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押常州特工站

敌人是十分狡猾的，对外宣称把我转押丹阳，实际上敌人把我转押常州。我只知押到丹阳去，到了丹阳又要我上火车，我才恍然大悟。到常州下车，押到兴隆巷六号。夜晚，大街小巷黑黝黝，唯这儿电灯亮着。半夜把我带进一个精心布置的房子。我是小市镇出身的人，似乎还很少见到这么阔绰的地方。我估计此地主人大概是与日本鬼子田中一类的货色，但我还弄不清是个什么敌伪机关。这儿的主人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旁，穿着入时，三十多岁。我一进屋就招呼我坐下，似乎要与我长谈。他先告诉我：这是"常州政治保卫局"，外界人称"特工站"。我心一沉，我想我是从地狱又到火坑，不死在日本宪兵队也死在日伪军特工站，完了。这个人装着毫无顾忌的样子说，这儿没有东洋人。他自我介绍叫葛圣文，原是新四军茅山地区镇江县的一个区长，现在在这儿。我想这是一个叛徒，不过我不认识他，他也不了解我，这一点是肯定的。葛圣文接着说，日本人是肯定要失败了，局势摆着，而且从目前看，罗斯福把延安的地位看得与重庆同样重要。但目前你只能在这儿等着，知道你是被日本人在金坛逮捕来的。现在要走当然不可能，你在这儿先当几个月"见习生"再说。我说东洋人把我关押在金坛城一年多，我连小学教师、职员、店员都不干，你们这儿的事我是不会干的。

我被关在楼梯下面的一个小房子内，坐在床上一抬头楼梯背斜罩在我头上，仿佛压着块大石头。隔壁住着俩夫妻，带个女儿。男的五十来岁，是这儿的勤杂工。女的四十来岁，跑单帮的。女儿是帮葛圣文洗衣服搞卫生的勤务员。他们说话我这边听得见，我这边的动静那边知道。把我关押在这么个地方自然要他们监视我。开头两天吃饭是像送牢饭一样送来的，以后就叫我到饭堂吃饭。普通饭菜，吃饭的人约四、五桌，大部分是家属、小孩、保姆，也有十几个小特务。

葛圣文第一天谈话以后，有两三天没有人理我。我明白暴风雨还在后面。不出所料，过了几天押我去审问，是个年纪虽轻却十分狡猾的特务。我想，这回葛圣文不出面，大概葛是白脸，田中一类人物，这个审我的特务是红脸，斋藤一类人物。我的口供与金坛一样。特务却说，你一定是共产党员，你们这些人骗得过日本人，骗不过我们（我想你们比日本人还坏）。他说，你们在一个小屋里，偷偷宣誓，忘了吗？

特工站特务是地头蛇，对我连续审讯，甚至两个特务一起审，重点还是问是不是共产党员。到第三次时，那第一次审问我的特务说，你如果不承认，那好，我老实告诉你，你的情况我们全知道，就是日本人不知道。你是无锡人，无锡人参加抗战的都是共产党员。我老婆就是其中之一，你不信，我叫她出来与你对质。当时这个特务还未叫他老婆出来。审完回房我心里直嘀咕，这个特务的老婆是谁？入党时与我一起宣誓的女同志里谁叛变了？

过不了两天，有个女的叫开了锁，到我房里来。一看认识，她叫顾颖，无锡人。1937年8、9月间我们一起在无锡周新镇伤兵医院待过，一起做抗敌后援服务工作的，事隔七年，想不到成了敌人啦。不过我当时与她不是一个班一个队。无锡撤退时没有她，她没有走，详细情况互不了解。她一见我倒是很亲热的样子，说："哟，程，原来是你，你换了名字，我想来想去，要么是你，没有别人。"我心里想，叛徒比日本人还厉害，一年来日本人还没有弄清我的真姓名，叛徒几天就对上号了。我说，我是犯人，你来没有什么好处，你走。她说，别这么说，听我丈夫何维彬讲，有这么个人，开始还不相信，原来真是你。她给我解释她也是没办法。她碰了个软钉子，走了。

