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这是笔者保存在资料库里的一篇文章，是一位美籍华人老太太，她曾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汾阳一个村庄插队，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了当地普通人家的生活，了解了一些当地当时集体化时期人们的生活琐碎，并以她的思维记录下来。这是其中的一篇文章。
看后不知道朋友们知道老太太是在汾阳哪个村插的队？
“瞎哄”这个词是我到山西插队后才听到的，按晋中方言不念xia hong，而是念ha hong。意思比较复杂，可以说是集忽悠，欺骗，糊弄，偷奸耍滑，胡说八道之大成吧。下就是几个跟瞎哄有关的故事。 整个文化革命就是由许多运动组成的，大小运动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１９７０年初，按毛泽东主席的安排，全国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紧接着，又开始了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毛主席要清理阶级队伍，哪一级敢不清出几个来呢？不管有没有，都得清出来,不然怎么交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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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原来有个老支书，解放前是地下党，解放后当了十几年支书。四清运动时要抓四不清，工作组培养了个年轻村干部，要让他当支书。查不出老支书有四不清的问题，可谁也不是一贯正确的，总会有错，抓住点儿错把年轻人推上支书的位置。可老支书又没大错，就降为副支书。四清工作队走了，矛盾就出来了，新老支书都有自己人，变成了两派。这回要清理阶级队伍，可找不出谁是阶级敌人，于是就抓了老支书的弟弟。
解放前村里有个地下党员被捕牺牲了，20多年一直不知道是被谁出卖，不知怎么一清理阶级队伍就发现是老支书的弟弟出卖的。这可真是毛主席英明伟大呀，你看他一下指示这几十年破不了的案就破了吧。可老支书的弟弟死不承认，又没有证据。于是人也抓了，打了，关了，开了全村批斗大会（我也去开了这个会），县公安局的警察也来了两个，还是找不出证据。一个警察（好像被称作老张）在会场上审案子，拍桌子瞪眼，连唬带吓。老支书的弟弟就是一句话“我没去报信，不是我出卖的”。开完会，人是被五花大绑押走了，大概是关在公社，因为他媳妇得天天送饭，要是监狱就没有送饭的问题了。
可村里人都知道，这就是瞎哄哩。等清理阶级队伍这阵风过去后，这个人又回来了，既没定案又没平反，回来后又和大伙一起干活挣工分。可新老支书，两派人的矛盾就更大了，这可真价是瞎哄得窝里反哩。
当时村里人对自由恋爱还是很看不惯的，绝大多数女孩子出嫁都是说媒，相亲，父母做主。可是我们生产队有个妞子和本村另一个生产队的青年相爱，她的父亲很开通，虽然对方没钱，他少收聘礼也要让女儿称心。女婿的亲妈早就死了，家里是继母当家。结婚后分了他们一间房和不多的粮食，就让他们分开单过了。他们没钱，不久又有一个儿子了。媳妇拼命挖野菜，省吃省喝养了一只猪，准备过年时卖钱。他觉得媳妇跟了他真是受委屈了，自己年轻力壮，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要媳妇跟着自己受苦。
