们组内，学习刻苦的，就算李先念……特别用功夫于哲学。”在学习期间，李先念还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关于抗战形势、哲学和党的建设的报告，从中汲取营养，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学习结业后，学员们都陆续安排了工作。组织找他谈话，让他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问他有什么想法。从军级到营级，连降6级，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毛泽东知道这事后，对李先念说：“这太不公平！”但对他服从组织安排的党性原则给予了赞赏。
毛泽东亲自安排李先念改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1939年1月，李先念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毛泽东指示李先念率部应由铁路两侧到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在发展中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武装，多求质的巩固。2月12日，毛泽东电示李先念：“我军每到一处，均须发布告或宣言”，“广泛宣传，以打击反共顽固派，唤起民众，一致抗日”。
遵循毛泽东的指示，李先念率部在南下途中，一面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播撒抗日种子；一面将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分散的抗日游击武装穿珠成串，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辖5个团队，使中原敌后产生了第一个游击主力兵团。李先念率游击支队向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后挺进，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建立起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连成一片。
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正式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同日，毛泽东电示“李先念的任务是巩固现地策应我军”。此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李先念指挥挺进纵队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坚决自卫，于4月17日击溃盘踞在大小悟山地区的程汝怀部，在边区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此，毛泽东在5月4日的指示电中，不仅充分肯定李先念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并明确指出“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对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经毛泽东肯定和传播，鄂豫边区的经验，对发展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4年，李先念（右）与郑位三（中）、陈少敏在鄂豫边区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李先念率部经过艰苦斗争，在鄂豫边区创建了拥有6万军队、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1300多万人口的解放区，是为中共领导的全国六大战略区域之一，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前后，李先念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武汉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南局副书记、副主席等职，领导湖北省党和政权建设。1954年，中央决定调他进京担任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再三推辞，这也是他在党的任务面前表现畏难情绪的惟一一次。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先后与他通电话和面谈做工作，但他反复说，自己是打仗出身，搞经济没有把握。
后来毛泽东亲自找李先念谈话，他仍然表示难以胜任。毛泽东严肃而不失风趣地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孔祥熙、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们干好啦！”
李先念马上说：“那不行，蒋介石的人还不如我，还是我来干好啦！”他走马上任后，注重学习，在很短时间里适应了工作环境，很快进入角色，很快交出合格答卷，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对此，毛泽东甚为满意，1960年在会见外宾时说：“建国之初我们非常缺乏经济方面管理人才，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后来，毛泽东还称赞李先念和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文革”中，李先念多次受到批判。他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忍辱负重，尽最大的努力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1967年4月29日，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发现了陈少敏、郑位三于1957年5月29日给中央组织部写的一个报告，内容是1946年中原突围时，允许党的干部向敌人自首的问题。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是老战友，同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财贸口的造反派揪斗陈少敏、郑位三，逼他们说“自首决定”是李先念批准的，李先念是“叛徒头子”。
事情的真相是：中原突围时，李先念忙于组织军事上突围，地方工作由陈少敏、郑位三负责，陈、郑二人出于保护革命力量的考虑，在小范围交待过，为使我党的干部不被敌人杀害，当被俘时，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前提下，以农会会员或新四军战士的面目向敌人自首，不以自首论。
李先念认为，虽然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当时陈、郑二人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是错误。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明了事情的真相。过了几天，毛泽东特意让秘书打电话，请李先念一起去看戏。在剧院，毛泽东特意让李先念坐在自己身边，头一句话就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毛泽东的这句玩笑话，实际上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信任，对他起到政治上的保护作用。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李先念得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像救火队员一样，每天哪儿出了事就得往哪儿跑，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协助周恩来苦撑危局，为维系国民经济运转，打开外交新局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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