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民ZF的节节败退，很多人都对抗战胜利失去了信心。史学家钱穆在逃难之中，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念头，写下了《国史大纲》。在这本书里，有一段内容是作者借写清军入主中原，影射日寇入侵，内容蕴含深意，故概括分享如下：

清军进入中原时，遇到了士大夫们强烈的反抗。这些士大夫们虽然不是出身显赫，力量有限，但他们反抗外来统治的意识却非常普遍且深刻。

其实中国人对于民族的观念，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非常鲜明了。对于那些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人，中国人总是愿意平等对待，并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外族人如果接受了中国的文化，那他们就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的说法，反之亦然。

中国人重视民族文化，但也愿意通过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来实现和平共处，而不是通过侵略和战争。历史上，两汉时期对待匈奴、西羌等民族都采取了招抚怀柔的政策，引导他们进入中原。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士族也大多持有这种与异族合作的思想。

到了清朝入主后，就立即开设科举选拔人才，并在中国传统政体的基础上对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这导致了一部分北方的士大夫开始与清朝政权妥协。

不过，清政府虽然表面上做出了让步，但却又强制推行剃发令，试图让中国士大夫在心理上承认文化的屈服。这种做法激起了南方士民的强烈反抗，因为“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

尽管南方士民的反抗最终因为组织不健全而失败，但他们反抗清廷的心理却始终存在。而明末的遗民们，尽管他们生活在困苦之中，但他们的坚贞志节和笃实学风却深深地影响了清朝数百年的士大夫风气。直到清末，这些遗民的人格力量还成为了推动革命的有效工具。而那些向清朝屈膝的士人，也因为遗民们的榜样作用而时常受到良心的谴责。

这段内容阐明了一个道理：

中华民族在面临外族入侵时，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较量，更是文化与精神的坚守与抗争。

也可作为当今警示：

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表面上是和平的，但实际上四周危机四伏，欧美日韩诸国对我国已暗下杀手，尤其是在文化领域，安插和养殖了不少“水军”，舆论之战，早已打响。我们弘扬民族文化，也是对西方渗透的反击。

附《国史大纲》相关原文：

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

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

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此种观念，远自春秋时代已极鲜明。】

能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常愿一视同仁，胞与为怀。【故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反过来说：“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极端重视民族文化的表示。故曰：“闻以夏变夷，未闻变于夷。”既主放弃偏狭的、侵略的国家主义，而采取文化的、和平的世界主义，则自然可以有此态度。】

两汉的对待匈奴、西羌诸族，招抚怀柔，引之入塞。南北朝时北方士族与诸胡合作，大率多抱有此种思想。

辽、金的割据，虽则他们亦都慕向汉化，然而那时中国北方社会的文化基础，本已削弱，所以同化异族的能力，不够深强。

元人以武力自傲而鄙视汉化，清人则并无可恃的武力，一进中国，即开科取士，公开政权，依照著中国传统政体的推例作实际的让步。

北方一部分士大夫，便开始与清政权妥协。但清室但有手段，一面公开政权作实际的让步，一面厉行剃发令，要中国士大夫内心承认一个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当时南方士民拥护明政权之热心，远不如其拥护衣冠制度之甚。【只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

惟南方士民临时义愤的结合，抵不亦汉奸手下三十年有训练、有经验的正规军队。结果中国士民在自身组织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然而大部分南方士民反抗清廷的心理，却依然存在。

然明末遗民，他们虽含荼茹他，赍恨没世，而他们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已足以深入于有清一代数百年来士大夫之内心，而隐然支配其风气。直到清末，还赖藉他们人格之潜力，来做提唱革命最有效之工具。而屈膝清廷的中国士人，因遗民榜样摆在一旁，亦足使他们良心时时发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