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米文举，1949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66年毕业于北京26中，1968年9月24日去内蒙科右中旗西尔根公社本屯插队，1979年7月返回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市汽车配件公司，从此一直在北京市交通系统工作。
回京后在职就读于北京电大和北京财贸干部管理学院，获MBA学历。曾任北京市汽车配件公司总经理、北京市运输公司总经理、北京祥龙资产经营公司副总经理，北京祥龙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直至退休。
我在1968年9月初，接到先到科右中旗插队的同学张庆义的来信，看到他信中介绍了内蒙大草原的一些情况后，和周英明一商量就决定去内蒙科右中旗下乡。
9月24日我们从北京站出发，25日到达通辽，26日再坐汽车去中旗，途中遇大雨在双泡子停宿。
当时路况非常差，经一路颠簸，28日才到达科右中旗，分配到了西尔根公社，从此开始了11年的知青生活。
回忆起往事仍历历在目，有些事现在看起来都是难以想象的，选择一些值得回味的，记录下来与知青同仁共享。
西 尔 根
西尔根，翻译成汉语就是黄色的意思。据老乡讲，在建屯之初这里经常有一匹黄色的马出现，故起名西尔根。
西尔根是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它位于旗所在地白音胡硕西面15公里处，属于高原草甸。西尔根背靠罕山，南面和西面是草甸。
西尔根是个公社所在地，共有7个大队，20个自然屯，总共人口两千多，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区。
离旗较近的靠近霍林河边的义和哈达和莫利哈达大队。西北方向6公里是白音文都大队，15公里处是教兰大队，正西方向4公里是乌松嘎查大队，西南方向6公里是杜其营子。
几十个北京知青分配在西尔根、白音文都、乌松嘎查、杜其营子四个西部的大队。
西尔根是最大的自然屯，人口也最多，四百多口人。有公社机关、供销社、卫生院、小学、兽医站等。
当时西尔根很落后，但是生态特别好，也很美丽。屯子南面是农田，北边既有农田，又有一个菜园，还有一个果园（当时可能是旗里唯一的），更有山林。
山林大部分是野杏树、山榆、橡树、枫树，春季最美，满山杏花盛开，非常壮观。西部则是辽阔的高山草甸，草场非常好，又有一条河流和泉水。
春季野花盛开，主要有鲜艳的芍药、黄花、红似火的萨兰灯（野百合），蓝天白云下成群牛羊悠闲的吃草。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呀！
生 产 队
我在西尔根公社总计待了6年（1968.9-1974.5），其中在生产队4年，公社拖拉机站和综合厂2年。
刚下乡时正好赶上秋收，活计很辛苦就不说了。秋收后在场院干活，让我在保管员那达慕德身边工作，帮助统计粮食数（过斗），然后又当兼职记工员。
1969年初，生产队又派我到大队果园去做兼职会计。西尔根果园当时是全旗唯一的果园，记得大约两百亩地，有沙果、樱桃、杏、李子和梨。这一年，我学会了给果树剪枝、嫁接（枝接和芽接），也学会了会计。主要是靠自己看书，因为当时可看的不多，所以学起来劲头非常足，有点空余时间就学习会计知识。
当时赶着毛驴车去卖水果，走遍了公社内的村屯，还去过扎旗前进公社和八区。回想当时，一望无际的草原，盛开着各种野花（百合、芍药黄花），蓝天白云，清澈的河水，偶尔遇见狍子、黄羊，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1970年初，我又回到了生产队，参加了从春耕到秋收的全部活。因为我自下乡后一直自学一些医疗知识和针灸知识，下半年生产队成立了合作医疗站，生产队就让我到合作医疗站做会计（兼职）。
合作医疗站是一个新事物，算上我共三人，四海是负责人，他是自学的蒙医；我利用这段时间如饥似渴地自学了不少医学知识，利用自学的知识给老乡针灸治病，当时缺医少药非常严重，我也挺胆儿大的给老乡解除了不少病痛。
我记得当时的公社干部德格吉日呼（后任地区政协副主席）头疼的厉害，我给扎过好几次，疼痛减轻多了。
1971年，生产队又让我当了会计，一直到1972年离开生产队到公社拖拉机站。这段时间我和老乡们的关系非常融洽，也学会了不少蒙语，交流基本上没有问题。
因为工作需要，必须要学会蒙语，和队长、保管员开会研究工作就非常方便，和老乡们交流也感觉非常亲切，老乡们也会非常信任你。
学习蒙语只要有信心，认真学，大胆说，不怕错，进步快。这两年赶上了风调雨顺，生产队丰收，分红时每个工分值都在一元以上，我记得最高兴的事就是年终决算分红时，老乡们领到现金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
