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社会上去参观
也就在这以后，到了1956年初，一件使人喜欢又使人害怕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管理所要组织我们到社会上去参观，看一看解放以后的新气象。那时是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完成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气象。为了使我们的理论学习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所里决定组织战犯去到社会上参观。先看抚顺，然后再到其他的城市。伪满战犯中东北人多，他们生怕在抚顺参观时，群众会认出他们来，会向他们讨还血债，因此提心吊胆；但是又觉得关在管理所的时间太久了，确实也想了解外边情况，很想到外边走一走。
1956年3月7日，我第一次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首先是参观工人住宅。我们去的是煤矿工人住宅区，一排排三层楼的宿舍区，每家工人住宅都是两居室或三居室，每个居室都有厨房和厕所。每家人家都有收音机和缝纫机、自行车，不少人家还有了沙发。居室都布置得窗明几净，墙上都有一张庄严的毛主席像。工人们穿戴也很整齐，哪里还有煤黑子下井衣衫褴褛、衣食不周的影子？也许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身份吧，不少人家准备了茶水。我们走过时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坐一坐；我们动身时，又挥手相送，一再邀请我们下次再去。我流下了惭愧的眼泪，工人阶级真是宽宏大量，不计较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恶。
3月7日下午，我们参观了煤炭工业部抚顺工业学校。我看到了敌伪时代日本制造的皮带车床和我国自制的新式车床，还有苏联、捷克、波兰等国的新式机器。对比之下，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我国自制的新式车床以及苏联等国的机器早就超过了伪满时代日本制造的机器。学校教师在课余时间还自制了各种模型，说明他们教育学生不仅重课本知识，而且重实践，提倡理论联系实际，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和旧教育制度的不同点。我通过参观，觉得眼界大开。我还参观了抚顺市第二国营商店，只见货架上商品充足，琳琅满目，五光十色，顾客拥挤；哪里还有从前商店里货架萧条，物价昂贵，顾客裹足不前的样子？而且今天商店里出售的全是国货，这与伪满时期日本货充斥市场的情况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一天的参观使我们兴奋异常，回到管理所里不用组织就滔滔不绝地议论，这是最生动实际的教育，新旧社会两重天，谁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谁也不能不承认我们这些战犯罪孽深重。参观加深了我们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努力学习，把自己罪恶之身改造成为新人。
1958年、1959年我和溥仪等继续外出参观，到过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地，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和我们一道外出参观的还有日本战犯，他们在访问抚顺露天煤矿托儿所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露天煤矿附近有个村镇叫平顶山。1933年中秋节的夜里，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击毙了一部分日本守备队队员，烧掉了日本的仓库，天亮以前转移到别处。第二天，日寇为了报复，将全村居民三千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全赶到村外山坡上，用机枪扫射杀死，有的还用刺刀挑了一遍。屠杀之后，日寇为了掩盖他们残酷杀人的痕迹，烧光了周围的房子，用大炮轰崩山石，盖住尸体，周围用铁丝网围住，企图从地图上消灭平顶山这个名字。直到1972年，人民政府扒去掩盖在尸体上的山石，在死难者的白骨上盖起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让广大群众经常参观，不忘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仇恨。人们在参观遗骨馆时，可以看到两具白骨紧紧地搂在一起，还有母亲搂抱着婴儿的白骨，不少骷髅的头盖骨上还有明显的刀痕，不用说，当时死难者临终时是多么悲惨！在我们当时参观抚顺露天煤矿时，这个遗骨馆还没有建立，但是平顶山惨案是众人皆知的，抚顺露天煤矿托儿所所长方素荣当年是个五岁的小女孩，她就是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幸存者。日本战犯会见了她，她向战犯们讲了惨案发生时的实况，并且以宽阔的胸怀对日本战犯表示了原谅，要求战犯们今后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日本战犯跪倒在地，痛哭失声，悔恨自己犯了弥天大罪。我和溥仪一起随同参观，目睹此景，也觉得自己追随日本帝国主义，对人民欠下了债，惭愧得抬不起头来。
我们在台山堡乡参观一家姓刘的农民家庭时，谈起了解放前后生活的对比，大娘沉痛地追忆着解放前吃糠咽菜乞丐般的生活，又充满自信地赞扬着今天的美好生活，谈话中间她不自禁地要谴责那个制造这些罪恶源头的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这时溥仪沉不住气了。他站起来向刘大娘低头说：
"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洲国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
同来的几个伪满大臣和伪将官也纷纷站起来说：
"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劳部大臣……"
"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
"......"