隔了一天，顾颖又来，抱了个小孩大约一岁左右。我想她脸皮真厚，来吧，也不知道最后是她做我的工作，还是我做她的工作。但共产党总不会输给汉奸特务。顾颖先诉苦说，无锡沦陷，你们都走啦，我们留下的倒霉，半夜三更给人翻墙抓走。我说，那你就投降了？她说，说来话长，以后嫁给何维彬。何是南京人，家里只有一个姐姐，全靠顾家供给，现在还是每星期回无锡顾家。顾颖当然要问我参加共产党没有，她们留无锡的后来都参加党了，还问流亡出去的现在不知都在何处，她还问小兰上何处去了。

我给她摊牌，我说我后来没流亡，没走，我回家了，小兰嫁出去了。至于参加党，我在周新镇参加工作时还没有条件。而无锡人参加抗战工作的那些人，你们何维彬逼着要我讲，这些人我认识你也认识，不过你得想想，这些人将来回来，你还想见他们吗？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们心里明白。我又说："我第一天来，你们的头子葛圣文就说日本人肯定要失败的，局势摆着，而且目前看，罗斯福把延安的地位看得与重庆同样重要。这是葛圣文的原话，你不信可以去对证。"我说："你们的头子还估计到东洋人将失败，可是你的何维彬比葛圣文还忠于东洋人，逼着我一定要承认是共产党员，逼着我讲出'锡流'的人，那样死心塌地为东洋人办事有什么好处。老实讲，我看这座楼里大概你家何维彬是真正忠于东洋人的，将来你抱着孩子与他们共存亡，或一起去日本吧。不过，我看东洋人还未必看得上何维彬，东洋人连汪精卫都不放在眼里，汪精卫怎么死的谁不知道？特务李士群是怎么下场？你们干这一行的心里该明白。"

顾颖似乎有所触动，而且很惊讶，她说："葛局长是这么说的？要是下面人这么说，那是犯纪律要挨打的。"顾颖接着说，我那何维彬是个死心眼儿，着实犯不着。我说："本来何苦呢？日本人把我押了一年，我什么也不愿干。这儿别人也都在找出路，只有何维彬在往牛角尖里钻。我参加不参加共产党要他来逼我查我？向东洋人汇报会奖他什么？将来'锡流'人回来，你们多一条罪状，你们比东洋人还要狠。"最后，顾颖讲，这儿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她说上面要他负责审讯，上面自己又那么讲，我要告诉何维彬不必那么认真。

我关在兴隆巷，敌人对我第一个回合来势很凶，但击退了。审讯几次没有什么结果。虽然我曾连续多少天闭不上眼，但敌人也没有捞到什么。此后，我可以走出房子，在院子里走走，门也不上锁了。到吃饭时自己去饭堂吃，吃完就走。

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走，后面有人直呼"小程"。我想这两年还未有人如此叫我，回头一看，一个青年人笑嘻嘻地看着我。这人中等身材，普通人打扮，他环顾四周无人就对我说，小程，我认识你，你可能没留意，不认识我。我想，天哪，冤家路窄，又是何方人士认识我耶？这个人直截了当告诉我，他叫叶刚，过去在茅山句容工作，茅山几次大会上都见到过我，我唱什么歌他都记得起来。他说，我被捕后在金坛情况及到此地后审讯情况，他全了解，所以他相信我。我目前的情况他也都了解，他说我做得很对：第一，没有承认党员，以后坚持；第二，不愿干伪职务，以后也是千万不能同意担任任何伪职务。他说，敌人对你我吃不准是不是党员。他告诉我，他是与根据地有联系的人。过去是彭炎派人来联系，以后可以帮助我。他告诉我，何维彬原是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十分反动，专门对付新四军、共产党的。另一个审我的人叫何慕贤，也是国民党特务。不过他们两人不是一个系统，也有矛盾，可以利用。我问他葛圣文是叛徒还是与地下工作有关系的人？叶刚讲此人在镇江任过新四军区长。现在表面上他也不喜欢日本人，是否与地下工作有关系看不准。有时讲一些漂亮话。此人可以利用。叶刚说，他的话葛圣文有时采纳。我表示：要我相信你，你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我身份暴露，敌人不知道我是党员，也不知道我的历史。其次，要设法不让何维彬来审讯我。还有在葛圣文面前做工作，要他不要强迫我担任什么事。否则，我怎么相信你，你也怎么相信我。正谈着，有人来了。我们约好，他以后把情况告诉我，并上上下下都帮我忙，取得无条件释放。

