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郭兴福于山东邹平的一个贫寒农家诞生。家庭的经济困难使他无法接受正规教育，仅在私塾学习了短短三月便回家从事农业劳动。1942年，迫于生计压力，他投身于国民党保安部队，负责勤务和通讯工作。到了1948年9月，郭兴福转而加入了解放军，最初是作为一支起义部队的一员。他早在13岁那年，就已经在山东邹平加入了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履行通讯员和勤务员的职责。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他亲身经历了济南战役，并随后转入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参与了淮海战役及渡江战役等重大战斗。
郭兴福在部队中表现优异，勤于思考，因多次建立功勋，于1951年获选进入步兵学校深造。尽管存在不同说法，但普遍认为他曾在华东军区的某步兵学校，编号为第十四，接受过培训。毕业后，因其学业成绩突出，他被分配至南京军区的12军34师，担任排长职务，并随后逐步晋升为连长。在任职期间，郭兴福结合实战经验及深厚的理论基础，探索出了一套贴合我军实际的训练模式。这一过程中，他受到关注并得到培养，成为新军事体系下的关键人才。
1963年，叶剑英亲赴现场观摩了郭兴福的教学演练，深感震撼，随即将所见所闻上报给毛泽东主席。次年，罗瑞卿也加入了对郭兴福教学活动的考察，认为他的教学方法对全军具有借鉴意义。自此，“郭兴福式教学法”在军队内部迅速普及，郭兴福本人亦成为全军上下学习的标杆。
1964年，郭兴福在南京军区的一个连队担任副连长职务。他凭借自己坚实的军事技能和深厚的一线工作经验，开创了一套名为“郭兴福教学法”的训练模式。该方法的核心在于强调严格、艰难且贴近实战的训练，尤其注重指挥员发掘战士的内在潜力。这一创新被全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知晓后，获得了他的高度赞扬，并被提议在全军推广。不久之后，因其突出的贡献，郭兴福被授予个人一等功的荣誉，成为了全军范围内的模范人物之一。
郭兴福没有因为获得的荣誉就变得自满。他始终维持着低调谦逊的态度，对罗瑞卿大将的赏识心存感激，并在工作中加倍勤奋。凭借其卓越的军事能力，郭兴福迅速从基层岗位被提拔到大军区，负责战术教学工作。正当他满怀热忱，准备继续为军队建设添砖加瓦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中断了这一切。
1965年，罗瑞卿大将军遭遇集团构陷，被撤销职务并面临审查，随之在军队内部掀起了一股批判罗瑞卿的风潮。身处南京军区的郭兴福，无法避开这一政治局势的影响。鉴于此情境，他必须参与相关的政治集会，并在会上明确立场。郭兴福与罗瑞卿将军有着良好的私人情谊，加之他个性耿直，坚决不肯盲目跟风，去批判自己往昔敬仰的高级将领。
他的坚定立场，迅速让他在军区内成为了“另类榜样”。原本备受尊敬的军事领导者，转瞬间变成了政治角力的不幸目标。郭兴福经受了接连不断的批判与人身攻击，甚至被迫置身于笼中接受“审问”。然而，即便面临极度困境，他也从未退让，坚守着自己的原则。
运动加剧后，这一切逐渐变得难以承受。一系列毫无根据的指责接踵而至，他被冠以各式各样能构想的罪名，蒙受了无尽的侮辱与压制。职位的降低并非最为煎熬之处，毕竟郭兴福从未追求过权势。真正令他难以释怀的是那些卑鄙之徒的侮辱与诽谤，背后持续不断的流言蜚语，似乎要将他最看重的尊严彻底摧毁。
郭兴福多次尝试通过陈述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无辜，但每次努力均未成功。在政治风波的裹挟下，即便是那些表面公正的领导，也往往难逃不幸的命运。作为一名从国民党军队转投而来的干部，他清楚自己身份特殊，任何自我辩解可能只会加深他人对他的疑虑。
随着时间推移，郭兴福的信心日渐消逝，内心只剩下沉重的绝望感。漫长的煎熬中，他的意志力逐渐被消磨殆尽，最终，他做出了一个极端的抉择——以死亡来为自己挽回尊严。在他看来，或许只有生命的结束，才能重新找回那份曾被夺走的清白与平静。
某个午后，郭兴福返回家中，原本打算默默处理一切事宜。然而，当他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令他心痛不已。三个孩子身上布满了伤痕，以往温柔体贴的妻子李淑贞，眼神空洞，全身透露出一股深深的哀伤与绝望。郭兴福的心情瞬间沉重，意识到自己所背负的压力与委屈，竟然已经影响到了家人。那些对手见他不肯屈服，竟将手段延伸到了他最珍视的妻子与孩子身上。
郭兴福满腔愤怒，忍不住高声质问：“他们怎能不明白‘罪不及家人’的原则？”但随即，他意识到此刻的抗争已毫无意义。在那个沉重压抑的年代，任何挣扎或许只会带来更多苦难。在绝望之中，他向妻子吐露了心声。李淑贞起初震惊异常，但很快恢复了冷静，理解了丈夫的意图。经过慎重考虑，她最终支持了丈夫的决定。
夫妻俩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抉择。他们决定共同面对死亡，以终结当前的困境。郭兴福在极度的悲伤中，艰难地对三个孩子采取了极端手段，剥夺了他们的生命。随后，这对夫妻在深深的痛苦中，取出了厨房的刀具，相互看了一眼，毅然决定一同终结这不幸的人生旅程。