我也汗流浃背，惭愧得无地自容。
然而那个大娘却意想不到地宽宏大量，她怔了一会儿之后，只叹了一口气说：
"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正经人"，这个本来不算很高的要求，此刻却是我们这些战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崇高目标，因为我们自知罪恶之身距离这个目标尚远。通过刘大娘用宽恕的口吻说出来，觉得只要人民原谅，还是可以争取做个"正经人"的。一时，我们被经过党的教育的劳动人民汪洋大海般的宽阔胸怀所感动，又被这个经过奋斗可以达到的目标所吸引，竟感动得"呜呜"地哭了起来。
外出参观，使我们看到了管理所大门外的宏伟气象，增强了改造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被批准参观国庆游行队伍。国庆佳节，抚顺市政府组织国庆典礼游行。在抚顺火车站前广场搭起了观礼台，党政军领导都上台检阅。我们被特许在观礼台下边东侧另加两排椅子，同时参观这雄伟的游行队伍。国庆那一天上午，锣鼓喧天，游行队伍手持巨幅红旗缓缓前进，队伍中辆辆彩车载着各种模型，展示着抚顺市工农业战线的辉煌成果。工农兵学商的队伍有秩序地前进着，不断地高呼口号，向主席台频频招手。在文艺大军中，还有东北特有的大秧歌和二人转，随着队伍前进，载歌载舞。我们都身穿蓝色制服，站着看，也可以坐着休息。我看着群众兴高彩烈的神情，不免想起在伪满统治时期群众在日方挟持下提心吊胆地过着衣食无着的生活。如今正是"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柳亚子词）我就是在管理所中，也体会到"换了人间"的味道，只是我如今还是个战犯，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人民中间，跟大家一起共享这种快乐呢？我不免又沉湎在我长期萦绕心怀的这个宿愿中了。
亲属来访
1956年3月10日，即第一次参观后的第三天，我和溥仪、润麒、万嘉熙以及三个侄子毓嵒、毓嵣、毓嶦都被通知到所长那里去。我们都纳闷：有什么事要找我们呢？一到所长的接待室，发现原来阔别了十几年的载涛叔叔和两个妹妹来看望我们了。
亲人意外相见，真是喜出望外。七叔多年不见，虽已69岁，但脸色红润，健壮如旧。他首先告诉我们不久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当时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毛主席，告诉毛主席这是载涛先生，是溥仪的叔叔。毛主席和他握手后说，听说溥仪学习得还不错呀，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嘛！说到这里，涛七叔的声音哽咽起来，我们全家都感动得流了泪，毓嵒甚至痛哭出声。七叔又说，第二天彭真市长又找到他，告诉他可以带弟妹去抚顺，并发给了旅费。三妹和五妹又抢着说，东北天气冷，政府特地为他们发给了棉衣。说着说着，她们又激动得哭了起来。这时在旁的孙明斋所长知趣地说："你们慢慢地说吧！"带着管理所的其他干部退出了接待室，让我们更方便地畅谈。
家人聚会，我们尽情地谈了起来。七叔说到父亲载沣在解放以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曾被中央文史馆聘为馆员。他于1951年逝世，临终时除了我和溥仪外，其他子女都在场，妥善地办了丧事。他本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古稀之年，还参加了他最喜爱的解放军系统的养马工作，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说话时那种愉快的心情溢于言表，连我们也觉得高兴。七叔还告诉我如今满族的人口已由解放前登记的八万人增为二百四十万人。这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清廷崩溃，满族处境困难，求职无门，一般的冒称汉族，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改姓金、肇、罗等，满族凋零，生活也日趋困难。只有到了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平等友爱的大家庭，满族人才敢于公开自己的身分。宪法公布之后，根据人口登记的统计数字，满族人口一跃为二百四十万，这里蕴藏着少数民族的一把辛酸血泪。我自己是体会很深的。清廷覆灭，我成为末路王孙，不自量地妄图复辟清朝，鉴于自己没有力量，只有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日本战败，国民党政府也已崩溃，我成了阶下囚，我固有自己应负的罪责，但我又是个没落的满族，更没有好下场了。七叔的讲话却给了我信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使我认识到只要我认罪改造，我是有出路的。七叔还郑重地告诉我祖宗的陵墓都保护得好好的。我放心了。我想起已故的父亲载沣，不由得从心里说："阿玛！不孝男溥仪、溥杰对不起您，连累您晚年牵肠挂肚地想着我们，临终时我们也不能前来送别。现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我们兄弟俩要认真改造自己，您老人家放心吧！"