夜里躺着，我来回琢磨叶刚的身份。我想，如果他是坏人，既认识我，那我一进这个大门他就会揭发我了。还有，他当然得看我的表现才决定是否与我联系。所以在我审讯告一段落后，相信我才与我联系，没有错，是好人。我好像夜时走路遇到了月亮。

有一天吃中饭，对面坐个彪形大汉。一抬头，他愣了。我匆匆吃完就走，他跟出来，到食堂门口，他对我说，想不到在这儿见面。我说你别理我，我是犯人，你不要与我啰嗦。他说，你不要以为这儿是铁板一块，也不要以为这儿每一个人都是坏人，你要这么分析估计那就错了。他说，我们不是都学过辩证法吗？我说，现在的人学了没用，管不得这许多了。可是，一连三天吃饭都遇到，他又偏偏要与我说话，真叫我为难。这个人叫蒋士良，1937年一起在周新镇伤兵医院做救亡工作，记得他是个运动员。

我抽机会问叶刚，叶刚说这人又名蒋世钦，不是死心塌地帮鬼子的，整天打球，什么事也不愿管。但现在各人都在找关系，找出路，他是否有什么关系，他也不会暴露的。表面看来似乎装得像玩世不恭的样子。叶刚也说，在这儿吃饭的都是一些小特务，跑单帮搞钱。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们都在找出路，当然也有人找叶刚，叶刚说争取他们做一点好事。

吃饭时大家叽叽喳喳，有人说昨夜中国飞机来了，也有人说昨晚什么地方仓库烧了，空气不像初来时那么静寂。有人谈跑单帮赚多少钱，都说这个地方不是久留之地，快积点钱走吧。有一天饭后，叶刚在饭堂，几个小特务围着他，叶刚正与他们讲什么。叶刚看我走去就说，像这个程小姐，我们就不要难为她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啦，将来谁还不知谁怎么着。我站在旁边，其中有个小特务就说，这一次他去金坛，人家告诉他程小姐怎么到常州来的，据说葛圣文与金坛宪兵队长等一些人开会，宪兵队长说有这么个女人，想杀了，又顾虑金坛城里人反对，不杀放走不甘心也不放心，长期押着没有办法，后来是葛圣文提出，要么放到常州试试看。这个小特务说，程小姐，我们真想不到东洋人要杀你的，好险！

看样子，叶刚在常州特工站下层里争取了一些人。我与叶刚商量，形势似乎对我们一天天有利，日本人真快垮台了，但是组织上目前没有人来，得想办法联系上，否则如何应变？如何在底下工作？叶刚说对，过去是彭炎派人来接头，最近，好久不来人了。于是我们商量去找丹北地委。丹北管寒涛、陈光等同志过去都见过，去找他们或找政府机关，要他们指示。特别是我，怎样争取无条件释放，最好组织上有人来指点。于是叶刚借口办事，就出城找组织去了。走以前，叶刚找了一张地图，在他房里摊开来，研究如何找法，还不知丹北地委现在何处？政府机关又在哪儿？

