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出生湖省湘阴塾塘乡唐家桥一个乡村塾师家庭，原名任培国，任弼时是其参加革命后改称并用之终生的名字。

任弼时自幼聪颖，从三四岁开始便随教书的父亲任裕道在村学里学习认字，从小就养成读书、画画的好习惯。任弼时初等小学毕业后，考入省会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读高等小学。这所小学，与毛泽东所上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属一个学校。其时，毛泽东比任弼时年长十一岁，正读师范部二年级。

1918年，任弼时在湖南一师附小毕业后，先后就读于长沙明德中学、湖南省第一联合中学。1920年中学毕业后，和同学箫劲光一道，经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组织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为远行莫斯科留学作准备。

上海外国语学社实际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建立的一所新型学校，也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的活动地点之一，任弼时等为该校首批学员。

1920年8月22日正式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就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内，书记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年青的成员俞秀松，任弼时、柯庆施、梁柏台皆于1920年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

任弼时于1921年5月中旬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24年秋学成归国，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任教于上海大学。1925年1月，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担任组织部主任，积极领导青年参加“五卅”爱国运动。同年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5月，任弼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挺身而出，同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展开斗争，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任弼时与李维汉、罗登贤等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8年和1929年，任弼时先后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受尽折磨，坚贞不屈，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0年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长江局委员、武汉市委书记、苏区中央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1年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33年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从白色恐怖的上海抵达瑞金，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合并，由博古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工作，不久即在中央苏区掀起批判“罗明路线” 的高潮。

罗明，时任中共闽粤赣省委（亦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接受毛泽东的合理意见，主张在闽西边界地区应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以钳制敌人。这样做，不符合博、洛的“进攻路线”的主张，因之遭到博、洛“最严厉的打击”。“批罗”实际上是“批毛”——批毛泽东。

任弼时不太同意博、洛的做法，于是博、洛等认为任弼时跟他们工作“不合手”，便作出决定，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外调”到湘赣苏区任中共湘赣省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

红2军团领导人（左起：贺龙、关向应、任弼时）

二

1933年6月中旬，蒋介石坐镇南昌，调集百万大军和200架飞机，准备向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进攻。

为准备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新的“围剿”，已就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和湘赣军区政治委员的任弼时，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将湘赣根据地的三个军的红军合编为红六军团。将原红十六军改编为红十六师，原红八军改编为红十七师，原红十八军改编为红十八师。红六军团暂由红十七师师长萧克代军团长，红十七师政治委员蔡会文代军团政治委员。

1934年7月23日深夜，任弼时收到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联名发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训令”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为什么作出这一决定？

这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内进一步发展，加之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对中央红军作战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作战节节失利，致使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岌岌可危。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央书记处却严格保密，对这一极其重大的军事行动只有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命令红六军团由湘赣根据地西进，正是为中共中央实施战略转移而肩负探路任务。可当时，任弼时和红六军团领导并未明白中央这一意图。

接到“训令”后，任弼时立即召开红六军团政治工作会议，落实中央向西转移创建新根据地指示，确定缩减调整后方机关；分散安置伤病员和不能随军行动的人员；留下主力红十六师，从地方部队挑选青壮精干人员2000人和500枪支补充到军团；组成新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留守湘赣苏区继续战斗。

1934年8月7日下午3时，任弼时率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

临行前，任弼时和妻子陈琮英决定把降生还不满6个月的男孩“湘赣”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全国解放后，陈琮英花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几乎跑遍了湘赣地区的每一个区乡也没有找到儿子的下落，从此便再也没有儿子湘赣的消息。

离开湘赣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六军团日夜兼程，不停地在敌碉堡群中穿梭，在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于8月11日到达湖南省桂东县的寨前圩。12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委托，在誓师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新的领导机关：军政委员会由中央代表任弼时及萧克、王震组成，任弼时任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任，萧克兼红十七师师长，王震兼红十七师政治委员，龙云任红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红十八师政治委员。

