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权致使皇权旁落，当时的清流派士人阶层对此非常不满，通过各种活动、危言深论，揭露、抨击宦官集团。但两次党锢之祸给予士人以沉重打击，由于在政治上的无力，他们只能继续通过“清议”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表达。 随着这种舆论和讲学活动的进行，逐渐形成了以名家大儒或望族名士为中心的若干清流士大夫集团。其中，北海集团就是这么一个儒家士人集团，在曹魏政权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州北海地区最初是曹操统治较为薄弱的地区。建安元年前曹操以青徐豪霸孙观、孙霸统治北海、城阳，而青徐豪霸的势力比较独立，曹操对他们并不信任，委任他们为青州诸郡太守只是实行的羁糜政策而已。

因此建安元年献帝迁都伊始，曹操就以充州豪强李整出刺青州，企图以李整率领强大的地方势力尽快入主青州，加强统治。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直到建安十年，冀、青二州郡县皆为操有，从此北海地区都处在曹魏政权的统治之下。北海集团的主要活动都是和曹魏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曹操出身于权宦之家，祖父曹腾与士大夫交往密切，但曹操的“浊流”身份使他很难挤进名士的行列，于是在年轻时他就积极交往名士，在汝南许助那里获得“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曹操在年轻时就深受清流名士的影响。

在争霸的过程中，曹操十分重视人才的选用，且用人以才为准，不拘于出身、门望。汉末名士是社会上最具有活动力量的一支势力，曹操手下第一谋臣荀彧即为大族名士，曹操首次大规模地征辟名士，就是以他为中心进行的，而荀彧选用的人才基本上是德行和才能并举的“奇士”，即从名士中选取的。

一方面，北海集团多为名士出身，自身才华横溢，具备了做官的条件。他们熟读经书、知识渊博。受“学而优则仕”的教诲，再加上诸侯割据，连年乱战，士人们纷纷寻求自保，同时政治上也在谋求出路，选择能够实现自己抱负的明主。

另一方面，当时的选官制度则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出仕。自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学成为刘汉皇朝选官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

察举、征辟、博士弟子课试及茂才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其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于儒家经典，或本于经学之旨，体现了对儒家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者的特殊关照。

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使刘汉皇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拓宽选官范围，扩大统治基础，从而造就了一个名士云集、人才辈出的政治局面。

之后曹操用察举、征辟等方式加之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使他拥有了更多的政治资源，从而使得征召人才更加名正言顺。一些本不属于他，却被他看中的人才都可以以汉献帝的名义强征过来，占尽了人才资源的优势。故而北海集团的士人多在曹魏政权出仕也就顺理成章了。

东汉后期，虽然两次党锢之祸给清流士人以沉重的打击，并且一部分士人渐渐放弃了对刘家政权的眷念，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士人保持了对汉政权的忠心。

西汉以来儒教的正统地位一直持续下来，经学出身的儒生很多都担任政府官员，教育和选官制度也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依照，儒学当中占重要组成部分的忠孝节义观也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渐渐地浸染和渗透到人的头脑中去了，士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刘家政权才是正统合法的思想。

汉家政权受到外戚和宦官的轮流控制，黄巾大起义更使得东汉王朝风雨飘摇，正是因为一大批士人的忠汉情节，才使得东汉政权在接连内患与兵祸的情况下“倾而未颠，决而未溃”，依然持续了数十年。

但是东汉统一帝国终将瓦解，面对严峻的现实，士人们是最彷徨、犹豫的群体。天下大乱之时，士人“各行其志”，无外乎两种选择：依附群雄和隐世避乱。士人心系汉室、注重气节，本很难认同群雄的政治意图。

通过艰难的现实抉择，士人的心态和节义观发生了变化，为了个人利益，忠汉思想逐渐淡漠。北海集团士人也有上述两种选择，根据他们的政治取向，依附群雄者又可分为保守派、主流派，再加上隐逸派，共分为三个派别。

保守派

北海集团里保守派有邴原和孔融。曹操正是看中了他们的名气和才华，才把他们都招之麾下，希望能为己所用。之所以把他们称之为保守派，是因为他们虽位居要职，对曹魏政权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思想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并没有完全融入到曹魏政权中去。

邴原清高且真正的追求在于学问，但也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从依附孔融、公孙度到曹操，他依次选择的是更强的力量，但他清高的性格在宦僚中显得格格不入，经常“闭门自守，非公事不出”，虽位居要职，却难言显赫。邴原虽然清高，但修行高雅，尚能在曹魏政权中相安无事，孔融就不一样了。