我问叶刚，走后有事与谁商量，蒋世钦靠得住吗？叶刚认为可以与他谈谈，重要的是不要暴露自己，特别是在茅山地区的一段历史。现在何维彬他们也只知你抗战后回家了。还有，顾颖也可与她谈谈家常，争取何维彬不再参加审问。葛圣文虽是在镇江做过一段时间新四军区长，但对整个茅山情况不知，葛圣文不了解你。叶刚说他也做葛圣文工作，要他无条件释放我。

蒋世钦有一次饭后邀我去他房里坐，我去了。像他们这样的"地位",在特工站一人一小间房子。我坐下，他叹了口气说，想当年多好，现在落在这么个地方。我说，你们来去还是自由的，又不关着，拴着，自己愿意怎样就怎样，路是自己选择的。后来他告诉我，葛圣文要把那个女公务员嫁给他，实际是要束住他的手脚。他说他不要那个"傻丫头"，他倒看中一个擦皮鞋的姑娘，今天下午他约了要去看她。他说，这个姑娘别看她擦皮鞋，倒是纯洁无邪。他说，如果我看得起他，与他一起上街去瞧瞧。他还恭维我，过去你像大姐姐一样很有主见的，这次也帮着参谋参谋。

兴隆巷常州特工站的食堂，是外界政治气候的晴雨表。许多情况在这儿反映出来。有一天，食堂又来了一个中年男子。个子不高，商人打扮，蓝呢长袍，黄皮鞋。坐下来与大家一起吃饭，匆匆吃饭，匆匆出去。于是大家议论开了，说是个做生意的，但不知是真商人还是另有什么别的事。吃饭时众目睽睽，此人走出后议论纷纷，好在这儿吃饭的就是保姆、家属、孩子及下层自己做不起饭的一些小特务。我心里自然嘀咕，是不是给我们运送物资的什么人，还是一般商人，特工站抓他敲竹杠。

这个人扣押了好几天。我们互不说话。可能他也知道我是扣押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说话少生是非，也可能他是与新四军有关系的人，他的事情才开始，为避嫌疑互不交往好。几天后，我冷眼看他常与一个十几岁的小翻译在一起，又说又笑。有时与小翻译一起出去吃饭，同进同出。看样子他在挥霍钱财，贿赂一些人，似乎又不像新四军的做法。何维彬不审问我，别的人的审问也算告一段落。可何维彬要我写一写"被捕后的感想"，我想这个好对付，我的感想就来个："……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被捕一年多，尽想回家乡……"像蹩脚学生写作文一样，写个"八股"交卷。

几天后，叶刚回来了。叶刚说他走了许多地方，找不到丹北地委，只能等待城工部来联系。目前，他帮我设法在葛圣文那里争取释放。有一天中午，吃饭时开头寂静，后来有人发牢骚说：这碗饭早就不想吃了，天天吃豆芽菜也腻了，该换换地方，换换口味了。我估计发生了什么事，事后我知道，原来星期一那天上午"纪念周"上葛圣文训话，还打了小翻译的手心。葛圣文训责部下，大意说，自从这儿押了两个新四军，我们这儿就闹得乱哄哄，矛盾百出，快要到分崩离析的程度了。葛圣文说小翻译给新四军商人"收买"、"腐蚀"，所以打了他手心。我估计说的新四军一个是指那个"商人"，还有一个指的是我。可是我也看不出对我有什么变化。

