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郑长玲，是1965年7月到新疆阿勒泰的一名支边女知青，回顾六十年代我们这批天津青年刚来新疆兵团艰苦生活的情景，让人感慨万千。
那时在兵团的“衣”
先说穿衣吧：阿勒泰垦区地处最北疆，冬长夏短，春秋一晃而过。一年中冬装穿在身上要六七个月。
咱就先说冬装，层层内衣外面是必不可少的厚厚的棉衣裤、老羊皮大衣，兔皮帽子棉手套，还有脚下那双大毡筒。
在室内要轻巧点也穿棉胶鞋和大头鞋。这一身行头配齐，也只可抵御正常气温：零下三十几度。
一刮风，零下四十多度，绝对低温零下五十六度（可可托海，一九六二年）石头都会冻裂。当然，那时规定：零下三十度以下停止室外工作。
冬天挖渠道，一行人从连队出工到工地，从身后看，一样的打扮，辨不出男女，大毡筒一穿，走起路来一个姿势，少男少女的俏丽潇洒全被臃肿的衣装包藏起来了。
就是你在人前看，皮帽前脸的一圈毛，嘴下的围巾、衣领和脸上有毛的部位，全是硬刺似的冰霜，哈气多的地方还会结成冰棱，同样不辨男女。
春秋装随各人增减，无须多讲。那就再看看夏装。夏日的中午是干热的，可一进了房间或在背阴处，马上就觉不出暑气了。
所以，短衣裙、T恤类是没有机会亮相的，要穿长衬衣，外加单外衣，秋裤一年四季不离身，拿正常的秋装正好当夏装。
而且，那时蚊子小咬大把抓，穿衣暴露的面积越小越好。女同志纱巾罩头，男同志戴防蚁帽，手上戴线手套，脚登雨靴。后来有了避蚊油，擦上手脸，也还会受到“敢死队”的袭击。
傍晚出门，人们头件事是要在树上折一枝带叶的柳条，用来围绕脸部不停的抽打。如要“大解”，枝条不停地上下拍打不说，还要烧上两堆蒿草熏烟。
那时放一场电影，影片拷贝稀缺，各师团轮放，为减少场次，都露天放映。吊挂的银幕前后都是人，有看正影的，有看反影的，好家伙！根本听不清片中的对白，满场柳条“霹啪”的拍打声。
进入七十年代后，大都探亲回过家了，带回去稍微讲究点的衣服。这女青年爱美，每天一收工，赶紧洗换上，人前比着显摆那么一会儿“你这件的确良衬衣颜色还不错，我这条裤子是快巴涤纶的，二十元钱一米呢！她那条裤子是日本纯涤纶的……”正常时间，再没机会正式穿着了。
那时在兵团的“食”
再说吃饭：刚到农十师那阵，不知是面粉厂设备差，还是什么原因，馒头蒸出来也白也暄，就是吃到嘴里上牙不敢碰下牙，沙子那个多、那个牙碜，嚼不出香味就得下咽，后来粗粮（苞谷面）占到定量70%，每天吃发糕。
新疆玉米成熟期短，熟不好，粮食不够吃，由牲口饲料改为人的口粮，那发糕吃到嘴里，散散的，特像节粮渡荒时用增量法蒸出的发糕，全然没有粮食味，天长日久真难以下咽。
炒出的菜缺少油水，而且蔬菜也奇缺。北疆蔬菜品种木来就少，夏季又短，一年中只有一个月可以多吃上几种菜。
梨桃瓜果是南疆的特产，我们那里只在8月底半个多月，西瓜保你吃足，苹果可以从奎屯、石河子拉些去。
一入秋，便只剩白菜、土豆、萝卜老三位当家了。到年底，存货吃光了，一直到转年6月底，食堂是顿顿颠来倒去粉条、炒凉粉、拌凉粉，都是淀粉。
菜没有油水，挑出一丁点葱花，那点绿色都看着那么新鲜和亲切！汤也没有菜叶，清澈见底的玻璃汤。年复一年，太缺少维生素，许多人都害上了牙周炎病，到现在没几个有好牙齿的。
春天以后，人们到地里去挖当地人叫“老鸹葱”的一种野葱（老鸹，当地对乌鸦的称呼，鸹：发 wa音)，野苜蓿草的嫩叶也都被人们采光了。
我们连的吴姐是个孕妇，食堂照顾她，卖给她一共两份清水煮白菜，都分成几顿吃完。
看着谁端一碗食堂的病号饭，煮得没筋骨的烂糊面条出来，立马能把大伙的目光吸引过来，为了这碗烂面条解馋，有时不惜装病请一天病假。
那几年，食品供应奇缺，就连师部北屯的食品商店货架上，也只摆着茯茶和火柴。
有一阵子进了一批金华火腿，有些变质，又没降价卖不动，告示上写着“火腿，XX元一公斤”火像大字，爱开玩笑的人对空守着柜台的两个女售货员就说了“没啥卖的了，就剩下卖大腿了。”
平时要吃个鸡蛋，都要跟车到公社下到各户去收。一个连队大人孩子几百口子人，难得哪天杀一口猪，宰一只羊，一家分上一小块，那可是过年了。
那时在兵团的“住”
下面再说住房。地窝子的造形多有描述，除了形状不好，冬暖夏凉还有不少优点，有时为了临时居住，倒没有将它当过正式栖息之地。
那时地面以上的建筑清一色干打垒土房，后来才逐步有了土块砌的房屋。
记得刚分到一八七团十一连，跳下拖拉机，卸下行李，面对的是四排敞着顶、四周囫囵个的墙体，隔不远有一个个圆眼，被告之这就是我们的住房时，大家惊愕得张大嘴半天收不回来下巴。
在老职工指导下，各自抡着十字镐开凿门窗。把紧急调运来的苇把子、麦草，送到房顶码放整齐，草草的铺了些房泥。地下铺一层麦草，当晚就分配给各小队住上了。
早上醒来，房顶上漏下的、门洞刮进来的沙土几乎将我们埋住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主要盖房，这时才了解了干打垒房屋的全部过程，也明白了墙体为何有那么多圆眼，原来那是作为支撑墙板用的园棍，一层层房土打上去，再抽出来，就留下了墙眼，抹墙泥时再抹死。
后来我们住的房子安上了门窗，房顶也规距的上了两遍房土、房泥。每间屋，地铺上挤满了十多个人，要翻身都得一起翻，谁身上生了虱子，一屋子人在劫难逃。