秋收时一天晚上他拿了条大口袋就出门了，媳妇以为他是队里开会，谁知他是出了村去偷庄稼。当时地里都有民兵看庄稼，把他抓住押到大队部。赶上一打三反，他就是我们村的盗窃犯，送到公社关起来，天天干重活不记工分不管饭。不知谁定的“政策”，一穗庄稼罚一块钱，说他偷了近300穗玉米，要交300块钱罚款才放人。我们怎么也想不出多大的口袋能装下300穗玉米？老乡们都说“ 瞎哄哩，还不是那些们愿说多少就说多少“。 他媳妇天天做好饭就把儿子放在娘家，她妈给看着，自己骑15里路的车到公社给他送饭。哭着去，哭着回，风雨无阻。
她把猪卖了几十块，她大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细木匠，专做家具的。老西家到处托人，谁家娶媳妇要打家具的，他贴上自家存下的木料给人家打家具挣钱赎女婿。下工回来，看见他和他儿子放下镰刀就拿起锯子，在院子里给人打柜子。一直到冬天，卖猪的钱，打家具的钱，再加上家里的老底，凑齐300块钱把女婿赎回来。回来那天，媳妇在前头抱着儿子，欢天喜地，他跟在后头蔫头耷脑，想必是等着老丈人一顿恶吼呢。谁知丈母娘给做了一顿好吃的压惊，老丈人一句没骂，只说“你两个要好好一辈辈”，村里人倒是大半同情他。
还有一个老婆家，老母猪下了猪娃，她好吃好喝地把它们喂到十来斤拿到集上去卖。别人的猪娃只有五六斤，要五块钱一只。她想这是一块钱一斤哩，她就要卖十块钱一只。猪娃还没卖出去，抓她的人倒先来了，说她是投机倒把卖高价。猪娃没收，人押送公社劳动改造，外加罚款。这老婆家不是我们队的，我不知道她被罚了多少钱，关了多久才放回来。可人人都说不准大猪多卖钱，难不成倒是小猪多卖钱？瞎哄哩，瞎哄的受苦人拿钱吧。
没想到第二年春天就瞎哄到我这儿来了。我们生产队本来有个妇女队长，她丈夫在太原做临时工，在那儿找了个女朋友，要跟她离婚。她当妇女队长是因为她识字，每天能把出工的人名字记下来，交给会计记工分。她离婚了，我们当时就没有妇女队长了。
生产队长和会计就来找我：你给咱当这妇女队长吧。我说“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哪能当队长啊？再说我也不懂该怎么干活，你们找个懂行的吧。队长是选举产生的，巴黎公社呢，怎么能说叫谁当就谁当？” 队长说”什巴黎公社，瞎哄哩。明天就没人记工分了，给你个本本。明天你带上婆姨妞子们东桥外锄苗苗，活计了不用愁，我派个老西家跟上你们，不懂的问他，你只把名名记下就行喽。
“会计说“咱队里再找不出个能记名名的妇女，你就瞎哄地顶个妇女队长的名呀，给咱把名名记下就好，别的你什都不用管。 “妞子们也说你哪一派也不沾，办事公平。前头的队长不光因为她会写字，也为她是外村嫁过来的，不搅在这两派里头。我只好接过本子说“我可只管记名字，别的全不管。”队长说：“行喽，行喽，明天你就引上婆姨，妞子，后鬼孩儿们（半大小子）锄苗苗的吧......”我说：“什么？后鬼孩儿们也归我管？那我哪儿管得了啊？不行不行，这活计我不干。”会计说“我们派四全跟去哩，后鬼们有他管，你只把名名记下就没事了。”
四全比我小一岁，就住我们街对面。后生里数他鬼大，后鬼孩儿们都怕他，也都听他。既然他跟去，那我就放心不管了。就这样顶了个妇女队长的名，记了一春天，一夏天的名名，真正体会了一把什么叫瞎哄。
那年夏天天气干旱，夏粮虽然没大减产，但收了麦子后还是不下雨。春天播下的作物长不好，缺苗断垄，长不起来。于是会计向大队，公社打了报告，多少亩地受灾绝收，多少亩地减产，在公社备了案。队长带着全队人把可能绝收的地全犁了，老西家们吆喝着牲口起垄，妞子，婆姨，后鬼孩儿们在垄上栽红薯，青壮年男人们挑水浇红薯苗。那可真是扎实活计，堤坝离河床大约有两层楼高，男人们一整天就是下到河里打两大桶水挑上来再挑到地里。还好红薯栽下后不久下了一场雨，那年红薯是丰收的。
初秋，县里召开三干会，公社，大队都要去人，每个生产队去两个人。会计把我找去说眼看要秋收了，要做账，要打报告，还有好些准备工作。咱队里的情况你也知道，队长不识字，这些他做不了，我得留下做这呢。他去开会，好处是遇那该吵该骂的事了，他行哩，坏处是会议精神他带不回来。给你个本本，这回你跟着去，别余的不用你管，你就把那报告记下来给我带回来就行喽。
