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普遍有一个主观印象，那就是部队高干子弟大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这些人不太行。

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些高干子弟上战场，纯粹是为了“镀镀金”，捞取政治资本，为以后的个人升迁打基础。

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场重要的边境自卫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仅普通士兵浴血奋战，许多高级将领的子女也主动请缨参战，他们以行动诠释了“将门虎子”的责任与担当。

许多干部子弟自幼受父辈革命精神熏陶，对保家卫国有天然使命感，他们在战场上不搞特殊、英勇无畏，甚至献出了生命，成为时代的楷模。

赵幼林：广州军区后勤部政委赵力宽之子。

赵幼林生前系41军122师364团1营1连指导员，赵幼林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6岁?。

他出生于1953年，受家庭军人氛围影响，他16岁参军，后成为解放军122师364团的一名指导员。

1979年2月，赵幼林所在部队负责攻克越军重兵把守的朔江天险。越军曾扬言“中国军队3个月也攻不下朔江”。

2月19日11点30分，赵幼林带领连队担任正面攻击任务，战斗异常惨烈。赵幼林率先带领全连指战员，毫无畏惧向敌人阵地勇猛冲锋，突然，敌人的一颗高射机枪子弹打中了赵幼林的腹部，顿时鲜血直流，终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26岁。

赵幼林被追授二等功，其父赵力宽在战后才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他的事迹成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将门虎子”英勇献身的典范之一。

甄平：第55军副政委甄文林的之子。

1977年1月应征入伍，1979年2月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时任163师487团步兵8连排长。

在战斗中，甄平每次冲锋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沿。特别是在2月27日攻打扣马山的战斗中，得知这场硬仗很艰难、很危险，开战的前夕，时任55军副政委的甄文林，对担任这次主攻任务突击排长的儿子甄平说：“你打仗要勇敢，要冲锋在前，不要当孬种！”

甄平带领全排冲在最前面，连续打掉越军3个火力点，直插主峰，在冲到离敌人山顶堑壕只有50米的地方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

父亲甄文林得知消息后，强忍悲痛特别交代，“我儿生前不特殊，死后也不能特殊，别的烈士怎么掩埋，他也怎样掩埋。”

他把儿子的血衣留了下来，在给妻子写信时说出自己的情感：“你大声哭吧，千万别闷在心里。我虽然万分悲痛，但不敢失声大哭，那样会影响部队情绪。”

他只好在没人时，悄悄地哭几声，小声地喊着：“平平，平平，我的好儿子……”

曲宁江：第41军副参谋长曲奎之子。

1979 年 2 月 17 日对越开战时，曲宁江才刚刚18岁，他随连队搭载坦克向敌纵深插去。

在开进途中，偶遇正在指挥部队抢修道路的父亲，父子在战场相遇，但无暇对话，曲宁江只是向父亲伸出了大拇指，意思是自我感觉很不错，随即搭载坦克在父亲的面前匆匆而过，谁成想，这次见面竟是父子的永诀。

2月18日下午2点30分，曲宁江所在的尖刀营，冲破敌人的层层阻击，经过28小时艰苦奋战，胜利插到了上级指定的位置，卡住了由河内派来的增援之敌和高平向南之敌的要道。

2月24日上午10点，部队在吞片地区遭敌猛烈伏击。在排长遇袭身亡后，曲宁江主动带领几名战士占领制高点，掩护战友撤退，不幸被子弹击中。

他左腿和左臂被越军高射机枪子弹打断，身负重伤，在战友救护他的时候，他流着泪说：“我不行了，不要管我，请不要将这里的一切告诉我的母亲，她会受不了的。”

