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明珠

摘要:【目的】通过了解农民种粮收益现状，提出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的对策建议。【方法】利用文献调查法查找相关文献；利用数据统计分析，分析保障农民种粮收益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的对策建议。【结果】目前，我国农民种粮收益较低，面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下降、水土资源短缺、粮食种植成本持续增加、机会成本较高等问题。【结论】要保障种粮农民收益，就要建立多样化的粮食补贴政策；鼓励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构建全产业链服务体系，推动粮食生产降本增效；加快推进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带动粮农增收致富。

引言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粮食具有基础性和公共性，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战略物资的特殊商品，粮食问题一直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粮食安全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要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端牢中国人的饭碗。农民种粮收益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中央已经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关于种粮农民收益的问题，例如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合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就是从根源上巩固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文献综述

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实现“十九连丰”，尽管粮食作物的产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种粮收益减少，粮食生产与农民收益之间的矛盾凸显，种粮农民对提高种粮收益有迫切需求，如何让种粮农民有利可图愈加成为确保粮食稳产增产的关键。通过对该领域的核心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粮食补贴政策、粮食种植类型、区域经济发展、经营规模均对种粮收益产生一定的影响。

1.1 关于种粮收益与粮食补贴政策的研究

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政策，以及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2006年，国家免除农业税；此后，国家不断出台一系列的惠农政策，例如农产品临时收储计划。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粮食生产的综合效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具体表现为要么通过各种补贴降低粮食生产的成本，要么增加农民种粮收益，但随着效应递减，这些支持政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粮食生产高成本、低收益的基本格局[1]。

1.2 关于种粮收益与种植类型的研究

在粮食作物整体收益下降的同时，三大主粮作物各自收益也在下滑，收益的高低与种植类型存在较大关系。蒋和平等研究发现自2012年开始，我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每亩净收益呈下降趋势，到了2017年，除了稻谷略微盈利外，小麦和玉米的种植都出现了亏损[2]。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显示，2017—2022年，稻谷亩均净利润从132.55元下降到23.33元，五年中小麦净利润有两年为负数，玉米净利润连续三年为负数，这表明近年来种粮农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倒贴式”的生产方式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3]。

1.3 关于种粮收益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较多时，其经营行为便具有较多选择，种植主体的逻辑是经济导向的，即追求利益最大化[4]。其根本的行为导向都是将有限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投入到可以获得更高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行业或领域[5]。自2015年起，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超过经营净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一大来源，这便导致从事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较高，兼业和放弃农业生产的情况明显增加，我国现在依然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不同地区种粮机会成本不同。自2003年划定13个粮食主产区之后，粮食生产的主要责任由主产区承担，经济发达地区种粮机会成本较高，大多数人从事非农工作，经济不发达地区种粮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种粮收入依旧是收入的主要来源，2003—2021年，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分别增产23010.49万吨、1558.01万吨、主销区减产507.96万吨(1)。经济相对发达区域承担较少的粮食生产责任的这种格局是否合理、如何应对是确保粮食安全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1.4 关于种粮收益与经营规模的研究

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近年来推进粮食规模化生产的呼声高涨。有的学者认为，要鼓励种粮农民通过互换、合并等方式促使农地经营由分散转向集中[6]；有的学者提出，要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来确保小农户获得农业生产性服务带来的种粮红利[7]。在一些地区，为了提高自身的种粮收益，农户会选择进行农地流转达到规模经营，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实际上，在部分地区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过程中，不仅有利于农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而且能够提高种粮收益。但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租金作为种植成本的一部分，若土地租金过高则会导致种粮成本增加，种粮收益下降。在种植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种粮收益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大规模农户种粮意愿会更加强烈。江激宇等研究得出安徽省再生稻经营规模发展到26.67公顷以上时，存在规模经济[8]。但种粮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罗丹等基于对3063个种粮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在经营面积达到一定规模后，土地成本利润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从粮食生产整体层面的经济效益来看，150-200亩为农户种植的适度规模[9]。综上，农民种粮收益存在下降趋势，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如何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提高粮食生产效益的路径，如何促进农业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大，已经成为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现实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2 保障农民种粮收益面临的问题2.1 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下降