红2、6军团一部

三

红六军团西进的举动，震动了蒋介石。顷刻间，数十倍于红六军团的敌军便迅猛地从四面八方凶猛地扑上来，跟红六军团撕杀。这些部队除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外，还包括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省的地方军阀部队，以近24个团的兵力对红六军团实施大包围。

为摆脱敌军的追击，任弼时、萧克、王震决定以强行军至零陵地区，准备在位于湘江东岸的一个叫蔡家埠渡口横渡湘江。但很快他们就发现江对岸已经布满了严阵以待的敌军，而且侦悉敌人正从湘桂两省急调大批兵力开进零陵地区。于是任弼时当机立断，放弃在此强渡湘江，率部东折进入阳明山，与追敌“兜圈子”。先是向北，绕过敌军的侧翼，然后突然向东，几天之后又折向西。经过十几天的周旋， 9月4日，红六军团一举击溃追敌9个团，在全县以南的界首，以一场恶战在重围中撕开了一道缝隙，全部渡过了湘江，进占西延县。

9月8日，中革军委来电，命令红六军团在广西与湖南交界处武冈山地区打击敌人，最少坚持到9月20日，然后沿桂省边境行动，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在凤凰山一带建立根据地。

其实，此时贺龙所部应叫红三军。

原名贺文常的贺龙，1896年出生在湘西桑植县一个叫洪家关的村庄里。十八岁时，贺龙成为由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中的一员。二十岁的贺龙，凭着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很快便成了以蔡锷为首领的护国军湘西左翼第一梯团二营营长。在混乱的年代里，无论各路军阀如何利诱，这个青年从未改变过他对孙中山的忠诚。到了1926年北伐战争的时候，贺龙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一年以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颇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所倚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策动的南昌武装起义中，贺龙的部队成为起义军的主力。就在蒋介石开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贺龙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自此确立了至死未曾改变的共产主义信仰。

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失利后，贺龙在湖北南部的洪湖地区开始了他组织红军武装的革命生涯。1928年，他在家乡聚集起3000多人的队伍，成立了由他任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疯狂“围剿”下，这支红军武装数次陷入危机之中，数千人的队伍曾一度仅剩下不足百人。但是，无论环境如何恶劣，贺龙率领的红军始终转战在湖南与湖北的边界地区。

1930年，红四军与另一支红军武装红六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1931年初，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红三军先后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部队发展到两万多人。然而，令这个在死亡面前都不会退缩的共产党人悲愤的是不断发生在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1931年，王明派来的那个叫夏曦的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竟连贺龙也列入了审查名单。“肃反”运动不但使许多红军干部遭到错杀，最终还导致了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丢失。

1934年夏，当江西南部的中央红军开始准备战略转移的时候，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经过艰苦转战，在一个更偏僻的地区——四川与贵州交界处的苗族和土家族聚集地开辟了一个狭窄的立足点，军指挥部设立在四川境内酉阳县一个叫南腰界的小村庄里。

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与贺龙所部取得联系的意图是什么？

具有非凡政治智慧的任弼时对萧克说：“中央红军可能要跳出中央苏区向西，到湖南方面去。”

任弼时的判断基本准确，中革军委员确实是要红六军团配合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人们后来发现，红六军团西征路线，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所走的路线。

抗战前的红六军团司令部合影

四

9月19日，任弼时等率部队依据有利地势，在靖山新厂东北的岩崖山，与孤军深入追击的敌湘军两个团激战整日，毙伤敌200余人，俘300余人，缴枪400余支。9月20日乘势进入贵州黎平。

10月3日，任弼时收到中革军委来电，电称：“二军团已占领印江”，令红六军团“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而此时，红二军团（即贺龙所率之红三军）并未占领印江。

“不得再向西移”，红六军团奉命向江口地区前进。6日进至石阡县的走马坪。未料，乌江北岸已有黔军5个团，乌江南岸更有湘桂黔三省军阀部队24个团，图谋四面围歼红六军团。

