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青睐隶书，并身体力行地写碑立碑，其隶书碑刻共计十余方，可谓历代帝王中所立隶书碑刻最多者。

这些碑刻以《纪泰山铭》和《石台孝经》最为著名，保存也相对完整。

唐玄宗的隶书一改初唐以欧阳询为代表的字形偏长的体势，赋予盛唐隶书以强烈的个性特征，成为了隶书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环。

唐代初期，隶书整体风貌还是偏向于魏晋碑版风格，这一时期的隶书书家以欧阳询为代表，都受到魏晋隶书的影响。

从他们传世的隶书碑刻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隶书方正俊朗，笔力劲险，楷书意味十分浓厚。

柯昌泗在《语石异同评》中说:

明皇宸翰，变方正为宽博，当时八分书体一新。唐初分书，承北朝用方体。明皇变以扁体，海内靡然从之，韩梁史蔡，其体大同，所云唐隶也。

唐人分书，明皇以前，石经旧法也，盖其体方而势峻。明皇以后，帝之新法也，其体博而势逸。

柯昌泗在此提出，唐代初年隶书仍旧受到魏晋南北朝隶书的影响，而唐玄宗的隶书一改这种风气，变方体为“扁体”，并且呈现出“体博而势逸”的全新面貌。

“势逸”即撇捺分展之势强烈，与汉隶有着体势上的相似之处。虽然唐玄宗隶书确有“严整警策”之貌，但“笔实体肥”，“体博势逸”，左右伸展,尤以《石台孝经》为代表，在体势上似《曹全碑》《乙瑛碑》等汉碑，与初唐师法魏晋碑版的隶书有明显的差异。

从欧阳询隶书、玄宗《石台孝经》、汉碑中分别取相同的字，进行字形体势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三者在体势上的异同关系。

分别从上述三种隶书中选取十个相同的单字进行对比，整体来看欧阳询隶书皆为方形，即笔画几乎无横向伸展，且起笔明显斜起露锋，楷书意味强烈，而唐玄宗隶书与汉隶的字势明显偏扁，具有横向的飘逸之势。

单字来看，欧阳询的“祖”“北”二字左低右高的字势强烈，可见受楷书影响之强烈。

“同”字，欧阳询隶书偏长，而玄宗隶书与汉隶均以撇为竖向左伸展，拉宽字势;在“西”与“帝”二字的书写上，欧阳询所书均不见波折长横，而唐玄宗所书二字与汉隶的收放关系如出一辙。

欧阳询隶书的“名”与“之”二字，撇画纵势的倾向明显，而唐玄宗所书则将字形压扁，加强横势，与汉碑相仿;最后“重”“无”“圣”三字，欧阳询隶书虽有燕尾。

但横平竖直无左右伸展之势，反观唐玄宗隶书，其长横势逸，与汉隶之长横弧度相近。

关于唐玄宗隶书师法情况，自古众说纷纭。刘熙载云:“唐隶规模出于魏碑者，十之八九，其骨力亦颇近之，大抵严整警策，是其所长。”

梁亦认为玄宗师法魏隶，他在《评书帖》中说:“开(开元)宝(天宝)前欧褚诸家提空笔作书体皆瘦硬。自明皇学魏隶，力趋沉着，笔实体肥，一时王缙、苏灵悉宗之。”

而以上十个单字对比清晰呈现出三种隶书之间的异同关系，虽然仅有十字，但足以代表各个时期隶书的风格面貌，可以看出，与师法魏晋碑版的欧阳询隶书相比，玄宗隶书左右开张之势更为强烈，主笔突出，极具经典汉隶的字形特征。

“明皇学魏隶”一说恐怕难以使人信服。明万历年间(1573-1620)《曹全碑》的出土，为清代书家提供了“全新”的取法对象，清代书家批判唐隶转而师法汉隶，并取得巨大的成功。

其实，盛唐时期的书家已经开始师法汉碑。清万经评《司隶校尉鲁峻碑》云“字体方整匀净，凡勒笔、磔笔、笔、挑起处极丰肥，开元诸家似效其体。”