随后他从上衣口袋掏出沾满鲜血和汗水的全家合影照，深情地看了一眼，永别了！我亲爱的母亲、父亲、哥哥、弟弟。然后，向着两位正朝敌人射击的战友爬去。

1米，2米，3米……鲜血染红了泥土、青草。曲宁江终于爬到两位战友身边，断然横在战友的前面，用血肉之躯为战友挡住子弹，不幸壮烈牺牲，年仅19岁。

当曲奎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时，沉默良久后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几口，然后把烟蒂插进堑壕边的泥土里，转身回到指挥部，什么都没说，继续带着参谋们进行沙盘作业……

周伟：第41军121师政委周开源的之子。

周开源为了避嫌，并没有把儿子安排在自己任职的121师，而是把儿子分配到了123师367团担任话务兵。

1978年12月，123师开赴南疆作战。战斗打响后，周伟随367团先遣队穿插到目标地扣屯，由于地图老旧，道路不熟，367团在向扣屯穿插过程中屡遭磨难，被敌人层层阻击，很多干部战士伤亡。

12月21日，周伟在穿插战斗中遭到越军袭击，光荣牺牲，年仅20岁。

在此期间，周开源去了兄弟部队123师一趟，一是协调两师工作，二是想打听一下儿子周伟的消息。

不料，这一下却得知了儿子已经牺牲的噩耗。周开源顿觉五雷轰顶，此后说了什么话，办了什么事，甚至怎么走回自己部队的驻地他都不记得了。

当时121师政治部主任孙甫看到政委在师指挥所门前的土坎上坐着，凝望着远方，一动不动，就像一座雕像，还觉得挺奇怪。

他走近周开源时，才发现政委眼角上挂着的泪痕……周开源将失子的悲痛压在心底，不因儿子牺牲而影响自己的工作，继续指挥121师执行防御任务，其间对进逼至纳隆以南的越军进行了3次大规模出击，共歼敌600余人，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

张立：第54军160师师长张志信之子。

160师师长张志信，年到30才有了独子张力，战前不顾妻子反对，向组织申请把儿子从后方司令部调到前线的侦察排。

参战10天后，张力在267高地的侦察任务中遇越军特工伏击牺牲，牺牲前最后一句话是：“爸爸，儿子没给你丢脸，爸爸不要难过，一定要照顾好妈妈。”

1979年2月27日15时，率全师及配署部队一万多人的160师师长张志信，带领部队正在围歼高平外围的越军时，师部突然接到前方主攻团发来的一封电文。

电文很短，就两行字：“张师长之子张立于今日上午11时45分，在西侧丛林267高地侦察战斗中英勇牺牲。”

报务员不敢将噩耗告诉张师长，只能将电文交给师政委李兆贵。

当消息传到160师师部，政委李兆贵考虑到师长已经52岁，平时身体健康状况不太好，便让大家守口如瓶。

不过张志信看出了异样，逼问之下才得知儿子牺牲了。张志信颤抖着站了3分多钟才回过神来说道：“这里是战场，张立是军人，战场上肯定是要死人的……”，说罢，老泪纵横……

张志信拒绝为儿子单独举办追悼会，称:“所有烈士的生命同样珍贵……”

作家李存葆以张力为原型创作《高山下的花环》，塑造了“雷军长送子上前线”的经典形象。

曹辉：第50军149师副师长曹从连之子。

临战前，曹从连(时任446团团长)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关系，将自己的儿子调到自己的部队，而是安排在445团3营9连。父子一同奔赴对越作战前线。