有一天，快十二月了，葛圣文叫我去。他坐在写字台旁，恶狠狠地，与第一次见我时完全不同，不叫我坐。我站着，他低着头，眼睛像没有见到人，生硬地说，现在决定放你走，你通知家属来领，在城里看看有无亲戚朋友，找一个店保。我与叶刚商量，叫我弟弟中民和妹夫士雄两人来常州。我关押常州后，中民曾单枪匹马来常州送衣送被。这次接到信，立即赶到常州，可是店保却不大容易找。我想到我有个高中的同学叫程杏英。她家经营汇源钱庄，我想请她家帮个忙。谁知我与兄弟碰了个钉子。这个店铺在常州城内气派不小，可是程杏英不在家，她的弟弟与我们敷衍，-味推辞，我也不愿人家为难。士雄、中民与叶刚反复商量怎么脱身，叶刚说，这保单的事，你们不熟不好办，他负责帮忙办理。那天中饭后，叶刚找了几个人说话，我听叶刚在对那几个人说，今天下午局里要你们几位把一张保单去"对保"，希望各位帮个忙，这保单是不起作用的，因这个保单图章已过时，这家商店早已倒闭关门了。那几个说，有数有数，照办照办。于是这张所谓保单，就这样由叶刚帮忙办妥了。

第二天早上，葛圣文放我走。临走时叫我去，冲着我说，你今天可以离开这儿回无锡。可是我得告诉你，如果你又去新四军，我们再抓到你，那就不是这个情况了。我不答复，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他又叫我家属去拿了一张释放犯人的领条。隔夜，士雄、中民、叶刚和我在特工站前面马路旁一个小屋内，商量明天走的事。叶刚说，葛圣文已同意放你走，估计何维彬也阻挡不了，如果他还要在下面搞什么"小动作"，有意刁难，那不理他，你们走你们的，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出面。

这是1944年12月12日，押到兴隆巷特工站整两个月。早上，士雄帮助我捆行李，中民与我先走。我吐了口肮脏气，我要与这个魔窟再见了，鬼子、汉奸关押我实足一年五个月，两个年头，在这些日子里，我想着外面的同志们、朋友们、根据地的老乡们……可是快到门口，刚要跨出门去，后面追来两个小丑，说，程小姐留步。我瞪着他们说，干什么？他们说，上面吩咐，还要程小姐写一个纸条。我说，什么纸条？他们说，写一个"中国的前途"。我说什么？他们说，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即希望中国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说，写作文也来不及了，简单的，这个好办。他们拿出铅笔和一张白纸，我就在走道上写着："我希望中国将来是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

找党

无锡崇安寺、公花园是热闹的市中心，南阳里是一条离这些地方不远的巷子，都是住家。南阳里七号是个大杂院，房东姓过，主人常年在外地做事，只有其师娘及女儿在家，女儿是个中学生。我妹夫须士雄叔叔须煜泉，是做买卖的，士雄的哥哥也做生意，在这个杂院租了两个大房间，进城就在这里落脚。

我从常州兴隆巷放出来，因忠救军包汉生的部队在锡北一带猖獗，不能立刻回严家桥家里，暂时在南阳里七号住下来。鸟儿飞出了牢笼，但还得找到树林栖息。我的父亲、娘娘为了我，几乎倾家荡产，店门也快关了，所以虽然我已脱离虎口，父母也不能进城来看我。一是进城要花费，二是进城不安全，城内有鬼子，镇上有忠救军，虎视眈眈注意着我们一家的行动。但思女心切，当我在南阳里住下后，父亲、娘娘要人捎来三斗米，一大块生羊肉，略表父母心意。要我暂时先休息调养，等待时机。

1944年12月25日，小兰、士雄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从严家桥进城来探望我。小兰是锡北地下工作负责人之一，她轻易不进城，我也不愿她来，怕万一出个什么岔子。不过，见到她来我当然是特别高兴。士雄俨然是个做生意的小老板。夜里，我们在南阳里七号商量我今后去向，分析家乡情况。自新四军严安区区长沙鸥被忠救军杀害，士雄的三哥（做民运工作的）士英被鬼子抓去在苏州活埋后，新四军工作在严家桥转入地下。小兰以须家的媳妇出面，团结了不少进步青年。可是忠救军在严家桥与我争夺青年。目前他们有武装，以金钱名利收买了一些人。小兰告诉我，过年前后，可能有些青年人进城，来此落脚，要我注意。她告诉了我一些名字，哪些是倾向进步的，哪些是倾向国民党的。