亦称此碑:“丰腴雄伟。唐明皇、徐季海亦从此出，而肥浓太甚，无此气韵矣。

《司隶校尉鲁峻碑》，建于憙平二年(173)，碑原立于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鲁君幕前，碑阴下半漫泐难识，宋代已有拓本，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均有著录。

唐玄宗的隶书雍容厚重，充分彰显盛唐之气，与盛唐以前隶书风格迥异，被后人称为“明皇新体”。

窦息在《述书赋》中描述唐玄宗的书法:“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凤，笔为海而吞鲸。”可见唐玄宗隶书的雄厚气概。

就隶书而言，唐玄宗一改初唐瘦劲书风，呈现肥厚之貌。其早期隶书碑刻《鄌国长公主神道碑》立于唐开元十三年(725),身首一体，碑首刻有精美浮雕，碑额篆书“大唐故鄌国长公主神道之碑”，正文部分由张说撰文。

唐玄宗御书，记载了睿宗李旦第七女部国长公主的事迹，此碑虽然保存完整，但下半截已漫泐难识。

从相对清晰的碑刻上半部分可以看出唐玄宗对丰润书风的追求，尤其体现在撇捺之处。

同时期的隶书碑刻《纪泰山铭》是唐玄宗的代表作之一，为开元十四年(726)唐玄宗于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之时所作。此碑直接刊刻在大观峰的石壁之上，宏伟高大，字大近 30 厘米，现仍保存于泰山之上。

由于此碑之宏伟巨制，其用笔明显更加厚重丰肥。而唐玄宗另一代表作《石台孝经》成碑于天宝四载(745)，此时唐玄宗隶书风格已经成熟统一，故此碑规范性较前两碑更为强烈，但撇笔捺脚波磔之处，均厚重有余。

王评唐隶时说:“唯徐季海《嵩阳观碑》，明皇《纪泰山铭》为得汉人遗意。《孝经注》肉重骨柔，弗及也。”

但玄宗隶书之“肥”是一种笔实力着的丰润之感，“肉重”但并非“骨柔”。虽然此三方隶书碑刻前后相隔二十余年，但都用笔沉着、行笔畅快、丰润有余，展现出一种肥厚之貌。

王世贞云:“明皇酷嬖太真，无所不似，隶分体不免作丰容艳肌时状。”太真为杨玉环道号，杨玉环开元二十八年(740)开始以女道士的身份在唐玄宗身边活动，并于天宝四载(725)被立为贵妃。

而如上文所述，玄宗早期作品已经呈现出“丰容”倾向，故以玄宗对杨玉环的感情作为其书法审美观念的原因或显牵强。

于唐玄宗而言，隶书宗丰肥，可以说是唐玄宗独特的个人审美倾向及用笔习惯，从唐玄宗的行书作品中亦可以看出这样的特点。

其唯一传世真迹是行书《鶴鎢颂》，与同时期书家李邕的行书相比，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唐玄宗行书用笔的饱满丰厚，可见“以肥为美”是唐玄宗在书法上的一种个人审美观念，也是强烈的个性特征。

另一方面，此个性审美亦是个人性格特征的重要体现。当我们谈及古代“个性”书家，往往会想到徐渭、王铎、张瑞图等个性张扬的书家。

但个性有很多面，不是只有“张扬”“奇特”才能称之为个性。表现丰润之美与规整法度如玄宗，亦可以是一种个性体现。

玄宗作为唐代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其“性英断多艺”，“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可见玄宗生来具有非凡的气概和过人的胆识。

“风骨巨丽、碑版峥嵘”的书风正是玄宗气概胆识的体现，所谓“字如其人”大抵如此。

尽管后世论书者评其隶书“肥俗”“肥痴”，但不可否认的是，唐玄宗隶书开辟了具有个人气格特征的独特风貌，后人不仅能从其隶书中看到一个豪健俊伟的帝王形象，亦能从中感受到盛唐时期的繁荣气象。

故就审美观念来说，唐玄宗隶书显然展现了全新的个人审美观:以肥为美，并将个人审美倾向在书法创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这三方隶书碑刻可见唐玄宗在隶书创作中始终坚持自己的审美观，将“以肥为美”的个人审美倾向一以贯之，形成具有一定规范性的丰润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