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来自网络；马明高 大河居士
孝义千秋
马明高
一
文明古久的山西，有很多文明古久的县市，孝义市便是其中之一。人们都知道它是山西省唯一的全国百强县市，且今年晋升为第66位，但不知道它已有数千年的“孝义”故事，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中华“孝”·“义”文化。
孝义的最早置县，是在晋献公时代。晋在献公时（公元前676—前651）开始强盛，整肃同姓公子，重用异姓卿大夫，同时扩军强国，先后消灭了翟、魏、耿、虢、虞等国，疆域日广，为晋国长久争霸中原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就是在晋献公消灭虢、虞两国后，与孝义有关的事情发生了。
《左传·僖公五年》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师返，馆于虞，遂袭虞，灭之。”这场战争创造了中国文化中最经典的两个成语：“假途伐虢”和“唇亡齿寒”。按照先秦前的国野制度，统治者对被征服者的处置办法有三种：“一是迁移其国，保留其共同体，置于野中；二是翦灭破坏宗族组织，使之成为臣妾，分赐贵族；三是基本保持对等或臣属关系的原状。”在春秋前后，以第一种即保留被征服者原先的社会组织置于野内，实行集体奴役，是国野制形成的主渠道。于是有了很多史书上记载的“晋灭虞、虢二国，迁其人于此，置瓜衍县”（《汾州府志》语）。
“瓜衍县”，就是孝义市最早的最原始的县名。《春秋传说汇纂》中说：“瓜衍县即山西省孝义县北十里瓜虢城。”《山西历史地名通鉴》中也说：“瓜衍县，春秋期晋置，故地在今孝义县北十里虢城村。”据老人们说，古虢城有四门，东为映旭门，西为凤仪门，南为鸿文门，北为北极门，周边还有夯土城墙，原鸿文门城楼上供有周文王神位。
二
孝义市城东有一个村子，叫大孝堡，原名永安堡。这儿，是大唐贞观年间大孝子郑兴的故里。
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孝义县考》中说：“贞观元年省高唐、新城入温泉，以永安县名与涪州同名改为孝义隶汾州，因县人郑兴有孝义故名。”明嘉靖三十二年张冕所著《孝义县志》中记载：“唐贞观元年（公元六二七年），因邑人郑兴孝行闻于朝，太宗李世民敕改县名为孝义县”。《唐孝义郑兴考略》记载得更为详细，“孝子郑兴，隋人也。祖居汾州永安县永安堡。幼有志性，终日力勤稼穑，奉养高堂，家境较为贫寒。父卒，兴数日水浆不入口，三载守墓。母久病不愈，兴服侍床前，衣不解带，足不失履。母想吃肉丸汤，兴割股为羹。事传天下，人皆感动。汾州令房玄龄闻之曰：割股奉亲，乃世之奇事！至此，民间始有‘郑兴奉亲’之说。唐太宗李世民继位，改纪元为贞观，是为太宗，房玄龄作内相。一日，君臣议事，谈及汾州永安县与四川涪州永安县同名，宜改其一。有无奇闻轶事，可供参照？房玄龄便讲郑兴割股奉亲之事与太宗，太宗听得动容，脱口而言：此人有孝有义，可为大孝也！房相听此言极妙，立即传旨，御赐更郑兴故里为‘大孝堡’，易邑县为‘孝义’。遂改邑之胜水为‘孝河’，邑之义虢河为‘义河’。并在《祭孝子郑公文》中写道：‘惟神至诚格天，纯孝达帝，花封赐名，实田公赐。南北两河，流孝流义......’郑兴虽为隋人，然名出于唐，故世人称之为‘唐孝义’。后于堡四门嵌石‘唐孝义郑兴故里’”。
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见《论语·学而》）。孔学即仁学，仁学即儒学，可见，孝是儒学文化的初始与源泉。中华传统文化则是以儒学文化为主的一种文化，而儒学思想是一种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伦理哲学。所以，中华传统伦理学就认为，孝是人之道德的原点，仁、忠、恕、信、义等等都是“孝”的延伸和扩充，所以，《孝经·圣治章》中才说：“天地之性人之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所以《文昌孝经》中才说：“孝治一身，一身斯立；孝治一家，一家斯顺；孝治一国，一国斯仁；孝治天下，天下斯升；孝事天地，天地斯成。”
三
是的，一个从小对父母有“孝”行的人，长大进入社会，为人做事，对待上级朋友同事，必义必忠必信。