讲到我去根据地，现在看来从锡北走有困难，与苏北"交通"已断，只有从锡南设法。锡南我政权，长荡湖、隔湖周围都是新四军。我们又商量找城区地下组织，商量找老关系试试。记得1941年皖南事变后，撤退到无锡城里的，有原新四军军部服务团回来养病的徐雪映，有皖南事变突围的朱祖武的妹妹朱凤娟，还有罗朴（张惠英），还有陈辛、王婉珍夫妇，但各人情况不明。我们分析后分头去找。小兰找到了徐雪映，徐已出嫁，与丈夫开了爿文具店，可是没有关系。我去找朱凤娟，她家住熙春街74号。她很热情地接待我，我在那里住了一夜，可是祖武没有信。当街74号。她很热情地接待我，我在那里住了一夜，可是祖武没有信。当时，我也想就我自己往锡南地区去找，但路上没有"通行证"，遇到鬼子搜查怎么办？朱凤娟想给我偷一个日本人的公用信纸写个证明。我一来因为她年轻经验少，二来想这个办法不妥，万一鬼子查问我，答不上这个信纸图章从哪儿来怎么办？于是我只能说再考虑。我住在她那里，两人睡一张小床，讲了半夜话。她也想快去解放区，可是祖武又不来信。凤娟在抗战初期，就在无锡梅村抗战服务团的，因年龄小身体不好回家。哥哥朱祖武原在皖南教导队，皖南事变后突围，他们都比我年纪小好多。我离开她时，她还给我钱帮助我，要我到了解放区找她哥哥，大家联系。还有，我从她那里知道罗朴1941年被捕，以后往根据地去了。陈辛、王婉珍夫妇动摇，逃跑回无锡，听说帮伪政府办事了。我想真危险，我幸亏没有去找他们俩。老的关系找不到，我想找过去进步的同学试试看。我找了竞志高中时的同学吴蔚兰，看她忙着为她妹妹办嫁妆，佣人在缝花被子。她妹妹有病躺着，估计是怀孕。她进进出出忙家务，自己还未结婚，也无工作，看不出有什么与新四军的关系。找了苏州中学的同学向顶，向顶满口客套，似乎也在家无事，更不像与新四军有关的人家。还找了几家在中学当老师的，也看不出进步的迹象。不过，大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对东洋人不满，不愿为东洋人做事，还都感到我过去在学校里功课不错，现在生活困难，得想法帮助。

严家桥的周近韬是我的小学同学，家乡建立民主政权时曾与沙鸥老师等共同工作。家乡被顽伪控制，他进了城里协新厂工作。他知道我出狱，来南阳里七号探望我。我想，近韬工作的协新厂，准有我们的党组织，便问周近韬工厂有无工会，他说有。我说如果我什么事也找不到，你给我在工厂想法子。他说，你愿意可以先去看看工厂。我说好，我们饭后就去。可是这么大的工厂，目前在日本人、资本家统治下，找党组织谈何容易？我参观了一下，临走时我说，你先帮我问起来，看有什么工作好做，我自己也想想别的办法。我也不好问他是否是党员，他也不好问我被捕有没有问题。不过，他是很相信我的，否则他也不敢把严家桥一些青年人的情况介绍给我听了。