猝不及防的敌情顿使形势十分危急。10月7日，红六军团进至石阡县西南甘溪镇时与桂军遭遇。

那天凌晨，红六军团从乌江边的走马坪出发，进至石阡县西南甘溪镇陷入桂军重围。红六军团一部被敌强大火力隔断，主力被迫向东转移。10月9日，军团主力又在施秉的大庆地区遭强敌拦截，又损失一部。红五十二团为突围后卫，遭敌包围，全军苦战数日，损失惨重，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牺牲。

在甘溪镇激战时，任弼时正患疟疾，高烧不退，已经无法翻山越岭，只得由四个战士用担架轮流抬着他。但是，抬担架的战士很快就因负伤、牺牲和疾病而只剩下一个人了。这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把任弼时背在了自己的背上，任弼时妻子陈琮英在后面托着他的脚。

在甘溪镇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红六军团的官兵被迫向西，在石阡、镇远、余庆、施秉、黄平一带的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在一个狭窄的山崖口，队伍通过得极其缓慢，尾随的敌人已经近在眼前。身体极度虚弱的任弼时站在崖口处指挥部队，而在他的身边，年仅二十岁的警卫连连长余秋里提着枪，用“强迫”的口气请他立即随先头部队撤离。任弼时发火了：“一个人重要还是整个部队重要？”警卫连长余秋里，不得不命令几个战士硬是将他架走。

湖南、广西和贵州的军阀决心要将这些散落在深山密林中的红军斩尽杀绝。在桂、黔敌军重围之中，红六军团先后被截为四段，减员很严重，部队常在悬崖峭壁的小路上赤脚攀行，有些时候，一天连一顿稀饭全喝不上。萧克将军回忆说：“这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困难的时刻！我当时已意识到战略形势很不利。如果不脱离这个地区及强敌的包围，就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地步。我除了与任弼时、王震等一起注意全军行动方向和行军组织及后勤外，更注意的是想法脱出危险的战略处境”。

长着一副娃娃脸的军团长萧克，1907年出生于湖南嘉禾县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师范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10月毕业后，编入蒋先云的国民革命军补充第五团随军北伐，1927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1日，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七十一团二营四连代理连长的萧克，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起义失利后，萧克在湖南宜章一带组织一支农民武装，后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跟随朱德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先后担任红四军连长，营党代表、营长，第一纵队二支队支队长、第一纵队参谋长、红四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十二师师长，而后担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率领部队英勇作战，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1932年秋被派往湘赣革命根据地任红八军军长，那一年他刚满二十五岁。

任弼时看出了萧克面露紧张神情，便和蔼地问他：“怎么样？”

萧克坚定地说：“坚决向东去，脱离这个地区，争取主动。”

10月17日，在红六军团遭遇重兵袭击后的第十天，任弼时、萧克发现自己居然又转到那个恶梦之地——甘溪镇附近。第二天大雾，红军官兵利用浓雾的掩护，悄悄地穿过甘溪镇向东急行。当得知前面那个叫马厂坪的地方没有敌人阻击，是包围圈上一个罕见的缺口时，萧克立即部署兵力占领了有利地形，控制那个缺口，然后在一位猎户的带领下进入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大峡谷中的涧水沟（贵州人称为夹沟），从沟底鱼贯而东。待上午大雾完全散后，南面的湖南军阀部队、北面的桂系军阀部队都发现了红六军团主力，于是敌人开始跟踪追击。

在南部敌人进攻开始后，北面的敌人也打响了，形成了南北夹击。这时，红六军团除警戒部队外，其余部队在任弼时率领下都陆续下到夹沟向东而去。萧克则站在路口指挥部队行动，午夜时分绝大部分官兵过去了，他又令两侧掩护部队，撤到路口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跟进。几十年后，萧克回忆道：“天亮，我与后卫一起出了夹沟，看到了正在东升的太阳，才松了一口气。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全军团生死存亡的军事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