一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有“孝”必有“义”，正如古人所言，“南北两河，流孝流义”。
孝义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义”的故事，比“孝”的故事还久远，也是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晋国。
晋献公之后，晋国又经历了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蘘公、晋灵公、晋成公六位君主后，至晋景公执政的第三年，即公元前597年，晋国和郑国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年春天，楚国进攻地处河南的郑国，郑国向晋国求援，晋景公任用荀林父、随会和赵朔带兵出战。进军到达黄河岸边时，听说郑国与楚国已经讲和了。那么是否还要继续进军呢？中军主帅荀林父主张撤军，想等楚军撤走后再去讨伐郑国。而中军副将先殻坚决反对，并自己率兵渡过了黄河。掌管军政事务的司马厥知道情况后，急忙回报荀林父说：先殻带兵过河，要是打了败仗，您作为主帅的罪过可就大了，不如我们也进军过河。荀林父觉得有理，也率军过了黄河。这时，楚庄王已知晋军过河，突然命令进军晋兵，晋军被打得大败。回到晋国，荀林父认为自己对仗败负有罪责，请示晋景公将他处死。
这时候，站出一个人来，他就是一起率军出战的上军统帅随会。随会，当时在晋国当大夫，又称士贞子，尊称士伯。他说：三十多年前，文公率军与楚军在城濮会战，以强胜弱，但面带愁容。随从门问他，为何有了高兴事反而忧愁呢？文公答道：只要是楚国的相国成得还活着，我就高兴不起来。后来，成得臣被楚王杀了，晋文公才高兴地说，这下没有人来害我了，可以说这是晋国的又一胜利，楚国的又一失败。士贞子接着对晋景公说，今日晋军的失败，是上天在警告我们，要是再杀掉荀林父，这不是为楚国帮忙，让他们胜上加胜吗？何况荀林父也是竭诚尽忠，怎么可以杀呢？
士贞子的仗义执言，使得晋景公赦免了荀林父，恢复了原职。过了四年，到了公元前594年，荀林父挂帅带兵消灭了潞国（今晋东南一带），为晋国开辟了大片疆土。晋景公论功行赏，除赏给荀林父狄臣一千户外，还意外地给了士贞子奖赏。晋景公说：“我能得到狄国的土地，也有你的功劳，如果没有你的劝谏，哪有今日的胜利！”所以，才有了《左传·宣公十六年》的记载，“赏士伯瓜衍县”。晋景公赏给士伯子的，就是现在孝义、汾阳一带的大片土地。
据《左传》记载，瓜衍县南临“随”（介休南，士贞子原封地），西南至“蒲”（蒲县）、“屈”（交口、石楼一带），东北邻“平陵”、“中都”、“邬”（平遥，交城一带），北接狐氏地。即瓜衍河上游上区、中游丘陵及今汾、孝及文峪河流域的大片，都属于“瓜衍之县”。所以《孝义县志》中说：“孝义县春秋为瓜衍县地。”
士贞子仗义直言的人格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一直崇尚的儒家文化的精髓：仁、义、礼、智、信。由此可言，“瓜衍之赏”，既是中国士大夫忠贞、信义的象征，也是孝义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行孝仗义”内涵之“仗义”的最早、最原始的表现。
四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由“孝”延伸扩充出“忠”、“义”来，同时，社会上也自然演绎出了“忠孝”精神和“忠义”精神。其实，“忠”、“义”是中国传统道德同一基质的两种评价标准。在庙堂之高，基本的道德尺度是“忠”，而在江湖之远，它的基本道德尺度是“义”。所以，“忠”是主流的，而“义”则是民间的。“忠”，表达的是“垂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的统治者的道德，而“义”表达的，则是“平行”的、“平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民间道德。
随着历史的推进深度，“流孝流义”的孝义大地上，也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忠孝”之士和“忠义”之人。
