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从草根奋斗成九五至尊的皇帝。他除了自身带着，对元朝统治者刻骨的仇恨以外，对于民间百姓的疾苦，也十分了解和同情。自从大明建立以后，他对于百姓的生活非常关注，对于官员的管理则十分严苛。

或许是因为童年，被各级官员压迫的狠了，他当上皇帝以后，手下的大臣们都只能看到他严厉的一面。而且对于官员们的贪腐行为，他本人也十分憎恶。可以说他当政的时候，是历朝历代对贪污量刑最重的时期。甚至，有因为贪腐的15万官员被杀的先例。但朱元璋却没有杜绝贪污，反观后来的雍正，只用了三招就吓破了贪官的胆子。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朱元璋治贪

洪武九年，发生了震惊朝廷的空印案。官员们为了节省文书往来的时间，便于修改文书内容，发明了预先在空白文书上用印，再填写内容的方法。朱元璋用自己敏锐的直觉，发现了其中的疏漏，认为这是一种贪腐的方法。

所以，他下令严查空印案有关的所有官员。无论是否有贪腐的行为，一律革职查办，甚至杀头问罪。根据史书记载，仅这一桩案子被杀的官员，就达到数万人。然而，真正让他下定决心治贪的，却是洪武十八年发生的郭桓案。郭桓是当时的户部侍郎，掌管全国各地交往朝廷的税金和粮食。出于贪婪，他暗地里勾结各地官员，私吞公款和粮食。

他涉案的金额无法计算，涉案人员包括了，几乎整个朝廷底层官吏。事情败露以后，朱元璋下旨严查，结果越查越是心惊。于是他干脆命令，既然没有好官，那么满朝官员自六部侍郎以下全杀！

因为这个案子，被杀的官员达到了15万人，这也创下了一个杀官的记录。除此之外，他还制定了严格的刑法，规定贪污银六十两以上，处以死刑。即使少于这个数量，也有革职、杖刑和流放等各级刑法予以惩治。

对于那些罪大恶极，贪得无厌的，甚至发明了“剥皮添草”并示众的方法。按理说面对这么危险的处境，贪污的官员们会渐渐变少。可惜他的酷刑，只是吓住了官员们，却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贪官的出现。

三招治腐

和朱元璋相比，雍正对于反贪所拥有的缓冲时间相对充裕。因为在他上台前，就已经在皇子位置上，也体会到朝中官员是多么贪婪。康熙末年，因为西北发生战争，朝廷急需大量银两，粮草用于打仗。

可是，江南富庶地区的税赋迟迟无法收齐，国库也有极大的亏空，而雍正正是被派出处理这个问题的。在处理涉事官员的过程中，他积累了大量经验，也暗暗想好了治标又治本的好办法。

果然在他即位以后，对于贪官采取了三个办法，遏制住了贪婪的源头。首先，他惩戒官员采取的不是一杀了之，而是罢官流放。因为人们最恐惧的，通常不是可预知的死亡，而是未知的流放命运。

其次，他要求被查实的官员，必须全额弥补亏空。这也让那些处心积虑贪赃的官员，最后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他还规定如果有官员贪污，那么必获抄家之罪。也就是说，不但贪到的钱留不住，包括祖辈留下的财富都会被充公。

雍正反贪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经济犯罪，用经济的方式制裁。他让官员们明白，即使拼得一死，也无法把钱财留给自己的下半辈子，甚至子孙后代了。除此以外，他还用“火耗归公”增加了公事费用，避免官员为公事垫付钱财的情况发生。

而“养廉银”的发放，把一些具有清官潜质的官员，从贪腐的边缘拉了回来，减少了整个官员群体中，贪官的潜在数量。另外，他还在各级政府安插耳目，对官员一视同仁，即使立下大功的年羹尧也最终得到查处。

反贪与稳固权力

雍正的作法，从原则上来说是比较奏效的。虽然他在位时间不长，可是这个时期官员贪腐的事情大大减少，无论是前一代的康熙朝，还是后一代的乾隆朝，都无法与之相比。

但这样的反贪却只能维持本朝，无法推广使用到，后来的继任者当政的时候。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隐患，是依靠封建王朝自身，不能避免和解决的呢？其实问题就在封建体制自身，也是封建集权造成的必然后果。当权力过度集中的时候，往往对错的判断者只有皇帝本身。

虽然各朝各代，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可是这些为统治者服务的条款，是建立在不触犯皇帝自身利益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比起“法制”，封建王朝其实还是“人治”。拿朱元璋举例来说，洪武时期的大案大多是打着“反腐”的旗号。而铲除开国功臣的过程，比起谋反等政治因素，贪污受贿或许只是一些可有可无的“添头”罢了。

同样，从嘉庆惩治大贪官和珅的事情可以看出，和珅固然贪污甚巨，但如果说乾隆不知道他的恶行，这也是不现实的。而嘉庆打倒和珅的真正原因，也不是他贪污。而是在嘉庆即位后，他打着太上皇乾隆的旗号，限制皇帝的权力并屡次冒犯。所以历代皇帝的反贪，大多是巩固权力的行为，就非常明显了。

结语

贪腐问题是一个从古至今，从中到西，各个政权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国情和时代的不同，需要采用的方法也在变化之中，这必将是一个缓慢求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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