长征期间，红二、红六军团干部在贵州大定（今大方）合影

五

在南腰界，贺龙从当地小学校里弄来的一张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江西萧克匪部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此时，由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已经从甘溪的围困中冲出，官兵正分成数股顽强地向红三军所在的方向艰难靠近。

获得了这一消息的贺龙悲喜交加，他立即命令红三军的第七师和第九师，各派出兵力，分两路前出贵州方向，他激动地对红军官兵说：“咱们去迎接红六军团！”

两天之后，即10月15日那一天，红三军的红二十六团到达了一个叫铅厂坝的小镇，团长常德善、政委汤成功接到报告：山下的小河边有一小股部队在慢慢移动。常团长、汤政委立即派出部队前去与那股小部队接触，在远远地开了几枪试探之后，红二十六团官兵竟惊喜发现了一个令他们眼睛一亮的东西：草丛中有一杆被炮火烧掉一角、又被子弹打穿几个洞的红旗！他们赶紧放下枪，轻轻地喊，大声地唤，然后，奔跑过去。躺在草丛中的人已经无力站起来了，红二十六团的官兵小心翼翼地走到他们跟前，把这些红军官兵扶起来，然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支红军部队是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所率领的被敌人打散的红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和五十一团各一部，他们经过9天9夜的苦战，冲破重围才到达这一带而又有幸遇到接应他们的红三军第二十六团。

李达向贺龙等红三军领导人详细地汇报了红六军团征战情况与危险处境。贺龙对红六军团十分关切，不顾湘西敌军陈渠珍部及黔军的拦阻，于10月16日亲率红三军主力和李达所部日夜兼程南下，寻找、接应红六军团。

10月24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街与贺龙、关向应等会合，艰难而胜利地完成了突围西征任务

萧克晚年回忆说：“这次行动80多天，跨越50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绝对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沿途播下了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锋队的作用。”

10月25日，任弼时致电中革军委报告情况：红六军团尚有3300余人，暂编为第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三个团；红三军4000人，第七、第九两师编为三个团，独立师编为一个团。并提出，根据敌情及两军力量，目前两军应集中行动。

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官兵在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贺电，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萧克、王震分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在会师大会上，任弼时还就当前的形势作了报告。他指着贺龙向红六军团的指战员高声地说：“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军长贺龙同志！”

贺龙握着一杆旱烟袋，满面笑容地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指战员敬个礼，笑着说：“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子昏昏沉沉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有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满场爆发出一阵笑声。贺龙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一直是我贺龙和我们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代表红三军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你们！”

红二六军团在长征路上

六

10月27日，任弼时与萧克、王震联名致电已开始长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主席，萧（克）、任（弼时）副之”。这一提议，后来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批准。

会师后，任弼时这才知道，由于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夏曦，积极推进王明的“左”倾路线，特别是极“左”的肃反政策，使红三军实力大减。由两万人减员为4000余人，几乎使红三军濒临绝境。正如贺龙所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疯狂的地步”，红三军“干部杀完了，只剩四个党员，其余都不是党员，是党员也不敢承认是党员，好像一个小孩，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

为解决红二军团的政治危机，11月1日，任弼时和关向应、王震、张子意四位政治工作领导人电告周恩来：红三军长期与中央断绝联系，肃反扩大化， 夏曦“解散了整个党的组织，取消了政治机关和一切政治组织”， 使政治工作受到很大损失，建议“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立政治部；另从红六军团抽调一批同志和四个总支书记，设法建立红二军团的两个师政治部。”这样才使红二军团的政治机构及政治工作得以恢复并迅速地得到改善。

10月28日，任弼时、贺龙等率红二、六两个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湖南桑植进军。