快过春节了，吴佩煦从严家桥来。她是我表弟顾乃昌的妻子。我上初中时姑妈家是大力帮助我的，对他们家很有感情，不过分离多年详细情况不清楚。她告诉我，乃昌弟及姑妈老生病，表姐顾亚倩已几个孩子了，表妹顾曼倩也已出嫁。当我离严家桥时，佩煦与乃昌尚未结婚。佩煦是来办点年货的，我们谈得很亲切。第一天她出去忙了半天。第二天中午，我们俩正一起摘黄豆芽，忽然大门一推开，闯进了几个穿黄军装的日本鬼子。一进院子就往我们这间地板房里来。这时隔壁老汉夫妇、大嫂都不在。佩煦是个小学教员，有社会经验，虽然比我小一些，但由于父亲早死，我姑妈是寡妇，乃昌弟有肺病，家里没有个顶事的男人，里里外外靠她一个人，她是很聪明很机灵的。她把黄豆芽交给我，叫我去厨房烧饭，她在这儿顶着。鬼子进门我拿着篮子去厨房，鬼子似乎不在意。我在厨房烧火，从灶门洞看见这些鬼子，翻翻桌上的书。佩煦与这些魔鬼打交道，我看她镇静自若，好像与熟人说话一样。正说着，隔壁老汉打酒回来了，大嫂也抱着孩子回家了，一手还提着一篮黄豆芽。大嫂说，程先生你先烧饭吧，我后烧，你们家喜欢吃炒黄豆芽吗？我们家也爱吃，放点酱油才鲜，别舍不得。大嫂说着进厨房，两家在一个灶做饭了。日本鬼子走出地板房，过院子，出门去了。实际上佩煦是知道我从哪儿来，准备上哪儿去，她怕鬼子盘问我，一下没有思想准备，答不上，出岔子，所以由她来招架。事后，我们一块吃饭，嚼着豆芽。她提醒我，不要老在房子里整天待着，出去走走，到街上、公园里走走。目前形势下，鬼子不敢白天在公共地方抓人。她说，这个南阳里是市中心，鬼子可能隔一段时间挨家闯，像巡逻似的。佩煦住了两天回严家桥了。

过春节没有多久，我家里给我送来了"通行证"。不过我还发愁，出来一个月了，现在是1945年了，可是还没有找到去解放区的路，拿了"证"还通行不了。有一天，我正坐着气闷，忽然来了我高中时同学龚瑞芝。自从在竞志女校分别后，还未见过面。我们不是一个班，但曾经住过一个宿舍。这是个痛快人，黄头发，大眼睛，高个儿，像个西洋人。我们参加学生救亡运动时，她还是只管勤奋学功课的人。她来看我真想不到，她直截了当告诉我说，她在同学那里知道我在找工作，知道我处境困难，所以来找我。她自我介绍并告诉我这些情况：丈夫叫胡锡琪，共产党员，原在浙西工作。谭启龙同志领导的部队在那边时，她丈夫曾任县委书记。后因环境不好，前年精兵简政回无锡。将来环境好一些再去。她说，他们在锡西钱桥办了一个中、小学，教员都是同学，我都认识的。那里离新四军锡南县政府也不太远，可以接通，如我愿意先去钱桥与他们一起教书，等新四军关系通了就走。她是在同学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与她丈夫商量后要我去的。她说那里环境好，鬼子管不了，离鬼子据点远，国民党也不敢惹他们，因为她父亲是有声望有门第的乡绅人家，有家产，家又在城里，所以别人想不到他们会与新四军有什么瓜葛。他们都是大学生，她说，她不是党员，高中毕业后上大学，大学毕业后结婚。她很干脆，和盘托出，那么真挚热情。她说她相信我，我在学校里的为人她是知道的。我特别高兴，我说，这一回我可真的有希望了，我们走吧。我收拾行李，跟了她就走，钥匙交给隔壁老汉，说："老须先生进城，说我教书去了，快开学了。"

我们先到城里龚瑞芝娘家，约略休息后去钱桥。钱桥中小学也在田野里。校长胡锡琪诚恳、稳重。我们一起谈起谭启龙同志及过去大家认识的熟悉的同志们。他介绍了这儿的环境条件，告诉我，这个学校受锡南县政府领导，要我放心，他们不久才联系过，至迟清明又可联系上，等交通员一来，把我送往解放区。目前要开学，先上课，要我教高小的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我改了名字，姓王。我到钱桥中小学时的心情比出兴隆巷到南阳里时的心情还好。因为那时还是从敌人地狱里出来，还在敌人的巷到南阳里时的心情还好。因为那时还是从敌人地狱里出来，还在敌人的城墙里面。现在是从敌人的城墙里面出来，快奔向根据地了。

