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荣琪，响应党的号召，1972年7月到重庆巴中县果敢公社下乡当知青。
在下乡的第3年，我得了急性肾炎，写信回家告诉妈妈，妈妈急得不得了，马上寄来路费催我回重庆治疗。
虚弱的我搭车摔倒，丢了钱包
到了县城时间还不到中午。根据荷包里的钱，我必须买上第二天到达县的长途汽车票，再从达县坐火车转到重庆，路费刚刚够用。
到车站售票窗口一问，连三天内的车票都预售完了，要走的话必须在县城等上三天，吃饭加住宿要花去一大笔钱。
我一下子着急起来，想来想去，决定搭便车先到达县再说。
我来到去达县方向汽车必经的路口，拦了好几辆车都没停下，到了中午肚子饿得咕咕叫，可也不敢去吃东西，深怕一离开就错过了搭车的机会。
正在这时，一辆东风车停了下来，司机拿着扳手下车，掀开引擎盖修着什么。我走上前问道：“师傅，搭个车到达县行吗？”
司机看了我一眼，问我是不是重庆知青，我说是，司机爽快地答应了。
我高兴极了，谢谢说个不停。
司机修好故障，关上了引擎盖：“上车吧，不过驾驶室已经有两个人了，只好委屈你坐车厢。”
我将挎包先甩进车厢，再从后面往上爬，无奈我个子小，加上身体虚弱又饿了，爬了几次都爬不上去。
司机按了两声喇叭，我心里越着急越爬不上去，在第4次努力快要爬上去时，汽车发动了，车身猛然一抖，我一把没抓牢摔了下来，跌了个四脚朝天。
这时，汽车开走了，我顾不得疼痛追起大喊：“停下！停下！”司机没听见，车子不但没有停下，反而越开越快。
“我的包！我的包！”我边哭边追，可汽车一会就没影了。
我哇地大哭起来，包里有我心爱的书籍、文稿和二十元钱。
我身上只揣了十元钱，买了从区上到县上的车票用去一元三角，还剩八元七角，无论怎样节约，这点钱连回重庆的车票都买不到。
陌生的爷爷婆婆为我熬稀饭
我坐马路边的台阶上，边哭边骂自己，为什么要去搭这个便车？为什么要先把挎包扔上去？为什么不把钱全揣在身上？如果妈妈知道我把她寄给我的路费丢了，还丢得这么愚蠢，不知有多着急！
我盘算着，如果搭不到便车，要等到第四天才有去达县的车票，到达县的车票需要六元，从达县到重庆需要三元。
即便这样，三不吃不喝露宿街头都还差三毛钱，但是我不知道能否坚持到买票上车的那一天。
不行，这个方案不好，我重新制定了方案：用六元钱买去达县的汽车票，售票员随车同行，逃票的可能性为零。然后用一元买从达县到重庆的短途火车票，先混上车再说。
这样还有一元七角，等车要三天，从县城到达县一天，从达县到重庆一天，一共五天，小面八分钱，一根油条六分钱，二两馒头五分钱，算起来馒头最实惠，就吃馒头。
每天三个馒头花一角五，五天七角五，还剩九角五。旅馆每晚四角，可住两个晚上，今晚先住进去，和服务员混熟了再说。
我就这样边哭边盘算，直到天快黑了才去买了一个冷馒头，没有水干梗着吃。
这时候，旁边一个棚屋里走出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爷爷，很关切地问：“女子啊，我见你在这都坐了半天了，有什么事啊，给大爷说说。”
“我的包丢了，钱也丢了，我要回重庆治病，可车票也卖完了，我回不去了！”陷入困境的我听见有人问，一下子又哭起来。
“是啊，这可怎么办哩？”老爷爷跟着着急起来，“你是知青吧？这样吧，先到我家坐一会，我去帮你问一问，看明天有没有便车到达县，我有个熟人在车队。”
我顺从地随老爷爷进屋坐下。屋里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慈眉善目的模样，她笑眯眯地说：“女子啊，你怕是有事吧。我看你一直坐在那里哭，就知道你遇上难事了，我们老两口儿女死得早，最见不得像你们这样的女子受罪了，造孽啊！我就让老头子把你叫来了。”
爷爷把我的情况对婆婆说了一遍，婆婆连声说：“造孽哦，造孽哦。”
从屋里的陈设看来，老两口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间屋子里，简陋破败寒酸，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门口堆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空瓶子。
我问婆婆：“这些空瓶子干什么用？”“我和老头子空闲时到处去检的，拿回来洗干净，白天就在门口摆个地摊，三分五分钱一个，就靠这个维持我和老头子的生活。”
老婆婆笑眯眯地说，很满足的样子。婆婆又催老头子快去问车子，说：“女子啊，我看你气色不好，我熬点稀饭给你吃吧。”
婆婆熬好稀饭，盛上一碗：“吃吧，热热地吃下去，才会舒服一点。”
稀饭真香啊，那是我一生中最香的一餐饭！
唐大妈悄悄让我住旅馆
爷爷说：“我家就在去达县的公路边上，每天问路的、讨水的、歇脚的车夫很多，很多人我都认识，搭车有机会的。等会我去找县城开旅馆的唐大妈，她是个肯帮忙的好心人，请她给你解决住宿没得问题。”
我和爷爷来到县城旅馆，正巧负责登记的唐大妈在上班，爷爷把唐大妈拉到一边，如此这般地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唐大妈听得又叹气又点头。