唐武德二年（619年），唐军与叛兵刘武周、宋金刚激战晋地，遭伏兵出击，唐军大败。当时，唐在晋州之北，除太原、汾州（今汾阳市）外，大部分地区陷入刘武周之手。这时候，尉迟恭在宋金刚部下任一员大将，在永安县屯兵白壁关。武德三年，李世民带兵昼夜行军二百里，直追至介休、灵石交界处的崔鼠谷，与刘武周、宋金刚激战数日，宋金刚大败而逃。尉迟恭整理残兵败将继续死守介休、永安两城。李世民行知尉迟恭领兵镇守白壁关，且神勇无比，便派城王李道宗、宗文士前往晓谕。一向耿直的尉迟恭同意归顺唐朝，并献上介休、永安两座城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尉迟恭大义降唐”。李世民得知尉迟恭归降大喜，立刻封他为右一府统军，继续率旧将作战。各路将士见李世民如此信赖尉迟恭而不满。不久，李世民与王世充军激战，遭单雄信长矛策马之险，尉迟恭赶来援助，神勇应战，救驾李世民，歼敌千余人。李世民对尉迟恭更加信赖。武德九年，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为了谋害李世民，想收买尉迟恭。他拒绝说：“敬德起自幽贱，逢遇隋亡，天下大崩，窜身无所，久沦逆地，罪不容诛，实落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隶名秦王藩邸，唯当以身报恩。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许殿下，便是二心，循利忘忠，殿下亦何使用？”。后来，李世民登基后，为表彰尉迟恭，特封他为吴国公。唐高祖李渊称他“有安社稷之功”。
尉迟恭死后，他大义降唐的明智之举，以及一生护李卫国，执行唐贞观之治的品行，受到孝义人民的拥戴和敬仰，特在他生活过的东尉屯村筑建“尉迟恭庙”，以示纪念。
明万历年间，时任兵部尚书的孝义籍人霍冀，为处理老家院墙与邻居中盖房地基争执一事，给家里寄了一首诗：“千里捎书为堵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何以不见秦始皇。”接到这首从千里寄来的诗，两家各让地基三尺，形成六尺街巷，取名“仁义巷”，至今仍存。
石像山人冯济川是孝义市兑镇镇石像村人，一生以兴学为己任，认为“欲振兴庶务，非人才众多不可；欲培养人才，非教育得法不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东渡日本，就读日本明治大学经纬学堂，研究东西各国学说。他发现日本的近代工业很发达，与煤炭开采有密切的关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山西当局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却把全省的采矿业卖给了英国的福公司。冯济川和祁县的渠本翘等人得知情况后，迅速从日本回国，联合山西票号业公司，经农工商部批准，由山西绅商组建山西保晋矿务公司。但英国福公司认为他们百万巨款难以在短期支付，仍想霸占矿权。在紧急情况下，冯济川火速进京，谒见山西巡抚，获授全权，携山西教育总会集团同仁7人，前往平、太、祁票号借款百余万，按期向英国福公司交了百万赎款。福公司在平定等地的厂房、机器等一切财产均归保晋公司。这就是山西近代史上著名的废约赎矿保矿运动。从此，山西出现了第一个初具规模的煤矿开采公司。这个公司就是现在阳泉、大同、潞安、西山几个大矿务局的前身。
孝义市下栅人杨德龄，也是一个“忠义”之人。他童年失母，少年丧父，14岁到汾州义泉涌酒坊学徒，工作努力，颇得师傅密传。三年期满当领班。21岁提升为三掌柜。因连年灾荒，加之有人栽脏陷害，义泉涌彻底倒闭。清光绪八年（1881年），他创办宝泉溢酒坊，做大做强后更名为义泉泳酒坊。民国四年（1915年），他所生产的“老白汾”在北京农商部展览会上以色、香、味三绝获全国二等奖。同年，选送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甲等大奖。自此，老白汾酒誉驰中外，名震四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入山西，杨德龄毅然辞总经理职并归故里，临别前主持召开了公司董事会，决议：“国之名酒，不能为外敌饮用”、“只可南销，不可北运”、“万不得已时停工关厂”。民国38年夏天，日军专去下栅请先生“出山”，老人鹤发白须，硬是卧炕闭目不语。日本鬼子气急败坏，竟去抓先生的垂胸美髯，被杨老夫人一掌推倒在地。日本鬼子挥手打了杨老先生一个耳光，恼羞成怒，扬长而去。从此，先生太义凛然，动员五个儿孙投身抗战，并且带头募捐财物支援抗战。1945年暮春，安祥闭目，溘然辞世，享年八十六岁。