七叔和三妹、五妹整整和我们谈了一天半。他们住在抚顺市东公园专家招待所，溥仪也被管理所用专车送去同他们叙谈。他们参观了管理所的伙房、浴室和监舍，觉得这里的条件很好，和学校差不多，他们也放了心。
管理所内的文娱生活
自从大坦白大检举告一段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撤回北京，这一时期我们处于听候处理的阶段。由于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提高了一些觉悟，管理所内部在管理方法上也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各监号不再用大铁锁锁门，各监号之间可以互相串门。当然这是指我们伪满汉奸的管理所而言。我们这个所与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管理所之间是不允许串联的。实际上我们没有怎么串门。我们这个所有十多间监号，人住不满，也收拾出一间房子作为图书阅览室，里面有些书报，可借我们阅读。每天的作息时间安排，一般的上午学习，下午就在院内活动，即所谓"放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太极拳，打排球，打克郎棋，或晒太阳。老人们打克郎棋的比较多。冬天管理所还在院内浇了一小块冰场，供大家滑冰用。冰场方圆50多平方米，冰鞋和冰刀都是战犯自制的，记得溥仪还由几个侄子架着上去滑过，摔了一大跤。晚饭以后则是娱乐时间，可以听广播，下棋或打扑克牌。现在我回忆那时的文娱活动，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些伪满官吏，过去高官厚禄，现在成了囚徒，也就放下架子，玩起民间经常玩的那些游戏了。有一个现在儿童还经常玩的游戏：丢手绢。孩子们玩时，是大家围坐一个圈，有一个小孩在圈外跑着，边跑边把手绢扔在另一个孩子的背后，那个孩子发现身后有手绢时，就起立捡起手绢追赶，同时也选择对象把手绢再放在另一个孩子的身后。如果小孩不知道身后已经有人扔了手绢，那个扔掉手绢的孩子跑了一圈又回到他的身边，他是要受罚的，罚唱支歌或表演个节目。在玩这个游戏时，孩子们一边拍手一边唱着这样一支歌：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他的身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现在轮到我们这些老头儿来玩这些游戏了。在哈尔滨道里管理所时就玩过。我算是比较年轻的，当时五十出头，在年轻的毓喦、毓嶦、毓嵣之后就该轮到我。那些伪满大臣六、七十岁的很多。我们这些人虽然跑跑颠颠，玩起来有些风险，但也很乐意玩这些游戏。人们自然把耍笑目标转移到溥仪和我身上，我们显得迟钝，常常发现不了身后有手绢而被人抓住。被罚的节目就是把我们的眼睛蒙住，双手放在背后，大家轮流走过去打一下，我要猜出这个打我的人是谁，猜对了就放开眼，重新丢手绢。我总是挨打的时候居多，我也有猜对的时候，但是别人硬是不走，为了好继续打下去。管教人员看不下去，只好说："人家已经猜对了，为什么还说不是呢？该换一换了吧？"我本人倒是不在乎，反正是玩游戏，大家取个乐嘛！当然也有我去打别人手心的时候，我常常是打了一下后赶紧把我的手高高举起走开，后来别人告诉我，说我这样打法"独树一帜"，与众不同。我也奇怪，怎么连打个手心我也跟别人不一样呢？说明皇族出身的人实在太脱离群众了。当然时间长了，人家也会猜出这种打法就是我。
