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大东，原名王华亭，1917出生，河北馆陶县浅口村人。
父亲王九起，平时种田，农闲时当经纪人，牵线交易猪、牛、羊等牲畜和土地、粮食，但家里日子过得很紧巴，总想能有朝一日能摆脱那个“穷”字。
王华亭出生后，父亲对他很很期望，打小带他念《三字经》《百家姓》，他听过几遍，就能包本背诵，八九岁时就会用毛笔写对子，还教同辈小孩识字，大家称他为“小先生”。逢年过节，他还为乡亲们写春联哩，大家都很喜欢他。
父亲先送他到本村教会小学念书，后又托人送他上聊城高小。王华亭早起晚归，中午就凉水啃冷的干窝头，刮风下雪也不耽误上学。后来他考上了聊城初中，住校，十天半月回家一趟，拿些干粮、咸菜到学校充饥。有时候他中午饿着肚子，到井边喝几口凉水代餐。语文老师发现他空腹念书，常常给他带个烧饼。
1932年，王华亭初中毕业，因无钱上高中，返乡务农。后来，到马店村当上了小学老师，不久又在张官寨小学任教。他教孩子们识字、唱歌、做游戏，很受孩子们欢迎，村里的青年人也总爱与他接触，经常一块儿谈论国家大事。
七七事变后，王华亭秘密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在馆陶县农村进行抗日串联，散发传单，书写张帖标语，组织读书会、讨论会，把浅口村的民众都发动起来进行抗日斗争。
从1938年起，王华亭就很少回家，家中的日子也越发困难。他先在村里当党支书，后又当上县委书记，日夜忙里忙外，气得父亲骂他“不顾家”，大哥王作梅又提出分家。王华亭顾不了这些，一门心思抗日，成了一个“全脱产”的抗日游击队负责人，家里人一连几十天也见不到王华亭的踪影。
王华亭很少回家，家人气归气还是很担心他。1940年后，对敌斗争更加艰苦，家人见不到他，又听到一些不好的传言，更是担忧，父亲饭都吃不下。
这时，王华亭带领游击队钻青纱帐，钻地道，与鬼子周旋，打得鬼子晕头转向。一闲下来，他就组织队员和老乡们学习，讲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讲老百姓生活为什么这般清苦。他教他们识字，教唱歌。他一边教唱，一边用力打着拍子，群众和队员们唱得起劲，斗志更坚定了。
他像一束火种，点亮了抗日烽火，也照亮了老百姓的心。
王华亭稳重沉着，平常语言不多，但说话幽默，很会做群众思想工作，讲起话来有鼓动性，大伙儿很爱听。
老百姓说他神出鬼没，上天入地，来无影去无踪，打得准也跑得快，打得鬼子喊爹喊娘，闻风丧胆。传说越传越多，鬼子就越恨他，越想抓住他，但无从抓起。
日本人抓不到人，就贴出告示，悬赏1000个大洋。王华亭没抓到，敌人抓往了与他相似的大哥王作梅，捆绑起来严刑拷打，王作梅打死也不承认是王华亭，也拒不说出弟弟的去向。
敌人发现此人确不是王华亭，就扣押王作梅作人质，放风说要王华亭亲自去赎其大哥，王华亭得知消息后，派武工队侦察了地形，夜深摸到监狱外墙，在墙角挖了一个大洞，把王作梅救了出去。
王华亭就想，自己名声大了，敌人把目标对着自己了，得换一个名字。一番琢磨后，他改名鲁大东。
游击队里新出现了一个“鲁大东”，他向战士们和老百姓宣称，王华亭失踪了，王华亭没有在游击队里了……鬼子们听说，认为王华亭真的失踪了，四处打听，众人都这般传说，就信以为真，不再悬赏捉拿王华亭了。
1942年冬天到1943年夏季，馆陶县及整个鲁南——冀南地区连续遭受了罕见的旱、涝、蝗灾。赤野千里，禾苗干枯；突又猛降暴雨，洪水铺天盖地，毁房毁田，淹死人畜。蝗群遮天蔽日，几分钟就把大片齐人高的玉米秸和高梁穗吃个精光……
敌人又残酷侵犯、合围、清剿，群众的生活遭遇到极大困难，衣食住行难以为继。各级党组织与群众同甘共苦，吃住衣一起，干活，战斗在一起，勒紧裤带度难关。
县委的工作方式也改变了，时而集中办公，时而分散到群众中去。乡亲们把仅省的一点点粮食，掺糠合菜，做成窝窝头，送给游击队员们吃，军民之间生死与共，感情非常深厚。
鲁大东与战士、群众一样，生活十分艰苦、俭朴，夏天穿自己编制的草鞋，冬天则穿“麻窝子”鞋；战斗间隙，带领民兵挖野菜、摘树叶、找代食品。
馆陶县四区区委书记郭清泉被敌人抓住。鬼子对他严刑拷打，要他供出鲁大东的下落，但郭清泉半个字也不吐，宁死不屈，最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1943年，敌人在馆陶县七区护法寺里安上“钉子”。为了粉碎敌人蚕食游击区的阴谋，鲁大东发动全村群众，不出人、不出粮、不出物资，绝不给日本人效力。全村“坚壁清野”，把粮食、物资等深埋地下，青壮年们都离开本村。
鲁大东带领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员，不停地对敌军进行袭扰，鬼子不得安生，又无可奈何。敌人安“钉子”的如意算盘被打破了。随后，日本人在八区南拐渠村又去安“钉子”，同样遭到了严厉的抵制，其阴谋又未得逞。
