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邀请达赖和班禅前后藏的喇嘛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般250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政府同意达赖和班禅去印度访问，并认为这是件好事，这样能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
但尼赫鲁邀请达赖和班禅去印度，是另有用意的。特别是达赖到印度后，印度政府给予特别的礼遇和接待，并进行大规模的舆论宣传，企图对达赖及其集团施加影响。
达赖到印度后，印度上层的一些领导人明目张胆地煽动达赖搞独立，组织流亡政府，使西藏脱离中国。印方同时还挑拨达赖和班禅的关系。例如：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前后藏佛教领袖是一视同仁的。而印度却利用达赖和班禅的矛盾进行挑拨。在礼宾接待上，对达赖和班禅两人采取不同的对待，故意抬高达赖，贬低班禅。如在各地开欢迎大会时，主席台上达赖的椅子高一点，班禅的椅子就矮一些，等等。在访问期间，印方还设法把达赖的哥哥从美国搞来，指使他去影响达赖。
1956年底，周恩来访问印度，以和平共处、团结反帝的大局为重，通过各种方式对印度做工作。周恩来还做达赖的工作，希望他不要滞留在印度。
1957年12月，周恩来再次访问印度，他与尼赫鲁又谈达赖问题。周恩来指出：达赖、班禅是你亲自写信邀请的，他们到达后，印方的所作所为却是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尼赫鲁开始不承认，周恩来列举了很多事实。尼赫鲁又推说他不知道，可能是下面干的，要查一查。周恩来还向尼赫鲁指出：达赖如果留在印度，一钱不值，只能成为你们的包袱。尼赫鲁理屈词穷，只好把达赖、班禅送回中国。
1959年3月10日，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策动在拉萨聚众闹事，中共中央得报后指示中央驻西藏工作委员会加强戒备，严阵以待，不打第一枪。
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在外地视察），他在3月12日至15日连续三次打电报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认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闹事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主改革。他建议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准备对付叛乱，并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何种措施。
毛泽东在3月15日的信中，还赞成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的名义写信答复达赖在3月10日以后的三次来信，宽大为怀，希望达赖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刘少奇于3月1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藏军积极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泽东的建议。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讲，我们和平解放西藏已经8年。过去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主要是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这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会上大家同意中央常委的意见并讨论了对达赖本人的方针。
会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使达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因为现在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对此，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着重加以解释。
周恩来还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在会议结束前，中央得悉达赖已离开拉萨南逃，当即决定增调部队入藏，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叛乱，但方针仍是决不打第一枪。
3月19日晚，西藏叛国集团发动叛乱。中共中央当即指示驻藏人民解放军于3月20日进行坚决反击，很快，叛乱被平息。随后，便开始了实行民主改革。
达赖在进入印度前，曾派三名人员送交达赖致尼赫鲁要求“政治避难”的信。尼赫鲁回信表示欢迎。达赖进入印境3天，印度当局还不敢发表消息，只是在新华社作了报道之后，印度才发了消息。本来尼赫鲁准备在印度新德里接见达赖，但由于新华社公布了消息，引起世界注目，尼赫鲁为了掩盖真相，不敢公然在新德里接见，而是在达赖到达印度一星期后，才在西姆拉山上接见了他。
此时，毛泽东从武昌到上海，先开政治局常委会，然后于3月25日至4月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宣布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问题，同时要邓小平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
邓小平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是：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8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一直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要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原主任为达赖）。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印度当局（尼赫鲁为代表）的名。毛泽东说让它多行不义。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后来在3月28日的新闻公报中只提到1955年的叛乱分子的活动中心是噶伦堡，印度官方即多方辩解）。
新华社在3月28日广播了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新闻公报，这份公报，人民日报29日刊出。
4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会上，毛泽东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他指出，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4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题为《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这篇评论，只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我平叛的言论，而对尼赫鲁演说中说“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但评论中引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4月1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对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的反应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毅、杨尚昆、胡乔木等。会上，毛泽东说，昨天印度官员散发了一个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刚才同总理他们议了议，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批驳所谓“达赖喇嘛声明”：
第一，《声明》从“西藏独立”说起，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历来的梦想，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二，《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违反1951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但又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要指出，过去8年中，西藏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西藏内部的事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方政府负责进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还宣布1962年以前不进行民主改革。
第三，《声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我们可以根据达赖喇嘛3月10日以后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的三封信来说明：达赖喇嘛是被反动分子包围，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胡乔木和吴冷西等人，经共同商议后，写下了《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一文，先由新华社播发，后由人民日报刊登。《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说：4月18日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的文件，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
4月25日，毛泽东又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我们在和他辩论时，不要闹翻，要留有余地。要与他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们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清楚。对达赖也不能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当然，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是有必要。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达赖告诉尼赫鲁，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实行和平共处原则。
5月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89次召开的关于西藏工作的会议上说：解放后我们一直期望西藏上层集团觉悟过来，但他们仍然发动叛乱。现在，平叛后国家决定在那里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宗教的各种特权，但不干涉宗教自由。西藏改革分两步，先是民主改革，然后是社会主义改革，改革的方法是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同上层协商，争取多数人接受改革。
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的文章，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印度的一些报刊说：“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和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尼赫鲁本人这时也说：“我对于来自于中国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
从5月7日以后，毛泽东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一律暂停发表有关印度和西藏问题的言论。因此，舆论界从5月7日起一片风平浪静，中印两国的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照会战”。
毛泽东观察了一段各方的反应后，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说：对达赖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不管他发表什么声明，我们都暂不理睬，看一个时期再说，这也是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宗教领袖，毕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达赖有过好的一面。因此，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回来之前要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他过去说过的“西藏独立”之类的话是不对的，一律作废，这样就可以回来了。
中国政府虽做了大量努力，但达赖还是执迷不悟，一直滞留在印度。随着达赖的出逃，中印两国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最后终于导致两国的边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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