管理所也搞晚会，逢年过节时更热闹些。我们先把通道中间用红绿花纸剪成练带装饰起来，点缀出节日气氛。过节时大家一齐动手包饺子，有的人居然拌馅儿，擀皮儿，捏饺子非常熟练。初到抚顺时伙食还有大、中、小灶之分，这时吃饭已不再分灶，除了病号可以有照顾外，伙食标准已经统一了。晚会开始时，第一个节目是唱歌。我们唱歌，唱的是《社会主义好》。也有诗歌朗诵，我常写些旧体诗朗诵。我还写过相声段子、双簧段子。我毕竟是北京人，我写过《逛北京》、《春联》这些带北京味儿的段子。我也登台演出，我当捧哏，显得呆板枯燥；与我配合的老杨，他则大卖力气，居然博得阵阵掌声。我们这些战犯中有的会表演很好的节目像李文龙表演的魔术有一定水平，毓嶦给他当下手，配合得很好。我写过两个剧本：《打击侵略者》、《从黑暗走向光明》。前者是写英国侵略者侵略埃及的故事，后者是写我们自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故事。万嘉熙任导演，主持了演出，溥仪还登台演出。演出是成功的，特别是《从黑暗走向光明》，活生生地演出了我们这些人在抚顺接受改造的经过。有的人边看边流泪。奇怪得很，我这个平时由于长期在日本关东军的监视下变得谨小慎微、性格很不开朗的人这时也活跃起来，敢写剧本，甚至还和人开开玩笑，说个调皮话。我比溥仪要活跃些。人们也不再视我们为金枝玉叶，通常叫我们为"老溥"、"二溥"。我们听到这些既普通又亲切透着人情味的称呼时，也觉得美滋滋的。开晚会时大家哄我来一段京戏，我在醇亲王府时就爱听京戏，那时常听谭鑫培、杨小楼、龚云甫的戏，私下也学谭派的唱腔，但是没有正式唱过。现在到了这种场合，大家一哄，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就站起来唱段《卖马》、《空城计》，有时甚至还学唱麒麟童的《追韩信》。一唱完，下边就大声叫好："二溥行！"
管理所在院中搭起了露天戏台。为了可以在上面演出大型节目，还组成了一个乐队，可以演奏各种乐器，这都是由日本战犯组成。其中有一个吹口琴的，原是个职业演奏者，演奏起来就是与众不同。日本战犯还能演出些日本民间舞蹈、合唱等节目。他们还演出了揭露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大型话剧《原爆之子》。这时期伪满战犯也组织起了学委会，领导学习和文娱活动，甚至包括卫生评比等事务。学委会主任是五妹夫万嘉熙。
慧生殉情
自从和浩、慧生、嫮生以及北京的弟妹恢复通信以后，我觉得生活变得充实了。管理所大墙内的天空似乎也变得宽阔了。我天天盼望海外来信。我通过信和妻女们交谈着，觉得生活有了盼头，我等待着有朝一日走出大门与家人团聚。慧生的中文信写得很好。她攻读中国文学，已经读了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文版鲁迅的《彷徨》，甚至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使我想起她周岁的时候，为了占卜孩子的未来，让孩子在一个摆着各种各样东西的盘子里随意抓东西，抓到什么就意味着她将来有什么样的前程。慧生居然抓着离她最远的笔。这使我觉得很高兴，孩子与笔墨有缘，这就能继承我将来的事业了。现在她真的喜欢中国文学，而且已经知道爱新觉罗家的门第，她要使她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文学素养可以继承起书香门第的传统。我的慧儿！你让我得到多大安慰呀！你给了我多大的信心呀！如果我要是改造不好，怎么对得起你们呀！慧生要考大学了，她想报考东京大学哲学专业。她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尊重你本人的意见。"亲友们不同意，说读哲学容易被赤化的；有人说报考东京大学哲学系的女生只有慧生一个，混在男生中间，耳鬓厮磨，又谈论哲学，时间长了，弄不好姑娘的性情发生变化，万一变成个独身主义者怎么办？于是慧生动摇了，她决定参加学习院的考试，报考国文专业。我想这也不错，将来她可以把日本的古典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我和浩，还有慧生，不是都愿意作中日友好的桥梁吗？
浩可是很久没有来信了。1954年11月26日她来信说，为了鼓励我和溥仪学习和写作，她要送给我们两人各一支自来水笔，她将托正在日本访问的李德全部长带回来。现在已是1958年1月了。李德全部长早已于1957年底回国，怎么还没有把笔送来呢？浩本人也迟迟不来信，出了什么问题吗？真使我不放心。1月26日，管理所收到李德全部长带回来的已回到日本的前日本战犯写给目前仍留在管理所内日本战犯的信，因此我觉得我的笔也快捎来了。
但是浩的信仍没有来。
望穿秋水。1月28日，浩的信终于来了。同时到达的还有浩的妹妹启子的信。拆开一看，真是晴天霹雳，我的慧儿她自杀了。难怪浩没有给我来信，她正陷在难以自拔的悲痛之中。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慧生在学习院认识了男同学大久保武道，两人相爱。浩的心思是：她既嫁给了中国人，她就是中国人，女儿也是中国人，应当嫁给个中国人，而且应该是满族。浩这种热爱中国的想法，始终让我感动。当我长期以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复辟清朝，同时又因受日本欺侮深感屈辱内心陷于极端矛盾的时候，常因浩的反抗日寇横行霸道的情绪而增强了自己的民族意识。