11月中旬，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进入湖南境内，与红二、六军团及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形成犄角之势。当中央红军在湘江一带与国民党军队血战时，贺龙等立即发起向西攻势从侧面策应，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11月16日晨3时，两军团设伏于永顺城北约45公里的龙家寨十万坪。下午4时，敌龚仁杰和周燮卿旅进入埋伏圈。经过战斗，毙敌7000余人，俘敌旅参谋长以下2000余人，缴枪2200余支，史称“十万坪大捷”，显示了两军团集中行动的巨大威力，8000多名红军指战员为之大振。

11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和湘鄂川黔边军区在湖南省大庸（今张家界）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为省委委员；同时成立湘鄂川黔边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兼军区司令员。两军团均直属中革军委领导，共同行动时则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统一指挥。会师后两个军团迅速形成了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

12月10日，任弼时、贺龙率湘鄂川黔边领导机关由大庸迁至永顺县的塔卧村，开始把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党、政、军建设及土地革命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并逐渐开展起来。

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与贺龙在大庸县召开红二军团积极分子会议。任弼时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强固的无产阶级骨干以加强党的领导，树立“政治工作是红军的政治生命线的观念”。在批判夏曦的错误之后，任弼时宣布撤消了他的全部领导职务。

在以后的长征途中，重新担任领导工作的夏曦在过河时不慎落水，有些战士看见了，本可以相救，但因对夏曦在过去的“肃反”中乱杀人非常气愤，所以没人愿意去救他，夏曦终至被卷入漩涡，溺水而亡，也使他成为一名革命烈士。

十万坪大战贺龙指挥部旧址

七

1935年2月11日，任弼时收到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名义发来的电报，这封与以往格调不同的电报指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

任弼时等此时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召开过遵义会议，但都感到中央对于作战指导思想与近几年的提法相差甚远，倒像似毛泽东以往的做法。

4天后，2月15日，任弼时等收到了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发给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及中央苏区的电报，通报了遵义会议精神。明确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法则。并通告：李德“恶劣的领导方式”，造成军委工作的不正常形象，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错误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强调“要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法则”。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使任弼时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在遵义会议精神的启迪与鼓舞下，任弼时，贺龙指挥红二、六军团屡打胜仗，有力地从侧面支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

鉴于中央红军已渡过金沙江，任弼时，贺龙等决定对湘敌取守势，而对鄂敌取攻势。6月12日，红二、六军团在忠堡地区集中兵力向国民党湘鄂川黔边区“剿匪”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所部发起攻击。经数小时激战，歼敌一个师部、一个旅部、一个特务营，重创其6个团，生俘敌纵队司令张振汉中将。8月3日，任、贺指挥红二、六军团在板栗园地区埋伏，激战3小时，全歼徐源泉所辖之第五十八师的师部和两个团又一个特务营，共千余人，刚从鄂西率军前来“围剿”红军的该师师长谢彬被击毙。8月8日，又在龙山之芭蕉坨击溃陶广纵队的十个团。

1935年6月18日，当中央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入四川西北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而这时仍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则成为蒋介石新的“围剿”的主要对象。这一年“萧贺匪部”这个词出现在国民党报纸上和蒋介石口中的频率很高。“萧贺匪部”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两次“围剿”，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一带越打越强。

蒋介石利用湘鄂两省军队六路“围剿”红二、六军团的图谋被粉碎以后，又于1935年9月调集了22个师加5个旅，共计130个团，20多万人的兵力，把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用堡垒逐段进行封锁，形势日益危急。而从1935年8月上旬开始，在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那一日开始，中共中、中革军委与任弼时等的电台联络密码本便由张国焘一手掌管，使得任弼时等与中共中央的电报联系在无形中中断。任弼时几次发电报给张国焘，询问红一、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及发展方向，张国焘不但置之不理，反而于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卓木碉另立中央，并下令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疯狂地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11月4日，任弼时与贺龙断然否定张国焘11月1日来电要任、贺等“坚决在现地区巩固和扩大苏区和红军”的意见，果断地作出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跳出包围圈，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