一般情况下，粮食生产者对粮食价格的敏感程度较大，价格是决定收益的关键因素。从2004年起，我国粮食生产获得连年丰收，2004—2006年粮食累计增产2857万吨，粮食价格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为了避免“谷贱伤农”现象的发生、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国家决定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托底作用保证了农民在收回种植成本的基础上获得合理的收益，避免了“谷贱伤农”和“卖粮难”的问题[10]。国家粮食支持价格降低会直接影响粮食收购市场价格[11]。2016年以来，粮食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加快，我国调低了小麦与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取消了玉米的临时收储价格，最低收购价的下调意味着农民种粮收益呈现降低的趋势，因为最低收购价下调会带来粮食市场价格一定幅度的下调，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粮食中间收购商在留足自己正常利润后，会依据最低收购价下调的幅度来确定粮食市场价格下降的幅度，粮食收购价格下降，农民的种粮收益也会随之降低。

2.2 水土资源短缺

在粮食消费需求刚性增长与资源环境“硬约束”长期并存的局面下，中国粮食供需“紧平衡”或将成为常态[12]。耕地和水资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投入要素，但因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淡水、人均耕地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水土资源约束明显。我国耕地总量多但人均占有量少，中国特色耕地产权制度改革现实决定了要保障农民种粮收益[13]。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威胁着粮食的增产稳产，进而影响种粮收益。第一，可利用耕地资源减少，非粮化、非农化问题严重，制约粮食生产。1992—2003年开发区建设、退耕还林、城市化占用耕地导致中国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粮食产量下降。中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2)显示，2017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减少耕地面积32.04万公顷。国务院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3)显示，2019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2 786.19万公顷，比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中耕地面积减少752.31万公顷，若该变化持续，18亿亩耕地红线难以坚守。第二，中国耕地质量下降严重。2015年，全国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9.96等比2009年下降了0.16。(4)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造成土壤板结，出现只增加成本不增加产量的情况，相当一部分化肥农药残留通过水、土壤、大气进入生态系统，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而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又会对粮食生产产生负面影响，在粮食最低收购价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粮食产量下降，种粮收益减少。

中国是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淡水资源仅为全球水资源的6%，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生活用水、工业用水等非农业用水量持续增加，农业水资源短缺并且时空分布不均，基本上是夏秋多、冬春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水资源占有量占全国的80%，但耕地仅占36%。(5)近年来，粮食生产重心北移趋势明显，北方地区承担了全国大部分粮食生产的重担，北方地区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20%，但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59.43%，水土资源压力非常大，过度抽取地下水源、高度依赖河水资源的现象已经存在，水资源短缺制约着粮食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不利于全国各个区域的协调发展[5，12]。在“人多地少水缺”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国内粮食增产主要依赖化学品的高投入和对资源高强度的开发利用，导致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2.3 粮食种植成本持续增加

粮食种植成本的不断上升，使得粮食生产盈利空间不断缩小。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稻谷、小麦、玉米的单位总成本均超过美国，2020年中国稻谷、小麦、玉米的每亩总成本分别比美国高出12.82%、179.62%、37.67%[14]。同时，土地作为不可缺少的投入要素，其成本也在增加，2004—2018年，三种粮食平均总成本年均增长7.54%，但土地成本年均增长10.72%，显著快于总成本增速，粮食生产经营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甚至亏损[15]。高涨的农资价格叠加土地成本的上升，不断推高我国农民种粮成本，种粮收益利润空间收窄(见表1)。从整体来看，2006—2020年，三大主粮每亩成本从444.90元增加至1119.59元，增加151.65%，年均增速为10.11%；平均出售价格从每50公斤71.98元上涨至122.48元，累计上涨70.16%，年均上涨4.68%；每亩净利润从154.96元降至47.14元，减少69.58%，年均下降4.64%。即种粮成本上升速度大于粮食价格上涨速度，农民种粮收益大幅度下降。每单位成本投入获得的产出从2006年的0.9078下降至2020年的0.4170，累计下降54.06%，年均降低3.60%，这说明中国三大主粮成本收益呈现边际报酬递减趋势。

表1 中国三大主粮成本收益情况

年份

主产品产量(公斤/亩)

总成本(元/亩)

净利润(元/亩)

平均出售价格(元/50公斤)

边际产量(公斤/元)(主产品产量/总成本)