1979年2月25日，149师446团攻打沙巴地区，曹从连靠前指挥446团1营攻打四号桥西南侧无名高地，遭敌炮火猛烈阻击，进攻受挫。

此时，曹从连的儿子曹辉所在的445团3营搭载坦克加入战斗，曹辉和3位战友半蹲在坦克上向敌人射击。

在坦克的辅助攻击下，敌人的火力点很快哑火，曹辉从车上跳下来，调皮的和父亲要了两包香烟，又跳上坦克继续向前冲去。

没想到刚刚被打哑火的敌火力点又突然复活，半蹲在坦克上的曹辉头部和胸部中弹，鲜血顿时渗透了军衣，曹辉当场牺牲，并从坦克上跌落下来。

这个场景被他父亲曹从连和警卫员看得清清楚楚，这一幕是多么惨烈！多么震撼！二人一下子目瞪口呆。

此时的曹团长面部扭曲，脸色铁青，喷火的双眼涌满泪水。他一把夺过警卫员手里的冲锋枪，朝着西南无名高地冲去。

警卫员程望明从后面一把抱住曹团长哭着说：“团长，团长，你不能去硬拼，你如果牺牲了，整个团就群龙无首，那不是会有更多人伤亡吗？”

曹团长老泪纵横，半张着嘴无奈地来回摆头。警卫员大滴的泪珠滴在团长的衣袖上，两人泪眼相对，默默无语……

冷静下来后，曹从连团长沉着指挥，3天后总攻开始了，他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杀敌，很快攻克了越南沙巴县城。

姜利民：新疆军区五七干校政委姜永锡之子。

姜利民时任41军121师7连排长，是1978年度计划安排转业的干部，但此时中越边境形势严峻，姜利民就主动申请延迟转业，并要求组织把他安排在最需要的地方。

1979年2月，对越作战打响。临战前，姜利民3次找到营领导申请上前线，未得到批准后又2次直接找到团首长表决心，坚决要求上战场。

最后团里批准了姜利民的请求，安排他到7连任排长参战。战斗打响后，姜利民率领3排绕过越军埋设的地雷、竹签和两个哨所，秘密插入敌后，切断了菲咬守敌的退路。

在攻打菲咬东侧无名高地时，遭到越军暗火力点的顽强阻击。姜利民勇敢的炸毁了敌3个火力点，在炸毁火力点回撤的时候，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后胸，壮烈牺牲，战后被追授“一级爆破英雄”称号，成为干部子弟中荣誉最高的烈士。

江鲁平：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江燮元之子。

江鲁平生前在师作训科担任参谋，对越作战期间担任连长。

江燮元主动要求儿子上战场，并对江鲁平说：“争得上前线，不有功不必来见我！”。

在战场上，江鲁平带领全连冲锋在前，英勇杀敌。在一次作战中，他率领侦察连穿插到敌后作战时，被子弹击中腹部，肠子外流仍坚持指挥战斗。

其父拒绝将其调回后方治疗，最终江鲁平因伤势过重牺牲。江燮元称：“官兵平等，轻伤不下火线，为国捐躯，战死光荣！”。

罗粤宁：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罗荣之子。

罗粤宁从小就听父亲讲述毛主席送毛岸英上朝鲜战场的故事，深受触动，主动要求上前线。

时任163师侦察连副连长的罗粤宁，在一次侦察任务中遭越军包围，他3次冲入敌阵转移伤员，火线救战友，第4次在完成任务返回时中弹牺牲。

其父罗荣含泪迎接遗体，称“儿子为国战死是好样的”。

刘光、刘明：云南保山军分区司令员刘斌的两个儿子。

刘光、刘明均在老山战场上牺牲，一家更是忠烈满门，全家上战场，两个儿子牺牲，一个女婿受伤，真是一群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战前，刘斌司令员把全家叫上，到照相馆拍了这最后一张全家福。

刘斌司令员全家7口人全部先后上了前线。

刘斌司令员在28天的作战中，率领两个团一直在西线猛峒高地与越军作战。

1979年3月6日，越军特工队偷袭猛峒指挥部，当过老八路、当过志愿军的刘斌司令员不顾警卫员的阻拦，端起冲锋枪亲自御敌，并向坑道外偷袭的越军扔出了10几枚手榴弹。

夫人王昌群编入后勤保障分队，一直负责物资、伤员的前运后送。

军医大学毕业的两个女儿在前线战地医院担任护士，救治伤员。

大儿子刘光担任某部侦查连副连长，带领侦察分队执行一次任务中，在连续排除了两颗地雷后，身边的战士碰响了一颗地雷，刘光被气浪掀起，身体落在另一颗地雷上，当场壮烈牺牲。