红2、6军团会合标语

八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1.7万余名指战员举行誓师大会，然后分别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了艰苦的长征。

1936年1月，长征途中的红六军团的报务员突然发现有中央电台的呼叫。经过验证，得到肯定回答后，对方立即用明码发来一份署名“豪”的电报，大意是：弼时，我们已到陕北保安，密留在老四处。

任弼时读罢心里明白，这是周恩来发来的电报，告之中央已到陕北，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用的密码留在红四方面军，电报确定了新的联络方式。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数月之后，再次恢复联络，任弼时心中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随即，中共中央向任弼时通报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朱总司令及红一方面军一部留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另立中央搞分裂活动，并坚持错误路线等情况。任弼时也向央央报告了红二、六军团的基本情况，并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任弼时立即将中央向他通报的情况告诉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使得他们对张国焘搞分裂的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严峻斗争早有思想准备。

任弼时与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在敌人的疯狂堵截中杀出重围，于1936年4月28日渡过金沙江，接着又翻越大雪山。6月30日，红二军团在四川甘孜县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前来接应的第三十军会师。任弼时当即听到红四方面军中有的干部有攻击红一方面军的言论，又发现张国焘等人送来的《干部必读》中有诽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内容，当即命令把《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压下不发，并向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明确交待：对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许搞分裂，特别是不准讲党中央、毛主席和红一方面军的坏话，一句都不准讲；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保留一份，其余全部销毁。

再说张国焘在得悉毛泽东等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又得悉张浩（林育英）已从共产国际回到陕北，继而又见任弼时等即将与他会合，心里七上八下，显得十分尴尬，生怕遭到谴责和处分，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他私立的中央，但他又不承认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继续坚持分裂主义的立场。他宣布成立中央西南局，要陕北方面改称西北局，希望两边平起平坐，都由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统一领导。

7月1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在甘海子与朱德、张国焘会面。在这里，任弼时见到了当日由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联名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转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指战员的电报。电称：“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

当天晚上，朱德将任弼时、贺龙留了下来了谈话。经过数年征战再聚首，自然有许多话要说。然而，一见面，朱德就直奔主题，把从沙窝分兵以来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阴谋行径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边，并拿出一大沓文件：有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北上的决定，有中央严令张国焘北上的电报，有“关于对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等等。

听了朱德的介绍，任、贺进一步弄清了这一年多来的党内激烈斗争的详情。

任弼时坚定地表示：“朱总司令，在今后的斗争中，我们坚决服从您的命令，一切听从您的指挥”。

贺龙也说：“朱老总，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着与中央会合呢？”

最后，朱德激动地对任、贺二位同志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

此刻，任弼时深深感到维护、促进红军的团结统一，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客观上讲，任弼时确实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其一，没有参与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争论与斗争，是“局外人”，有利于从中进行调解与斡旋；其二，在遵义会议之前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说话有权威，有分量。

7月2日，举行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庆祝大会。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坐着张国焘、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人。总司令朱德首先讲话。他庆祝两军的会师，同时也明确指出：西康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一切困难，到陕北同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朱总司令的讲话激起了热烈的掌声。任弼时也讲话，特别强调：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在浓烈的革命氛围中，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虽然没有泯灭，但在其讲话中硬是没有敢吐半句不利团结的话。

九

会师庆祝大会刚一结束后，张国焘在和任弼时谈话时公然提出：“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团调换首长”，“另派政委”，企图将红二、六军团干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以与他保持一致。任弼时当即全部予以拒绝。当张国焘提出要召开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干部的联席会议时，任弼时提出：“开会由谁作报告？发生争论由谁来做结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嘛”。几句话把张国焘噎得张口结舌，只得作罢。

任弼时坚持原则，态度鲜明，给朱德以全力支持。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红军将领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要求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同意北上。

7月3日，任弼时接受朱德的建议，到红四方面军总部，与朱德、张国焘一起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从甘孜出发，向班佑、包座前进。