“我把这个女子交给你了。”爷爷对唐大妈嘱咐道，又对我说“你跟唐大妈去吧，她会给你安排的。”
唐大妈五十开外，胖胖的脸笑眯眯的，很和蔼。她说：“女子，跟我来吧。”她把我带到后院一个二层小楼的底楼，开了一间房。
“进去吧，这间还没住人，一般女知青来我这，都安排她们住这间，男知青都住隔壁一间。今天还没人来，你一个人住也别怕，待会儿要再有知青来，你就有伴了。昨天公安局才来查过房，一般今天是不会来了，安心睡吧。”
我向她道谢，她呵呵一笑：“谢个啥呀，我这里像你这样的女知青我见得多了！”说完又急急忙忙地走了。
这间房比学校教室还大，足有二十张单人床，四周靠墙排了一圈，中间背靠背摆了两排，每排过道中间只有一米宽的距离，每张床都挂有蚊帐，床单被子也还干净。
我随意挑了一张床躺下，久久不能入眠，胃开始痉挛，人也发起烧来。我不愿去惊动唐大妈，她能够让我免费住进旅馆已经很不容易了，万一查房查到了，她还担着干系。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歌声，恍惚中听到唐大妈的声音：“女子呀，小声点，里面有个女子已经睡了，也是你们重庆知青。”
歌声低下去了，仍能清晰地听到她们唱道：
美丽的山城可爱的家园
白云深处歌乐山
…………
我的胃痛得更厉害了，我忍着，但仍然发出了低低的呻吟，浑身像着了火一样。
恍忽中，我听见唱歌的人的对话：“姐，里面睡的那个人好像病了。”“我们去看看。”
有人在我头摸了摸，又摸了摸说：“真的病了，在发烧呢。”
“美丽的山城，可爱的家园……”
我轻轻唱起来，我试图用歌声唤起自己的意志，无论如何，我不能病倒在这里。但是，我的头却越来越昏，胃越来越痛，身体也越来越热。
我感觉自己像一片羽毛，轻轻地飘了起来，飘向云端，飘向重庆……我失去了知觉，晕了过去。
一群陌生人送我住医院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打着点滴。
我不能住院的，我根本没有住院的钱，我挣扎着要下床。
知青姐妹，爷爷婆婆，唐大妈都在，另外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干部模样的男人，全都围在我床边，关切地注视着我。
“醒了？”干部模样的人忙按住我，“孩子，别动，当心针头滑出来。”
知青姐妹争着告诉我，昨天夜里我突然昏过去了，连忙将我送到县医院。今天一早，她们就找到县知青办公室。
付主任听说有个重庆女知青病倒在旅馆里，连忙赶了过来。付主任问清情况后，又给我们公社打电话核实了。
回到病房，付主任征求我的意见，一是在县医院治病，费用知青办公室想办法解决一部分；二是回生产队，若同意就叫公社来人接我，并解决这次的医药费；三是等病情稍微稳定下来后回重庆，知青办公室解决路费和这一次的医药费。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三种意见，付主任含笑点头。
这是我和付主任的第一次见面，此后几年里，付主任就像对自已的孩子般关心着我。
下午，付主任又来了，他给我缴齐了三天的费用，另外给了我三十元钱。
“孩子，我们知青办要管全县的知青，经费也很有限，只能给你解决一点，医药费我们已经缴到后天了，你安心休息，这三十元钱作你回重庆的路费和伙食费，好不好？”
我拼命点头，只觉得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三天后，我出院了，正准备去买车票，爷爷急匆匆地赶来，两人正巧在医院门口碰上。
“快，快！”爷爷拉起我就走。
解放军哥哥送我回家
爷爷告诉我，正巧有两辆到达县的军车过路，停车要水，他就乘机说有个重庆女知青想搭便车回重庆治病，一说就通，正在等。
我忙跟着跑来，两个军人正坐在板凳上等，见我来了，其中一个笑着对我说：“走吧。”
我上了他的车。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中途在平昌县部队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到了达县，解放军哥哥听说我患了急性肾炎，说南江县有种中药叫杜仲，治肾炎效果好，他们经常去南江县运木料。我顺嘴说，那请你帮我买一点吧。解放军哥哥说行啊，你留个地址吧。
半月后，解放军哥哥真的将杜仲买来送到了我家里……
病愈返乡路过县城的时候，我带着重庆的土特产来到十字口，想去看望帮助过我的爷爷和婆婆。
十字路口人来车往，老爷爷和老婆婆的棚屋已经没有了，只留下一片瓦砾和四周的荒草。
我又来到县城旅馆，负责住宿登记的是一个小姑娘。小姑娘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听说是退休了。我心里一片怅然。
很多年过去了，我常常回忆起那一年回家治病路上所遇到的一切。正是这些素不相识的善良的人们一路相助，才使我顺利回到了家里，在父母身边将我病弱的身体养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