孔融很早就食汉室棒禄，出任北海相时，坚信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本想有一番作为，然面对四方之敌，数次被黄巾击败。即便如此，孔融也始终保持忠汉思想。

后又被袁谭所攻，连妻子都被谭所俘，孔融的大志被残酷的现实击打得支离破碎。在宦官集团、外戚集团、董卓、袁绍等的不臣之心表露出来之后，孔融深感已无人可信，走投无路之时，便把希望寄托在表面上侍奉汉献帝的曹操身上，他希望曹操真是汉室的救星。

但他看错了，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曹操的政治野心渐渐显露，孔、曹之间的冲突愈演愈剧烈，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他看不惯曹操，甚至看不惯整个士人全体。孔融这种张狂放任的知识分子性格注定了自己的命运，作为政治家的曹操同样也看不惯孔融，扼杀这种忠汉的思想，终因都虑“复构成其罪”，诛杀了孔融。

在政治家曹操面前反对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反对政治。他们的心态和抉择注定了他们的成就和结局。

主流派

主流派，是曹魏集团中人物的主要类别，他们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对曹魏霸权起到重要作用。北海集团里，属于主流派的人有王修、国渊、崔琰和华歆。

此四人皆是权变屈节的人物，属于有才能的“骑墙派”谁强跟谁，奉行保命要紧的策略。汉魏时代成就了很多这样人物，他们官运亨通，成为历史上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

虽然这些儒士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蜕变，但在政治思想理论上，仍然以坚持儒家名教之治的面目出现，并与法家派产生了分歧和斗争。

隐逸派

顾名思义，这趟浑水我不掺和的那种，类似于，什么时候天下明朗了，且我还活着愿意出山的时候我再出。

东汉后期时，由于政局不稳，战争不断，对于很多儒家学者来说，面对这种政局的黑暗选择了隐遁不仕的道路。

但是，儒家的隐者与道家和后来佛家有本质上的不同，那些真正的隐士往往倾向于遗世独立，离群索居，彻底与世事隔绝，而儒家的隐者以儒家的出处之道为指导，主动选择了出仕之道，但又未忘斯世，退居江湖，心忧天下，实则人隐心不隐。

北海集团中郑玄和管宁可归为隐逸派。郑玄曾先后被当时多个强势权力征召均不受:大将军何进征辟，郑玄应诏后不受朝服，一宿逃去，跑了可还行？不过也符合他的性格，郑玄这样的大家，学问是他首要的追求，但也没有完全脱离于世事。

即使不为官，社会也会强制赋予他政治地位。面对天下大乱的形势，在征任大司农的短暂时间内，郑玄也参与了政治提议。

另一个隐逸人士管宁则更是清风高节，浊世不污。在天下大乱时，乃避乱辽东，曹魏建立，中原战乱基本结束后，管宁决定离开辽东，临走时他将前后所资遗，尽封还之，即是表示解除与公孙氏的关系。看起来管宁也是依附强权势力，但实为求生存。

中原局势稳定以后，许多流民都返乡了。但管宁“晏然若将终焉”。这其实表明了管宁的政治态度，他不承认曹魏的合法性，所以不愿意回乡。公孙康死后，弟公孙恭继位，管宁看到辽东快要乱了，才回到中原。

明帝即位，太尉华歆让位给管宁。明帝下诏，欲授为光禄勋，但他上书委婉陈情，说自己德、功、才都不行，不能担负栋梁之任，又加年老身弱，恳求还乡，明帝只好让他返归田庐。

综上，东汉朝廷在经历了党锢之祸、黄巾起义、袁绍诛宦官以及董卓之乱后，虽然己是名存实亡，但士大夫阶层仍然广泛存在着希望在汉朝的名义下恢复旧的统治秩序的心态。

随着东汉的瓦解，士人所习惯的、适于统一的政治观念失去了依托，依托割据群雄、借助他们的力量，是那些试图中兴汉朝的士大夫的唯一选择。然而，割据群雄有着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未必会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同心同德。

士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作出艰难抉择，在抉择过程中，他们对待忠义、节气的看法己经逐渐发生变化。

孔融死后两年，曹操还曾发布《让县自明本志令》，口口声声为自己辩解，说明孔融之死在士人心中掀起了波澜，士人不敢公开批评，而私下对曹操代汉的野心进行非议的舆论还是颇为纷纷攘攘的。

但是到了建安十七年，荀彧因反对曹操加九锡被迫自杀，士人们的反应却是越来越漠然，随后的建安十八年，众人即大张旗鼓地上劝进表，这其中包括大名士王朗、华歆、陈群等。

这些名士也是一时士人之望，他们的身上却没有了儒家所宣扬的忠、孝、节、义，而表现出了随时而变的通达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