这两个地方拔“钉子”的经验，上级很重视，布置鲁大东认真总结，写成文字材料，加以推广，在敌后根据地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1942—1943年间，鲁大东任冀南区党委三地委委员，兼任馆陶县委书记。1943年8月，他接到上级通知去延安学习。稍稍准备后，他带着通讯员，背上简单的行李，出发上路了，由交通站一站接一站往下送过去。
9月中旬，鲁大东二人到了太行山区涉县，遇到了四地委组织部长杨青，结伴而行，月底，鲁、杨离开太行山，向延安进发，两个通讯员留下一个。每人穿一双布鞋又带一双布鞋，背一个小包袱，砍一根树枝当拐杖，沿交通线走去。
走过根据地，又过封锁线，再过敌占区，走的路线多是难走的小路，两旁全是大山和山沟。
过封锁线都在晚上。有一天傍晚，刚到兵站，敌人来“扫荡”了，他们马上疏散，往山沟里钻。半夜，到了半山坡一户人家，有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孩、一条狗，暂住了一宿。次日天明，敌人“扫荡”过去了，他们又才回到兵站。
到了太行南坡，下山时没了路，鲁大东等人就抓着树枝往下溜，鞋和裤子都磨破了，到了汾河边，走到一个秘密兵站，又遇到了敌人，他们马上分别隐蔽到一个村里，落到一户人家。敌人进门，主人巧妙地与之周旋，把敌人“哄”走了，他们才返回兵站。
过同蒲路时是在晚上，由一个八路军团长带部队护送，淌过汾河，又被敌人发现，部队把敌人引开。过河后，鲁大东三人的腿已经同裤管冻在一起，分都分不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冰块敲掉，两条腿已冻得发僵了。
过了太原南端，又是一座大山。下山时，杨青崴了脚，不能行走，但又不能停留，鲁大东急得四处找牲口为杨青代步，才把杨青驮出了山。
到了黄河边，他们坐大筏子过了河，离延安不远了。他们到了绥德，那里有中央接待站，各地来的同志重新分配，有的去延安，有的留下读“ 抗大”。
中央代表王从吾给鲁大东写了“介绍信”。11月下旬，鲁大东和同志们抵达延安，走了几个月，终于到家了。
在延安，他们去中央党校报到，然后安排生活，住处，领衣服，立即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自己动手编制毛衣毛裤，参加种地种菜，成了一个地道的“延安人”。
到了延安，回到“家”里，鲁大东他们就一面学习一边接受组织审查，作为党代会的正式代表，历史必须清楚，必须要进行审查再作结论。其办法是自己讲个人历史，组织上再去调查，并提出问题要求回答，一个月后，鲁大东通过审查，作出了“历史清白”的结论。
中央党校把鲁大东安排到组织科当干事，搞干部审查工作。1944年后，新的任务主要是学习文件，进行讨论。他们听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报告，听彭真副校长的讲话，看材料，联系实际讨论问题，弄清路线斗争的情况，批判王明的错误。
在延安，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生活得很愉快，思想觉悟也大有提高。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鲁大东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在大会开幕前，先组织大家讨论，提意见和建议，统一了思想，不再纠缠历史旧帐，使大会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
“七大”代表按地区编组，鲁大东属于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是刘伯承；下面又分作冀南代表组，组长是陈再道。开会时，鲁大东在第五排左边，小组讨论时，他当记录，整理材料，写总结，做了不少文字工作。
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很民主，先是自由提名，拿上去集中，整理后再发下来酝酿，这样三上三下，进行预选，最后才正式投票选举，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七大”闭幕后，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代表同延安军民，共同欢庆这一伟大胜利。8月底，刘伯承、邓小平和冀南区领导返回太行，其他代表也陆续离开延安，鲁大东走得较晚，是最后一批离开陕北的，因为他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要把冀南地区代表的档案护送回去，组织上专门为他们配备了一头毛驴驮档案。
1945年10月初，鲁大东赶着毛驴，走到邯郸，路上碰到陈再道司令员。陈提出要鲁大东留下来在部队工作，因为二纵队正在组建，需要有文化有能力的人，鲁大东正符合条件，就这样，鲁大东在晋冀豫军区野战军二纵队司令部当了秘书主任。
鲁大东去延安学习和参加“七大”，来回路上两年时间，这段经历，是鲁大东最重要的革命历程，是他终生难忘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