我说怎么这给个本本，记这记那的差事老是落在我头上，就不能找个别人去？他也笑了，说你们的档案我都看过了，你是高中生。你要是记不下来，别人也记不下来了，这是为什这差事落在你头上。我说去的都是男人们，就我一个女的。 他说“不哩，宝贝也去哩。”宝贝和我差不多大，是大队妇女主任，她父亲是贫协主席。她是非常好强的，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在学校是好学生，门门功课都学得不错。毕业后不断地看书学习，不但能看《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也都能看懂了，还能打个报告写封信。她是妇女主任，对我们插队女生也很关心，每次遇见她都会和我们打招呼，聊几句，所以也比较熟悉。
我说“宝贝去我就去，她要不去我也不去”。会计说“去哩，去哩，她一准去哩。”说着塞给我一个本子，一支笔。我回到住处还没坐稳，宝贝就风风火火地跑来找我“咱两个一道里去开会......”我想准是会计叫你来的，瞎哄我去替他做记录。
大队是老队长带队，11个生产队各派两个人。我抱一床毯子，背个书包坐在我们队长的车后座上。宝贝抱一床棉被，背一个书包坐在老队长的车后座上，20几辆车骑二三十里路到汾阳城去。
三干会是在汾阳师范开，用他们的礼堂和宿舍。汾阳师范象是古建筑，房屋高大，还有飞檐，院子也大，好像是旧时的花园。我问宝贝这里以前是做什的哩？她说“不保是王府吧，郭子仪不是汾阳王吗，不保这就是他家哩。”我想这房就是旧房也还没有旧到唐朝去，清朝或许差不离。不过这房绝不是民宅，可能以前是官府或公侯宅邸。
汾阳师范学校平面图
女宿舍是一大间房，对面炕，一边大概能睡十几二十人，我们睡在中间。宝贝把她的棉被铺在炕上当褥子，书包就是枕头，两人合盖我的毯子。虽是秋初，但夜里并不冷，那么多人一间房，人人都散发着热气，盖个毯子足够了。
第二天上午开会，当时正是军管，所以是汾阳军区司令刘国耀致开幕词，后边又有几个人发言。开幕式说得都是场面话，重头戏在下午的军区参谋长报告。午饭后大家都在礼堂坐好准备听报告，哪知这位参谋长是上海人，一口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大小队干部是一句也听不懂，急得抓耳挠腮。我母亲说话就有上海口音，所以我能听懂，拿会计给我的那个本本边听边记。 宝贝坐在我旁边，听不懂就看我记的。
老队长说“他这口音重哩，咱是一句也解不开（就是听不懂）。“又问宝贝“学生们能记下不？”宝贝说：“记下了，他上边说一句呀，她这里就记一句，通记下了。”老队长大喜，有学生们给咱记，咱还耗在这里做什哩？提议喝酒去。全体男人一致通过，临走时对我和宝贝说“你两个妞子不喝酒了，在这里给咱记。我们回来时间给你们带些吃的。”我和宝贝同声“不用哩。”转眼间我们村的大小队长们全走光，就剩我和宝贝两个人一个记，一个看。
过了一会儿我们后面一排另一个村的干部就伸个头过来问宝贝：“你家村里的男人们都到哪儿去了？” 宝贝倒也实话实说“喝酒去了。” 那人问：“那你两个在这里做什哩？” 宝贝说：“她这里记录这上边说的话，我这里看他说什哩。” 那人略带吃惊：“能记下了？“ “能哩。她是北京来的插队学生，通记下了。” 后面那排的人说早知道咱也带个学生来了，坐在这里解是解不开呀，走又不敢走。要有个学生给咱记，咱也喝酒去。
这报告从国际形势说到国内形势，反了资本主义又反修正主义，形势一片大好，最后是秋后要交公粮。县里定下各公社该交多少，当晚公社和大队干部开会布置任务。明天各大队讨论，落实到每个生产队交公粮的数目。会开完天都快黑了，我们走出礼堂，看见我们队长蹲在礼堂门外的电线杆下抽烟。见到我们，他从兜里拿出一个纸包交给宝贝“给你两个买的月饼“。宝贝把纸包举到鼻子底下闻了一下，说”一股子烟味气“。