我细细观察了一下这个学校，除了政治条件好以外，教学质量也高。胡锡琪、龚瑞芝、陆惠珍都是老牌大学生。龚瑞芝教英语，陆惠珍教数学，学生提高快，家长很欢迎。还有两位姓陈的先生是兄妹俩，教体育、绘画。别的教师也不错。由此，我这位王先生，当然也得好好备课。我认真读起书来，这个学校没有校工，一切勤杂工作大家动手，买菜做饭，也是老师轮流。

二月份开学，孩子们夹着书包来校，学校整理得焕然一新。我是王先生，上课后学生们对我又尊敬又亲切，说王先生备课讲学很认真。在教师、同事、学生的和蔼亲切的气氛中，这一年多来，我还是第一次过着这么受人尊敬的生活。

我扳着手指头过日子。快到清明节的时候，要开个家长会，征求家长意见。学校里新学期开学稳定后都这样。开家长会照例布置个会场，准备一些茶水，把孩子们的学习作业本摆一摆。家长中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姐。那天我正与胡校长忙着摆成绩本，家长也陆续来了。一个青年见了我，他笑了，我也好奇。他是一个学生的哥哥，他笑着对我们俩说："噢哟，胡校长，你们这儿来了个什么王先生？明明是小程，不是王先生。"我们也笑起来，他说，他听他小弟弟说，这学期新来了个王先生，我道是谁，原来是你。于是这个家长会由胡校长去挡门面，我与这个青年找地方谈话去了。他说他家住钱桥，1943年在溧水与邹毅同志一起做青年工作。邹毅同志后来被捕，不幸牺牲了。溧水牺牲的还有李贯一同志。他告诉我1943年环境不好，区党委后来精兵简政，溧水、溧阳一带不少干部精简，他是精简回来的，等环境好一些就走。他也说，日本鬼子快完蛋了。他还告诉我，这学校虽好，钱桥镇上别去，那里还是很复杂的。晚上，我立刻找胡锡琪、龚瑞芝，告诉他们遇到这个青年人的事。胡、龚认识他，知道他也是从根据地精简回来，不过详细情况不明白。我们计算"清明"只有几天了，大家要我耐着性子等。

清明节这一天，我怀着兴奋与惆怅的心情在宿舍内坐着。我只想一桩事，就是我校的同志，借着清明节上山接头的事。这个头一接上，就通向光明大道，我就可以飞向远方，飞往自由的天地。深夜，那个不修边幅的青年来了。他给我带来了佳音，他们游山时相互接上了头，路通啦！我向胡锡琪校长提出，我第二天就走，怕坐失良机又出岔子。他同意。龚瑞芝给我收拾行装，陆惠珍送我像片，忙了半夜。天还蒙蒙胧胧，我跟了这个青年人就走，从一个学校连着另一学校传送，许多老师像接力赛跑送我到终点，这条地下工作的渠道一直通到太湖边。

【程桂芬（1918-2000），生于1918年7月1日，江苏无锡羊尖镇严家桥人。1936 年加入无锡学社，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秘书，1940年3月奉命到苏南敌后，在丹(阳)、句(容)、溧(阳)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同年10月任苏皖区党委特务营文化教员，1941年9月参加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民运工作，1942 年10月任新四军第六师调查研究室秘书，1943年7月在金坛被捕，经营救1944年年底被释放。被捕后对党忠诚，1945 年夏恢复党籍，并被调往苏浙区党委调研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大众日报社编辑、中共山东分局妇女部资料室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在华东邮政总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52年10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历任档案中教研室主任、历史档案系副主任，后调往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副主任，1980 年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党组成员、顾问。著有《中国近代档案史稿》(教材)、《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2000年7月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