7月5日，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

任弼时向张国焘要来与中共中央联络的电报密码，致电周恩来、张浩、毛泽东、洛甫、博古及王稼祥，报告原红二、六军团其时的基本情况，最后报告：“我随朱张前进”，表示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尊重。

在行军路上，任弼时不分昼夜地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陈昌浩、徐向前、傅钟等进行耐心谈话，了解情况，做团结工作。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任弼时同志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他到甘孜后，即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交谈，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圆满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消除隔阂，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他给我的印象，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

任弼时很了解张国焘的底细，知道搞派别活动是他的老毛病。针对当时的情况，任弼时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维护中央的权威，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他向张国焘提了一个方案，以后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并请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在此之前，大家暂时不要提那段不愉快的往事，而要面对现实，以应付瞬息万变的局势。

任弼时这个方案得到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普遍的赞同。

他对张国焘说，列宁是非常重视统一问题的。列宁说过，统一对工人阶级是无限宝贵的，无限重要的，在斗争中是最伟大的武器。若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

任弼时这种立场鲜明的坚定的态度，使张国焘一时无言以对。

任弼时促进全党全军团结的工作初见成效。7月10日，他发给张浩、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中说：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是团结一致的。他提出：“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的”。具体建议：在三个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及党的目前紧急任务，产生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7月27日，中央来电，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这显然不是张国焘当初所希望的那种直属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平行的那个中央局，而是归中共中央领导的下属组织。

中央西北局的成立，打破了张国焘的个人专权，重新建立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为反对分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西北局会议上，任弼时与其他委员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此之前，朱德、徐向前虽也曾对张国焘提出过批评，但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现在在西北局会议上正式提出来，张国焘不好再拒绝了。由于任弼时、朱德、徐向前等人带头坚持原则，党内生活有了新鲜空气。张国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极不情愿地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执行中央继续北上的方针。

8月1日，任弼时又同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张浩、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彭德怀，报告说：红二、四方面军团结巩固，士气高涨。并说，我们对“三个方面军大会合，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好了一切”。

8月3日，任弼时和朱德、张国焘接到张浩等人的复电：“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

木黄红2、6军团会师旧址

十

自7月初离开甘孜，两大主力红军就分路北上，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军，两大主力红军大部队分别于1936年7月27日至8月1日，陆续走出了神秘而变幻莫测的草地，继续北上。然而，越往北一走，张国焘就越着急，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左一个鬼点子，右一个馊主意，就冒出来了。比如，他提出两个方案：一个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

任弼时看透了张国焘这些主张的症结在于害怕和党中央会合。想当初，他竭力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坚持率部南下，实践证明，南下无出路，现在再要北上，实在是无颜面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西北局会议上，为了解除张国焘的顾虑，任弼时非常诚恳而又善意地劝告：“错了就认错，作个自我批评，回到马列主义路线上来，不再搞派别活动，这样，对党有好处，对个人也有好处，起码不会抹杀自己曾经有过的功绩和光荣。”

当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到达宁夏当县之后，眼看跟被张国焘分裂过的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就要会面了，任弼时又致电向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提出建议：目前见面时，与张国焘的争论“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任务”。张闻天等于9月24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弼时同志的意见”。

至此，任弼时促进全党全军大团结的工作基本获得成功。

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会师。10月21日，任弼时和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在宁夏平峰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及政治委员聂荣臻会面。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也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三大主力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任弼时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为促使主力红军的大会师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给予了充分地肯定：“任弼时、贺龙、萧克同志等率领的红二方面军的路线是正确的。”张国焘后来之所以取消自立的“中央”而北上，原因之一“是由于二方面军的逼迫”，张国焘“虽然采取各种方法企图压迫二方面军的领导者同意其路线，但受到二方面军布尔什维克的反对”。

许多年后，朱德还说：“与二方面军会合后，我们气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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