晚饭后老队长带大队干部去和公社干部开会，我和宝贝没事在汾阳师范校园里转转，又和别的村的妇女干部聊了会儿天。 第二天上午各村开会，落实每个生产队的公粮任务。公粮数目是按每亩地平均多少斤乘与各队有多少亩地计算的，大队会计拿着一张表格，念出每队该交的公粮数。他刚念完我们生产队要交的数目，我们队长就跳起来，挥拳瞪眼，跺脚大骂，“胡说哩!我家队里有一半地绝收哩，还有受灾减产的。绝收也能交公粮吗？交什哩？”别的队长说你受灾，我们也受灾了，不能你少交，把多出来的都摊到我们队里。我们队长说我受灾，多少亩绝收多少亩减产，我都报到公社备了案的，你们报了多少亩，倒说出来给我听听。 结果是全村11个生产队，只有我们一个队报了受灾。大小队干部吵成一团，老队长按不住了，只好带着他们去找公社书记商量削减公粮任务。
我们队因为备了案的，公粮数目就减下来了。队长回来很得意，对我说：“咱队这会计脑筋绝哩，一看受灾他就早早地做下账报到大队，公社备了案。今天我去一说，他们查到咱报过了，就把这公粮减下来了。今年咱队口粮是没问题了，还能存下些饲料粮。红薯收了再把社员们的卖猪补贴饲料兑现了，往后就好办了。”其他10个队的队长围住大队会计和统计计算自己队里能报多少亩受灾，赶着打报告，老队长又领着他们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整个三干会就是县里跟公社，大队，生产队为交公粮讨价还价，争了三天把任务定下来，散会。
回到村里，会计正在队部做账，我把那本本交给他。队长说他怎么跟大队和公社吵，我们队可以少交多少公粮了。会计一边听一边翻看我的纪录，然后对队长说：“以前咱听什报告都是口说无凭，咱这里才将将子按他那精神办了，他倒又改了。真价是瞎哄得咱不知怎做好哩，又没个证据和他说。这回咱有这记录了，这是白纸黑字写下的，再要过来什了就拿这和他说去。“说着把那记录收到抽屉里，还锁上了。
我想这可真是瞎哄哩，我都不敢保我没记错，你倒把它当宝贝锁起来了。 我们队长是出名的凶，动不动就瞪起眼来骂人，社员们怕他，干活不敢瞎哄。那年虽然受了灾，但大家拼命苦干，又减免部分公粮。所以口粮加上卖猪的补贴粮，全队人吃饱是没问题了，还有近五毛钱的分红。大家都摩拳擦掌，预备明年跟着队长再大干一场，争取一块钱分红。谁知上头又来了新指示，农业学大寨，小队并大队，原来的11个生产队合并成5个生产队。队长会计都换了人，人心一下子就散了。
我要回家探亲了，临走前一天队里的妞子，嫂子，大娘，大婶们都来托我从北京给她们买东西。五毛来钱分红，大家手里总算有点儿钱了。我有一件人造丝的衬衫，当时买料子是一块钱一米，还是宽面的，大娘大婶们都说便宜。那天好几个人来托我买那种人造丝，还有托买塑料凉鞋的。有要出嫁，问婆家把衣裳钱拿过来的托我买毛哔叽的。还有要买毛巾，尼龙袜子的，挤了一屋子人。这回我可真得拿个本本记了，谁交了多少钱，买什么东西，多大号，什么颜色...... 有个妞子说“我大原说给我买块绸绸做棉袄的，这一并大队，怕明年分不下钱来，就只给一块钱买那人造丝做衬衫了。
“ 一个大娘说：“这并了大队还不知要怎哩，可不敢再象了那吃食堂的时间。” 大婶，嫂子们都叫起苦来，吃食堂时间是跟三年灾害连在一起的。那会儿们谁饿得全身都肿了，谁的奶奶就是那会儿饿死的。后来刘少奇时间开了自由市场，准咱卖自家的东西了这日子才好过了。于是扳着指头数：谁家是刘少奇时间盖的房，谁是刘少奇时间娶的媳妇。一个妞子掀起罩衣指着打了补丁的绸子面棉袄说：“这是刘少奇时间给我姐做的，我姐都嫁了好几年了。“一个大婶说：“这会儿们也不知把刘少奇老西家瞎哄到哪了哩。你卖点儿东西就说是资本主义什的，这就不准受苦人过好生活哩。”
本想就是乡亲们来托买东西的，谁知变成忆苦思甜刘少奇怀念会了。其实那时候刘少奇已被迫害致死，但不管是谁怎么说他是叛徒，内奸，工贼，在黄土高原上，汾河两岸低矮的农舍里，有千千万万受苦人从心里怀念刘少奇时间，从心里尊敬刘少奇老西家。因为刘少奇时间的自由市场是真的，刘少奇时间他们盖的房是真的，刘少奇时间他们娶的媳妇是真的，刘少奇时间他们能吃饱肚子赚到钱是真的。不管谁说什么，刘少奇老西家没有瞎哄受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