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开创了科举制度，这就如同现在的“考公”，给很多人打开了进入政府的大门。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现了——读书人越来越多，官位不够用了，就跟今天的“内卷”一样，直接卷出了国家级的“岗位荒”。

唐高宗时期，吏部侍郎刘祥道上疏说：“今内外文武官官职，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按每年选取五百人来计算，三十年就有一万五千人要当官，只有剩下的没有少的了。”

唐代杜佑撰写的中国第一部典志体史书《通典》记载：

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百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以降，凡十二万余员。其外文武贡士，及应制、军功、使劳、征辟、奏荐，诸以亲荫等，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

就是说，按照正式的规定所设立的官员编制数量，内外官合计一万八千八百五十人。然而，实际上，有资格或希望进入官场的人数远不止这个数，达到了“十二万余员”。这里的“十二万余员”包括了从各类学校（如诸馆学生）毕业的学子，以及通过其他途径（如科举、军功、使劳、征辟、奏荐、亲荫等）期望获得官职的人。平均下来，大约有八到九个人在竞争一个官位。

唐玄宗时期，国子祭酒杨瑒也出来吐槽：“唐朝兴盛时，国子监每年举荐的读书人成百上千，但真正被选上的只有十分之一二。”

为了缓解这“考公”热潮带来的压力，朝廷不得不使出狠招，规定每年明经（科举科目之一）录取不超过百人，进士更是严苛，二十个封顶！这招啊，跟现在的“教育分流”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结果呢？大家还是该卷卷，毕竟谁不想成为那条跃过龙门的锦鲤呢？

这就导致了“为人择官”而非“为官择人”的局面。很多读书人就只能走别的门道，例如请人举荐，托人在分配官职的时候把自己优先级别提高等等，一些权贵为了笼络人才，也搞出了“斜封官”之类的歪门邪道。

这么多人要做官，大部分是冲着唐朝官员的待遇来的。

《唐朝诡事录2》中，一个小小云鼎县尉都能轻松养个幕僚，这并非虚构。据考证，开元年间，一品月俸就达到了二十六千缗。而天宝年间官奉又数倍于开元，大历又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倍于大历。大历年间，有些权臣的月工资甚至高达九千缗。（根据米价换算，唐玄宗时期一缗约合现在二千九百元。）

高薪未必能够养廉，更何况很多人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财，而不是为了为百姓服务。

唐代小说家、史学家沈既济说：“消耗朝廷的财税最大的只有两件事：最多的是军费，其次是官员俸禄。其余的杂费，十个也比不了这两件事之一。”

这样，官俸成了朝廷财政的沉重负担。到了唐玄宗时期，虽然有很多机会可以革新，但唐玄宗却没有把握住。他先是忙着开疆拓土，后来又沉迷于享乐，导致各种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加上藩镇势力尾大不掉，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