大儿子刘光牺牲后，刘斌又把刚从学校毕业的小儿子刘明送上了战场，并且安排在第一线最前沿。

不幸的是，担任代理排长的小儿子刘明，在前沿抗击越军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两个儿子牺牲后，刘斌司令员不顾部队的竭力劝阻和上级领导的坚决反对，又将女婿送上了前线。

刘斌司令员一家，被后人誉为：“满门忠烈刘家将，一户尽出好儿郎！”

…………………………

在战场上牺牲的高干子弟，除了以上列举的勇士还有：

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儿子，第42军侦查大队队长彭泓，在侦察行动中不幸牺牲。

40师副师长赵子雄的儿子，该师118团排长赵杰昌，在进攻老街外围的战斗中，率领尖刀排开路，冲入敌阵壮烈牺牲。

150师副参谋长耿进福的两个儿子，耿军、耿小康兄弟二人在高平战役中，为掩护战友突围而牺牲。耿军弹尽粮绝后跳崖殉国，耿晓康则因中弹身亡，被称为“一门双烈士”……

这群高干子弟就是为了保家卫国这四个字，毅然奔赴前线最凶险的地方，将鲜血洒在了疆场，对于这些将军们来说，家重要，但国更重要！

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把子女放在最安全的地方，让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去冲锋陷阵，但他们没有搞特殊化，他们把至亲骨肉送到了最危险的地方，而这些高干子弟上战场后，普遍隐瞒自己的身份，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冲锋在前，勇猛顽强，直面生死。

他们是民族的骄傲，是共和国之辉，有这样的军队是国家之幸，是百姓之福！

据统计，干部子弟的伤亡率高于普通士兵，仅广州军区就有至少10名高级将领子女牺牲。

还有部分高级将领主动将子女送往前线。例如：

昆明军区原司令员王必成临战调职后，坚持让其一子一女及怀孕的儿媳参战，称“我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

第41军副军长毛余，将刚从军校毕业的儿子毛晓东亲自送往前线参战，毛晓东也没辜负父系的希望，曾率连队创下杀敌最多，但战损最低的记录。

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之子张又侠，主动请缨参战。

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之子李和平，主动请缨参战。

第54军军长韩怀智之子韩东军主动请缨参战。

张铚秀?的4个儿子、1个女儿和1个女婿，全部奔赴前线参战。

干部子弟的选择体现了“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曲宁江、曹辉等人的故事启示后人：身份不是特权，而是更大的责任。

他们的行动证明，真正的荣誉来自奉献而非出身。这种精神对当今社会破除特权思想、倡导公平竞争具有现实意义。

烈士的牺牲提醒后人珍惜和平。如张力牺牲前对战友说“劝爸爸不要悲伤”，这种超越个人生死的情怀，是民族精神的永恒财富。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干部子弟群体，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将门虎子”的传奇，他们不仅是战争的参与者，更是精神的传承者。

在和平年代，他们的故事依然激励着新一代青年：无论出身如何，为国奉献的赤子之心永不褪色。正如王必成将军所言：“我不能参战，但我的子女可以替我明志”——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基。

这些高干子弟在战斗中表现出了极高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与普通士兵一样承受战场的风险，体现了高度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

这些烈士多为20岁左右的青年，许多是家中独子或兄弟同赴战场。

他们虽为高干子弟，但拒绝特殊待遇，与普通战士并肩作战，展现了“将门虎子”的忠诚与担当，其事迹被广泛传颂，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

向这些大义的部队首长们致敬！向冲在第一线的高干子弟们致敬！

谨以此文，向共和国的所有参战老兵致以最最崇高的敬意，无论是活着的英雄，还是逝去的英魂，您们将永远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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