十月后滴水成冰了，流经连队供水用的毛渠都结了冰，吃用水就得取冰化成水，冰是不流动的，越用越远，先是近的毛渠，到稍远的斗渠，再到更远的支干渠，后来用到干渠的冰时，就得靠团部统一用拖拉机拉送了，三几天定量分配一次。
那时各宿舍之间互相偷冰、偷煤、偷煤油是当成玩笑常干的。早上洗脸，一盆水轮流十个人用，最后的两位只能蘸蘸泥汤子了。
要说洗澡，夏天尚可在渠道擦一擦身子，秋天以后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了。于是，单身男同胞的棉被被头都是又黑又硬又凉的铁板一块了。
当时，三代同堂或有仨俩孩子的老职工可分到一间住房，新婚的就把火墙搭在中间，旁边一条布帘一隔，里外两家，小夫妻那个尴尬劲就甭提了。
后来，房子盖得多了些，达到了可容5个人住一间屋的标准。
有勤快的男战友带头，到河坝割来柳条，编成抬把子（双人抬土用的器物），把木桩埋在地上当腿，人们住上离地的高铺了，大家群起仿效，嗬！那感觉，绝对比后来用上钢丝床还兴奋。
冬天真是太冷了，靠后墙、靠山墙的铺位，毡子贴墙翻卷上去的那一溜毛毡，会被潮气结成的冰冻在墙上，连被子都全是冰霜。
男青年懒得夜里起来添煤，炉子灭了，就压上所有的衣物，戴着皮帽子睡觉，身子卷成虾米状，在被窝里也不敢挪动一下身子，害怕有限的体温，因翻身浪费在身体以外的被子上。
那时在兵团的“行”
最后说到行路了。八十年代初以前，乌鲁木齐到北屯718公里，柏油路只通到和什托洛盖，后面大半天路程以至各县、各团场之间全是汽车轮子碾出的土路，几乎没有养护。
晴天一身土，雨天差不多就是一身泥。长期车轮碾压，路面像洗衣板一样凸凹不平，称作“搓板路”，车速最多三十几码，颠得人牙齿打颤，内脏移位。
春天翻浆，人在坐在车里更是摇摆跳跃，像转锅里滚打着的元宵，一陷车，几个小时出不来。
路不好，车更不好，运输单位的车辆以解放初期苏联的“嘎斯”、“吉斯”、“吉尔”为主，还有解放战争时缴获的“美式”的老车。
师部团场之间，主要靠胶轮拖拉机拉人拉货，连队之向就靠步行了。去各地的客运车也是卡车，旅客就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颠簸两天半，风吹日晒，到了乌鲁木齐，脸上都得脱一层皮。
到冬天时车厢上架起铁架子，搭上篷布，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坐在类似封闭的篷布车厢里，视线受阻，车摇晃得人肠胃翻江倒海，头晕得几乎半昏迷状态。
1966年底，从北屯出差去阿勒泰，后来建成了条件好一点的简易公路，直线距离虽然只有80多公里，但坐车也得一天时间，先慢悠悠地摇晃到布尔津县，得住上一晚，第二天再用几乎一天的时间才能到阿勒泰。
那时驾驶员是比较吃香的职业，因为他们常跑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地，有条件能捎带点饼干什么的、那个年代称作的“高级”食品，他可以决定给谁分点紧俏食品，也可以决定车上拉谁不拉谁。
出门时，能坐上副驾驶座的人，不是头头脑脑的人物，就是司机老婆、姊妹或大姨子小舅子等自家亲戚。
直到1974年，农十师汽车营才接来第一辆大客车，是裁重4吨的“解放牌”卡车改装的，有28个窄小的座位，当时可是轰动得不得了，出差、探亲的人们为能乘上这辆高级客车，由于人多车少，有人一等就是几个星期也愿意。
那段艰难的岁月，已成为历史的一页。当年，我们广大的天津支边青年为了兵团建设，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吃苦、出力、流汗，奉献了我们的青春，有些支边青年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那个年代，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我们有苦不怕苦，吃苦不叫苦，我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为了改天换地，为了兵团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始终勇敢顽强地和困难作斗争。
如今，那里早已是瓜果飘香、六畜兴旺；大路通衢、车水马龙；城镇靓丽、经济繁荣，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兵团人们的生活早已发生了翻天履地的变化，人们的衣食住行条件也早已不能和我们那个年代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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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知青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