鲜血自他们手腕缓缓滴落，郭兴福内心涌现出一种奇异的平和感，好似生命的活力正悄然消散，伴随血液流失的还有那些积压的苦楚与屈辱。但就在这生死边缘，一阵突如其来的求救呼喊撕破了这份沉寂。原来是邻居们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急忙赶来探视。他们强行撞开门扉，映入眼帘的场景令众人长久无法释怀：三个孩子已失去生机，夫妻俩亦是气息微弱，命悬一线。
医护人员迅速抵达并将这户人家的五名成员紧急转运至医院。途中，李淑贞短暂恢复了知觉，但她并未因获救而感到宽慰，反而悲痛地恳求大家放弃救治，她渴望与孩子们同行。幸运的是，李淑贞与郭兴福最终都被成功挽救。郭兴福苏醒时，脸上满是自责。他并非为终结孩子们的生命而后悔，而是自责于未能让伤口更深，无法随孩子们一同摆脱这个绝望的境地。
此事对郭兴福与李淑贞而言，均成为长久难以释怀的心理负担。郭兴福最终被判处七年监禁，那段煎熬的经历在他们心底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在狱中，郭兴福历经漫长的阴暗时光，期间多次想到以自杀结束一切，好在有妻子的鼓励和看守人员的开导，他才一次次重拾生存的意志。直至1979年，他的命运终于迎来转机，得以重获自由。
1979年3月，南京军区党委作出正式决定，为郭兴福恢复名誉，并重新安排他担任南京部队步兵学校战术教研室的副主任职务。郭兴福在重回工作岗位后，仍然保持着对军队建设的积极态度，继续投入到他所熟悉的教学工作中。
某个午后，郭兴福指挥教员队伍在户外进行实战演练，向学员传授抵御坦克袭击的策略。不料，天空迅速布满乌云，紧接着大雨如注。教员们连忙取出雨衣，打算为郭兴福遮挡风雨。但他轻轻摆手拒绝：“学员们正冒雨学习，我岂能独自安逸？”
他依然矗立于雨幕之中，对浸湿的衣物浑然不觉，持续热情地向学员们展示并阐述战术要点。某一时刻，郭兴福协同一组教官，指导示范班开展《步兵班组攻击》课程的预演。尽管假想敌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抵抗行动，使得进攻流程显得异常顺畅，但郭兴福迅速察觉到了此次演练存在的缺陷。
他站在旁边，立刻召集教员们一同商议，探讨该战术的实际应用价值。他强调：“以往，我们的进攻演练主要聚焦于消灭敌方步兵及火力阵地，然而在现代战场环境中，敌人已配备了坦克和装甲车辆。面对此类新型威胁，仅凭步兵班的攻势已难以应对。因此，我们的训练内容需更加贴合实战情况，将新装备的威胁因素纳入其中。”
郭兴福的言论让在场的教官们顿觉耳目一新。众人随即展开讨论，着手修改训练方案，以满足现代战争的要求。经过深思熟虑和实际操作，郭兴福及其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三攻三守”的新战略。简而言之，除攻击敌方步兵和火力阵地外，还需强化打击敌方重型装备的能力及自身的防护。自此，他们的训练方案不仅加大了步兵班的进攻战术练习力度，还特别增设了针对坦克、装甲车等现代兵器的实战模拟训练。
为了验证新战术的实际效果，郭兴福指导教员们采取了分步训练的方式，逐步提升训练的挑战性，并全面练习多种战斗策略。经过反复调整和完善教学计划，他们逐渐发现了符合战场需要的新途径。这些调整促使年轻学员在实战模拟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1985年，郭兴福在外出进行地形考察时，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年仅55岁便离世。这一消息让许多人为之痛心。郭兴福的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曾在军队中声名显赫，后来因政治动荡而陷入低谷。最终，长期的劳累与沉重的压力，使他过早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在他衣兜中，找到了一张罗瑞卿的相片，这张相片的出现，仿佛预示了郭兴福一生的轨迹——他的所有经历，都与这位昔日的恩公有紧密联系。郭兴福曾对妻子保证，一旦有了空闲，必定携她前往北京，拜访罗将军及其亲属，然而世事无常，郭兴福终究未能践行这一誓言，留下无尽遗憾。
郭兴福的离世，给妻子李淑贞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没有丈夫的依靠，也没有儿女在旁，李淑贞在南京军区的一个干休所里孤独地生活。对她来说，过往的痛苦经历如同连绵不绝的波涛，往事时刻萦绕心头，内心难以平静。
她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沉重地提及过往：“那段时光，已深深烙印在心，历久弥新。即便四五十年过去，记忆仿佛尘埃落定，却依旧难以拂去。我甚至不敢深究，唯恐沉溺其中，不由自主地向往‘往昔’。”她的叙述透露出深刻的哀伤与失落感。
1991年，南京军区为缅怀郭兴福教学法举办了一场活动，着重于持续研习并传递其教学理念。尽管郭兴福本人未能亲眼目睹这一场景，但他的精神力量依旧深深植根于每位学员与军人的心中。他所提倡的教学方式和战略思考，时至今日，仍是军事训练中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