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如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女人呀！我要保持中国人的尊严。但是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应该是尊重本人意愿的，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阻碍女儿和一个日本人结婚。我想起慧生在最后一封信中就告诉我她有个男朋友，她很喜欢他，但没有提到结婚，也没有说明她的母亲持反对态度，只是问我她该如何办？我想我是有罪之身，长期不和女儿在一起，也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实在没有资格来答复她这种问题，因此回信中只说我不了解情况，希望她照母亲的意见办。这使得慧生非常失望，她本来希望得到我的支持，结果得不到我的支持，只好走上了绝路。她和大久保两人在1957年12月4日下午7时相约在日本静岗县天城山隧道到八丁池之间开枪自尽。五天之后遗体才被人从一棵百日红树下发现。两人依偎着，手枪已经射穿了太阳穴。慧生实由我而死，要是我能给她一些支持的话，或我再劝劝浩，她是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的。我又增加了罪孽。
慧生殉情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管理所。当天管教科金源科长找我谈话。金科长安慰我说：
"人总是要有一死的。不过你的女儿正在求学，不到死的年龄，正应该奋发有为，力求上进的时候，她的死是令人可惜的。你不要难过，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学习改造。你要认识到这件事你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你不在家里，不和老伴在一起，你不能对女儿进行工作。假如你要是和老伴在一起，你直接做一点工作，这件事也会处理得好一些，你女儿也不致于自寻短见。你要从这件事上看到自己的罪过，因而增强改造的勇气。女儿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已经失去了女儿，再悲痛也没有用。你要更加爱护剩下的这个女儿，让她健康地生长。不要过于悲伤了。"
天哪！这比父母还亲切的安慰，我哪能不感动呢？我又一次掉下了泪。是的，为了浩，为了唯一的娉生女儿，我要擦干眼泪，坚强地生活下去。第二天，我就给浩发了信。我写信时仿佛慧生还活着，难以相信她已经去世了，我向浩忏悔了我的罪过。我写到：
"我把将来的一切全都寄托在慧生和婷生身上了。我之所以能经受种种磨难，活到今天，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和两个女儿和浩团聚……这是为什么啊！？天各一方，身为父亲不能为女儿做任何事情，这是我终生的遗恨。如果说谁有罪的话，那就是我，是身为父亲的我……"
我纵使一千遍一万遍检讨我的罪过，也已经晚了，因为慧生毕竟已经离开我了。1月30日，就在我最悲痛的时刻，浩和女儿托李德全部长捎给我的金笔寄来了。握着金笔，想到寄笔给我的慧儿经不在人世了，不觉潸然泪下。我夜不能寐，神魂颠倒，在夜深人静之际写下了三首怀念慧生的诗。
慧生死后，浩为了纪念她以及自己这颠沛流离的一生，写了《流浪的王妃》一书在日本出版，来信叫我写序。未见过书的内容而写序的可能就是我一人，但为了怀念慧儿并忏悔自己，我还是写了序并附上三首诗。
序寄走后又过了一月，到12月4日，是慧儿遇难的周年忌日了，我不觉悲从中来。
【爱新觉罗·溥杰（1907年4月16日—1994年2月28日），满族，乳名誉格，字俊之，号秉藩。清朝宗室、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07年4月16日出生于北京醇亲王府，早年遵溥仪命赴日本留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以伪军政部步兵中尉的身份出任伪宫廷禁卫队步兵团第一营第二连第二排排长，担任伪满洲国京都外围的警卫任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在沈阳机场被苏联军队俘获。1960年11月28日获第二批特赦，后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自幼精习书法、诗词，具有坚实雄厚的诗、书功力，是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家。著有《溥杰诗词选》传世。1994年2月28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