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

张文澄，1915出生，四川仁寿县人，1936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主革命时期，张文澄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长、成都市委代理书记、川康特委秘书长、中共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川南特委委员等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职务，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展中共地下组织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9年12月，张文澄随刘邓大军挺进重庆，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在此期间，他完成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受中共重庆市委的委托，代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的刘伯承起草一个对重庆的政权建设和未来发展具有开拓性指导意义的重要报告，即刘伯承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的主题报告《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

这个体现西南局党委决议，对重庆发展具有战略谋划重大意义的主题报告，是在刘帅具体指导下完成的，但张文澄勇担重任，不辱使命，能把上级党委的意图在报告中较为完整地体现出来，也足见其具有较高的政治智慧、政策理论水平和文字驾驭能力。

1950年3月，张文澄调重庆市第三区（沙坪坝区），任中共重庆市第三区首任区委书记，在这个科教文卫事业处于全市领先地位的文化区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基层政权建设的拓荒之旅。

新中国政权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党的建设。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张文澄着重抓了思想、组织、作风三个方面的建设。

在思想建设上，张文澄注重对症下药，突出重点，夯基固本。当时，他按照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在三区全体党员和机关干部中开展认真扎实的整风。

整风的重点就是批评功臣自居、享乐腐化、个人英雄主义等错误倾向，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一教育，在共产党执政之初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有效防止了一批资格老、贡献大、能力强的党员领导干部犯大的错误，尤其是犯黄克功、刘青山、张子善那种不可饶恕的罪行，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全区各级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组织建设上，他着重抓了班子、队伍、基层这三个环节。他注重提拔那些对党忠诚，经过实践锻炼的优秀人才进入领导班子，以自己的谦和、务实的个性特征和睿智、勤奋的人格魅力把整个班子紧密团结起来，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大胆吸收新鲜血液。特别强调在减租退押、土地改革、镇反等火热的斗争中，积极培养思想过硬、能力较强的骨干分子，一旦条件成熟，立即发展入党。他担任区委书记的三年间，全区党的各级组织从无到有，发展到53个；党员从411人发展到656人。

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三区区委成立的当年，各街、乡（当时还未建镇），区级各部门，各有条件的企业、学校、科研单位等，都先后建立基层党组织，随之建立健全以“支委会、支部大会、党小组会和上党课”为主要内容的党建制度。

在作风建设上，张文澄坚持原则，勇于碰硬。三区首任区长不能正确对待党报对本区工作的批评，派人到《新华日报》滋事，引起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的重视。张文澄在向市委作出书面检讨的基础上，与老八路出身的老战友屈膝谈心，大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在上级支持下，作出了应有的组织处理。

张文澄抓抓作风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民主，健全制度。他带领区委一班人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用最快的速度，建立健全了包括区委委员会议、区委民主生活会议、区委全委扩大会议等制度在内的党的各级组织的各项党建制度。

同时定期召开区委全委会，三年六次召开全区党员代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听取代表们的批评，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依靠集体智慧和群众力量推动各项工作。

张文澄重视调查研究，并率先垂范。

1951年，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在三区进行城市民主改革试点。他作为区委书记，亲率工作组在磁器口蹲点，从自己调研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中，弄清了依靠谁、团结谁、改造谁的问题。他据此向市委写出调查报告，受到上级充分肯定。邓小平亲自批示“转发，并在《西南工作》上刊登，供各地参考。”

他执行纪律，不徇私情。

在1952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三区部分干部、群众对与张文澄长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时任区工会办事处副主任的妻子意见较大，认为她对“三反”运动认识不到位，作风不够深入扎实，接受群众批评不够虚心，对运动深入开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作为区委书记，张文澄在查明情况后毫不手软，按照有关规定，果断对妻子作出停职反省的决定，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促进了全区“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

三区的工作也曾出现失误。市农协为借鉴和宣传全国土改经验，批转了山东某地的做法，三区很快采用了。后来，该经验因不符合重庆和三区实际，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受到批评。张文澄在作教训分析时，并没有说是市农协推介的，而认为自己作为区委主要领导，应负主要领导责任，深刻检讨了自己工作的疏忽和不足，并提出弥补措施和今后改进意见。

张文澄刚到三区时，百废待兴，干部奇缺。他果断决策，要求四管齐下，尽快解决干部和人才的缺口问题。

他充分利用三区为重庆市文化区高校、名校密集的优势，把那些既经过学生运动、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社会运动锻炼，又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学校教师、学生和职员中的部分优秀分子调整充实到各级党政群团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既缓解了机关干部严重不足的矛盾，又提高了机关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

同时自己动手培养人才，举办区政建设干部培训班。学员从城乡青年学生和青年职工中选拔，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区委领导轮流上课。培训班先后举办两期，共培训干部354名。这些同志后来大多都成为当时三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业务工作骨干。

再就是从企、事业单位选调一些政治可靠、有实践工作经验和政策理论水平的业务骨干充实机关，改善机关干部组成结构，促进机关为基层服务的作风转变。

他很看重干部在职教育。他要求有关部门分期分批输送在职干部参加各级各类党校、干校、高校培训；组织在职干部加强理论、业务、文化学习，坚持每周半天的理论学习；还责成有关部门专门成立区级机关业余文化学校，对167名文化偏低的机关工农干部进行文化补习。

张文澄在三区工作三年，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不仅数量增长48.6%，而且经过强化培训学习和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社会活动的磨炼，各级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都得到明显提高，为推动解放初期减租退押、土地改革、镇反、民主建政、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提供了干部和组织保证。

市里知道三区干部整体文化水平原本较高，在张文澄为班长的区委培养下成长更快，经常从该区调干部充实其它战线，称三区为“人才库”。

1953年5月，张文澄由中共重庆市三区区委书记调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他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近五年，在重庆宣传思想战线上大显身手，为重庆宣传工作获得“全国知名，西南领先”的美誉建功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