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0日到1981年1月27日，这场长达两个多月的“两案”审判终于落幕。10个主要罪犯被判的刑罚，从死缓到16年有期徒刑不等。

李作鹏，他以前当过副总长和海军的第一政委，后来被判了17年的有期徒刑，还被剥夺了5年的政治权利。

聊起他和另外9个主犯的坏事，负责“两案”的特检厅厅长黄火青，直接用四个字概括：数都数不完！法庭用来定罪的那些事儿，其实只是他们干的坏事里的一小部分。

伍修权，第二审判庭的庭长，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一开始，每个被告的罪名都列得满满当当，平均下来，每个人都能写上个一百条罪名，十个主犯加在一起，罪名总数高达七千多条。但在准备起诉材料的过程中，他们开始精简这些罪名，逐步减少，最终压缩到每人平均十条。等到真正审判的时候，又进一步精简，每个人只剩下了三到五条罪名。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犯了多少条错，只要一条，就足以让他们受到严厉的惩罚了。

李作鹏身为海军的第一政委，他犯下的关键问题是在“九一三事件”那会儿，没能拦住那架专机，让它给跑了。

那时候，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辖，那架飞机就在那儿。上级领导直接给李作鹏打了个电话，明确要求那架飞机得周、黄、吴、李这“四个人都同意下令才能起飞”。这个要求说得很明白，但李作鹏却私自改成了只要这四个人里的“一个头儿点头放行”就行。

飞机启动时，有人跑去问他咋办，他也没喊停，就让机场的人直接去找总理。我就纳闷了，他们咋知道中央领导的联系方式呢？这样做不就是为了拖时间，想耍赖不认账嘛。

李作鹏回想起那段经历时，说起过他怎样接到上级的三条命令，然后打电话给机场调度室的值班人员，把命令传达到位。就在这时，上级又追加了一条信息：四位领导中，随便哪一位领导的指示都能让飞机起飞。他琢磨着上级的意思，觉得除了周、黄、吴、李这四位领导的指示，其他人的命令都不能让飞机起飞。

后来他再次致电调度室，重点说了两件事：一是得四个人一起同意才能放飞，二是只要有首长下令放飞，不管哪位首长，都得告诉他一声。

那时候，他觉得这样做会更精确，但漏掉了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没让接电话的人再说一遍。换句话说，他不确定对方是否真的听到了他的指示。

挂断电话不久后，机场方面又给他打来了电话，问要是飞机非要起飞，该怎么处理。他握着电话，心里琢磨了一会儿，觉得上级压根儿没点头让专机夜里飞，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可能发生。再说了，上面也没明确说遇到飞机硬要起飞这种情况，是该拦还是不该拦。他便答道：“直接跟总理说一声吧。”

他没理会上级不准起飞的要求，有点自己的一套理解。他让机场去联系中央领导，按伍修权的说法就是：下面的同志咋能直接找总理请示呢？就算真找到了，中间也得绕好多弯子，那多耽误时间啊，哪有他直接跟总理说来得快。

在这方面，吴法宪的表现确实比李作鹏要好一些。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

他接到上头打来的电话，然后赶紧把上面的意思往下传。说是空军指挥所得再好好查一查，看看那个禁航的命令到底有没有执行到位。他还特别叮嘱他们，不管咋样，就是不能让一架飞机再飞出去了。要是哪架飞机胆敢起飞，那领导可得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