2006

403.90

444.90

154.96

71.98

0.9078

2007

410.80

481.06

185.18

78.82

0.8539

2008

436.60

562.42

186.39

83.54

0.7763

2009

423.50

600.41

192.35

91.32

0.7054

2010

423.50

672.67

227.17

103.78

0.6296

2011

441.95

791.16

250.76

115.42

0.5586

2012

451.35

936.42

168.40

119.86

0.4820

2013

444.67

1026.19

72.94

121.13

0.4333

2014

470.93

1068.57

124.78

124.38

0.4407

2015

467.41

1090.04

19.55

116.28

0.4288

2016

457.13

1093.62

-80.28

108.39

0.4180

2017

468.72

1081.59

-12.53

111.58

0.4334

2018

449.30

1093.77

-85.59

109.66

0.4108

2019

482.30

1108.89

-30.53

109.44

0.4349

2020

466.91

1119.59

47.14

122.48

0.4170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摘要2021》。

2.4 机会成本较高

合理的种粮收益是确保粮食生产发展的关键。但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远低于种植经济作物，种粮收益空间有限[16]。本文选择棉花、花生、甘蔗、苹果和蔬菜等品种作为比较对象，对比农民种粮和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收益。2006—2020年粮食、棉花、甘蔗的净利润呈下降趋势，花生、苹果、蔬菜的净利润呈上升趋势。苹果和蔬菜的平均净利润较高，分别为2685.86元、2432.12元；粮食、棉花、花生、甘蔗平均净利润分别为94.71元、-127.62元、349.66元、324.87元(见表2)。通过比较可知三大主粮收益低于花生和甘蔗，远低于苹果和蔬菜。

农户为追求最大的收益除改种其他作物外，也可能放弃农业经营从事非农工作。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431.05元，占家庭收入的41.07%，而到了2021年，该比重已经上升到了42.04%(6)，这表明农业生产利润越来越少，而机会成本越来越大。

表2 中国主要农作物每亩净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摘要2021》，“—”表示数据缺失。

3 关于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的对策建议3.1 建立多样化的粮食补贴政策，确保种粮农民收益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省份农业种植结构、自然环境、农业种植基础存在差异，因此，粮食补贴政策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东部地区地势平缓、土地肥沃、农业条件良好，适合种植农作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较多，种粮积极性低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地势较高，粮食产量大，西部地区面积较广但地形复杂，大部分地区高寒缺水，不利于农作物的生产。另外，同一省份内不同地区的种植结构和种植基础不完全相同，这导致即使种植相同的作物，产量也可能会不同，收益便不同。若在得到补贴之后仍没有达到预期收益，不排除农民会放弃粮食生产的可能性。所以，要针对不同粮食作物的收益情况实施差别化补贴，精准施策[17]，在进一步完善中央补贴制度的基础上，因地制宜采取分地区、分品种的粮食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各地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重点强化对粮食主产区的补贴，确保农民种粮收益稳定。

3.2 鼓励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租金上涨是种粮成本上涨的重要原因，也是阻碍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尽管我国一直在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但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尽管对我国粮食生产有极大的贡献，但也造成了我国粮食规模经营的先天不足，突破经营主体在绝对收益方面的制约，提高种粮经济效益，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投入成本最小化，就必须要转变小农户的分散化经营方式，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实现规模效益。一要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完善对规模经营主体的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政策；二要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实现服务规模经营与农地规模经营的有机结合，能确保各类农户充分享受农业生产性服务带来的种粮红利[7]。

3.3 构建全产业链服务体系，推动粮食生产降本增效

构建产前、产中、产后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是增加农民种粮收益的有效方式。日本、荷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户提供了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全产业链式的服务，有效保障了农民的种植收益[18]。我国大力支持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粮食生产、流通销售过程中需要充当桥梁，单个农户很难实现规模效益，合作社在产前统一供应农资，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产中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教育活动，能够提高产品质量；产后提供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服务，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了交易效率。现阶段，我国仍然存在交易成本高、出售难的问题[18]，因此，构建完善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迫在眉睫。

3.4 加快推进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带动粮农增收致富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民种粮收益低下的关键。我国农业产值虽然逐年增加，但农产品加工值低，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不高。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为2.4‥1，远低于发达国家3.5‥1的水平，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为68%，比发达国家低近18个百分点[19]。因此，必须提高产业层次，增加粮食产品附加值，提高粮食产品综合价值。首先，要大力发展粮食加工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实现粮食种植业与农产品加工业融合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关键，是产业振兴的支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虽然规模较大，但创新性不足、质量效益不高，必须要进行深度开发和转型升级。让种粮农民在产业链和价值链延伸上分享更多的增值红利，真正破解“越产粮越穷困”的难题[6]。其次，要全力打造农产品品牌，加快推进品牌强农，农业品牌化是适应农业市场化和提高农业竞争力的迫切要求。打造具有地理标志的优质农产品品牌，例如五常大米，发挥地理标志农产品优势，保障农民的种粮收益。

4 结束语

合理的种粮收益是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关键。中国种粮户是粮食生产的微观基础，农民种粮赚钱不赚钱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充分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是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重要命题，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20]。

作者简介:刘明珠，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农业农村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粮食安全、农业经济。

来源：《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