1938年，日寇入侵孝义，鸡犬不宁，儿童失学流浪。大孝堡乡长兴村人侯佑诚捐资义学，抵制奴化教育，反抗“日化”，大兴“国学”，办起私立尊德中学，多次被日寇和阎伪政府关押囚禁，仍不改耿耿忠义。学校经费短缺，先生们办纺织厂、炸油漏粉，耕田种地，到解放后移交政府时，尊德中学前后毕业学生逾五百余人，多为党政部门主要骨干。直到晚年，侯佑诚已95岁高龄，还带领15位离退休老人孜孜办起“五爱学校”，“百岁入党”、“百岁老人办学”的故事闻名海内外。
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孝义县兑九峪镇有一个村叫石像村，全村仅有一百二十户人家，但从1937年至1938年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在八路军、同盟会的宣传发动下，全村就有一百零八人参加了抗战，或在民主政府工作，或在村搞支前工作，或参加了“牺盟会”、八路军，被世人称之为“一百零八义士”。在这“一百零八义士”中，最为突出的是皮影老艺人冯廷云，相继送四个儿子即冯进文、冯进武、冯进川和冯进山参了军。还有冯举人冯济川老先生的孙女冯全英，是孝义县得第一个抗日妇女，出生入死，深入敌后，出任孝义县第一任妇联主任，与抗战时期中共孝义县委书记梁占祥结为革命伴侣，但因长年艰苦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以身殉职，荣获抗日战区“模范妇女干部”称号。还有曾在日本留学，回国后任山西省督学的冯芝惠，日军占领兑九峪后，多方威逼他担任翻译，他装病不干。但被释放回家的当夜，就参加了抗日政府工作。冯俨字敬卿，把独生子冯松送去参加了八路军，自己仍以商人的身份在兑九峪从事抗日活动，利用亲友关系，把一批批货物运往晋西北，支援抗日革命跟据地，后被闫匪军杀害。数不胜数，在这一百零八人中，既有少着，也有老者，既有著名的文人艺人，也有英勇的武者勇士，他们都携带着中华传统文化内核里的那个“义”字，再一次彰显了孝义人民“仗义行孝”的伟大精神，使这样一个古老的村庄永放光芒。
孝义以知行孝仗义而得名，所以，做孝义人、行孝义事、传孝义名，历朝历代都如甘霖春雨深植人心。
在孝义既有“锯树留邻”的“贤者村”，也有因拾物而等失主出名的“居义村”和“留义村”，还有因明朝义虎救樵夫，人虎和谐的民间传说，在旧城西关村留下了“义虎厅”的古迹。
在孝义，既有20世纪80年代，农妇马牡丹大义凛然，舍子舍己救人的故事，被邓颖超题词“伟大中华母亲”。又有20世纪90年代的孝义籍军人苏宁舍己救人、光荣牺牲的事迹，被江泽民主席称作“中国军人十大楷模”之一。
在孝义人的眼里，孝就是人性，义就是天理，孝和义永远是中华民族做人的德行和操守。
孝衍春秋，义贯乾坤。
孝义千秋
（原载《映像》2012年第1期，《山西文学》2012年第3期，入选《2012年山西文学年度作品选 散文卷》）
作者简介：马明高，山西省孝义市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三届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专委会副秘书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山西省电影家协会理事，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孝义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中华文学选刊》《当代作家评论》《百家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名作欣赏》《文学报》《山西文学》《黄河》等报刊，编创的五部电视剧在央视和各省卫视播放，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网络评论优秀评论奖、山西文艺评论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杯游记散文奖、中华读书报散文奖和浙江作协非虚构散文奖等十余项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