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澄，原名张明宗，字浦洲，1915年9月出生，四川仁寿县人，盐商家庭出身。10岁时自改名为张文澄，入党时的登记名为贺明，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都以贺明呼之。

张文澄仅4岁半开始在老家读私塾。直到1928年春，经过多方努力，他父亲才同意已12岁半的他考入县城三隅高小，接受现代教育。1930年，他考入成都联中，高二转至进步学生集中的华西协和高中继续求学。

他爱好进步文学，偏爱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的作品。他对军阀混战、列强凌辱、官场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极为不满，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警，主动放弃家产继承权，自觉投身社会改造的洪流。

从中学时期开始，张文澄就在《华西日报》、《文艺月刊》等多种社会报刊和校刊上公开发表《饥饿者群》《春天》《射手之歌》等具有强烈革命意识的诗歌和文章，并四处寻找中共地下组织。

1936年张文澄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战斗生活在成都、宜宾、乐山等地。

1938年春，他受中共四川省委的委派，作为四川省三名学生代表之一，带队赴武汉出席中华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赴会途中，他生平第一次来到日后与其结下不解之缘的山城重庆，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了20多年的四川盆地。大会期间，他有幸第一次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老首长中共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博古等同志。

1940年深秋，他作为中共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独闯恐怖阴森、猛虎出没的五里岗，深入敬梓场农村巡视基层党组织工作，先后与12条猝然窜出的乌梢蛇狭路相逢，不时吓出一身冷汗。事后，他诙谐地调侃道：有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老虎又能把我怎么样。

1941年8月，张文澄夫妇在乐山柏杨坝从事地下工作时，所租草房突然半夜着火，并很快化为灰烬。要不是住在隔壁的战友及时发现呼唤逃生，险些双双葬身火海。

在川西、川南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他多次受到敌人的通缉；只是在敌人的通缉令上，多是他的化名或外号。据说，在宜宾地区的敌伪档案里直至解放还保存着通缉“刘老表”（当时张文澄的化名为“刘仲荣”，人称“刘老表”）的密令。

1941年9月，张文澄奉调到重庆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学习。同年12月，他赴云南昆明执行任务，过程中三次遇险。

首先是在巴县一品场国民政府联合检查组设的关卡前，因南方局机关负责秘密工作的同志的一时疏忽，把他身份证明的名字和乘坐汽车的登记名弄成了两个姓同名不同的名字。当负责检查的军官发现破绽询问时，张文澄急中生智地回答，登记的是我的名号，是朋友帮忙登记的，才算勉强蒙混过关。

其二是在贵州关岭镇，所搭乘的破旧货车在下坡转弯时因刹车不及，与迎面驶来的高大坚实的军车迎头碰撞，下颚撞在挡风玻璃的下框架上，骤然冒起一个紫色大血包。

其三是驶离关岭不远，司机在下坡冲向桥面的过程中，因车快路滑，方向失控，径直滑下公路，沿着路边小溪和桥头左侧河滩，踉踉跄跄冲下河谷，好在河水不深，还能逃车自救，但也算逃过一劫，叫人确实有些惊魂未定。

1942年4月，张文澄调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云南调研组组长，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滇军第二路军指挥部系统内的中共地下组织，收集云南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有关情报，建立秘密电台与南方局直接联系。

他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团结争取云南地方军阀积极抗战，确保滇缅公路这条抗战期间的重要战略运输线的顺利运转，收集云南各方面的战略情报为中央决策作参考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张文澄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下，没有固定的社会职业和稳定的工资收入，一直过着风里来，雨里去，四海为家，居无定所，衣着简朴，粗茶淡饭，冒着生命危险超负荷工作的职业革命生涯。在云南工作期间，情况则有所好转。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多次掀起反共高潮，并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党的活动经费极为困难。当时张文澄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找个公开职业作掩护，硬着头皮花了一周时间，废寝忘食啃读《立信簿记学》，初步掌握了财务会计的基本技能，顺利应聘中国火柴专卖公司昆明分公司会计职务，并干得像模像样。

近40年后，他的这一经历还发挥了作用。

1980年初，他刚到西南政法大学不久，在听取学院财务部门汇报当年预算时，以自己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两度当过专业会计、在瓷厂当副厂长时亦分管过财务工作所积累起来的职业技能，发现其中收支项目存在不相符合的疑点，立即严肃指出。

该院财务部门负责同志当时非常诧异，因为过去党委主要领导听取财务汇报一般都是原则把关，对年度收支具体项目基本不细看，很少提具体意见，当然更难以发现什么疑点，做梦也想不到这位初来乍到、据说是长期作党务工作的党委书记竟然如此熟悉财务工作，连需要具有较丰富的财务专业知识才能发现的具体预算项目中的收支不平衡，都被当场指出，不得不承认其中打了埋伏。

张文澄当即对这种财务工作弄虚作假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并特别提醒，做财务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不做假账。否则，就可能犯大错误，甚至把自己送进监狱。学院财务部门的同志按照他的意见，迅速纠正错误。

1946年5月，张文澄调到公开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工作，任副秘书长，负责省委情报部内务工作。同年10月，随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赴南京，同年11月转道上海，任青年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委员，以私营保险公司会计为职业掩护，配合和协助钱瑛开展南方诸省国统区隐蔽战线工作。

1948年春，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叛变，刘曾到过上海向钱瑛汇报工作，也同时见过张文澄。若非中共川康特委确认刘叛变后，迅速向上海局发出密报，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闻讯后当即将刘国定在上海接触过的所有地下党同志转移。当刘国定带领武装特务火速赶赴上海抓人时，早已人去楼空。同年5月底，张文澄等人奉命转赴香港，在钱瑛领导下，进行了半年的集中学习和培训。

1948年12月，张文澄调任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其间，他与武汉地下市委其他领导一道，重点抓了三件事：一是发展组织。仅用半年时间，就使全市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由几十人扩展到4000多人，地下党员由100余名发展到400多名，为迎接解放、接管城市储备了有生力量。

二是培训干部。按照上级要求，地下市委分期分批组织干部赴香港，学习新形势下党的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为接管政权做干部、组织和思想准备。

三是保卫武汉。包括提前做好充分缜密的保卫预案和具体行动方案，层层建立应变委员会和统一的电话指挥网络，组织学生纠察队、工人自卫队，治安巡逻队，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收集情报，提前做好策反，反搬迁，反破坏，护厂、护校，护店，保卫城市重要设施，维护政权更迭时期的社会秩序，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等。

在紧急关头，武汉地下市委还采取断然措施，坚决制止了国民党残部企图对市电话总局等一批重点部位按计划进行的爆破。

1949年5月17日，这个“九省通衢”的重要城市终于较为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

1949年12月，时任武汉市市委委员、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学校文化党委书记的张文澄响应党组织关于解放和建设大西南的号召，随刘邓大军[1]挺进重庆，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市委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