我前后在生产队呆了4年的时间，这4年里确实很艰苦，但自己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和西尔根的老乡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公 社
1972年4月份，公社抽我到公社拖拉机站做会计工作，做拖拉机站的核算、零部件采购和生产队结算。当时我非常高兴，因为工作不累，又挣工资，时间又比较充裕，可以有时间看书学习。
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学习了大量的农业机械知识，和师傅们一起学习修理，学驾驶。当时年轻，体力充沛，又有热情。这一段提高很快，当时全旗知青就我一个人学习拖拉机。
1973年旗农机局举行了一次全旗农机手考工定级考试，因为我参加工作时间太短，不符合考试条件，但我强烈要求参加，农机局胡庆嵩师傅破例批准。
参加了应知应会考试，其实是笔答（应知部分），结果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在拖拉机站工作了2年，1974年公社将拖拉机下放到了大队，成立了公社综合厂，我做会计工作。
这6年中，公社推荐我2次上学，一次招工，在两次考大学我的成绩都非常好，由于当时正是张铁生白卷先生年代，成绩虽好，出身不好，政审不合格都没有被录取，这对我打击非常大，一度很灰心。
当时的德书记和王乡长都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慰我，使我坚信，只要努力学习，学好本领，终究会成功的。
在公社综合厂工作期间，我们集体户三分之二多的知青陆续走了，有的上大学，有的参军，较多的是选调当工人和干部去了，只剩下四个人了（燕绮、王志刚、毕毓倩和我）。
1974年，在拖拉机站工作期间，我对农业机械非常有兴趣，非常主动地学习。拖拉机站撤销了，到了综合厂工作比较闲，这时农机局的胡师傅看上了我，希望我到旗里去工作。
我也愿意去，可是公社德书记也想让我留在公社做财务工作，因为做了几年会计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也算上手了，当时农村很缺这方面人才，后来胡师傅就找到了公社，农机局为公社增拨了一台拖拉机，将我调到了旗农机校工作。
白 音 胡 硕
1974年5月份，我就到旗农机校工作，当时主要是开教练车，一辆东方红一28，这时知青大部分都选调了，有当兵的、上学的；去省城的、去通辽的，病、困退回京的等等，在农村的知青就很少了。
但在旗里各个单位几乎都有知青，旗委当干部的，学校当教师的，工厂当工人的，大家都比较安定，比起在生产队好多了，生活条件好了，收入也多了，收入虽然不高，但是很稳定。
在这一时期，知青都成为各个单位的骨干，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由于地区差异他们给当地带来了新思维、新思想，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时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一直在农机口工作，1975年领导让我主管农机局办公用房的基建工作，办公用房的样式由我设计，监督施工。一年间，崭新的办公室建起来了，我记得有些灯具还是我从北京采购的。
1976年开始就调我到农机研究所做技术员，这段时间我主要做了喷灌机、中耕除草机、水田机械三个课题，任务完成得非常圆满。
1975年我与北京知青王玉君（在电影院工作）恋爱结婚，1976年可爱的女儿在白音胡硕出生。在旗里一直工作到1979年7月，按知青政策返回故乡北京。
草 原 情
在科右中旗生活了11年，这11年既是短暂的，又是漫长的。我们把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科尔沁草原——我的第二故乡。
那里的老乡、同事和劳动、工作场景仍历历在目，这么多年来和右中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回京后，我在北京汽车配件公司工作期间，经常有右中人到北京来买BJ-212汽车，来买车的基本都找我，见到他们感觉到非常亲切。
他们常给我带些土特产，荞麦面、炒米、奶豆腐，每当吃这些土特产时，心里总有种重回草原的感觉。
1998年夏季，也就是北京知青下乡30周年之际，曾经在右中插队的北京知青自发组织了一次聚会，原本打算通过聚会回右中故地重游。
当大家得知科右中旗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灾情特别严重，连朱镕基总理都乘直升飞机去科右中旗指挥抢险救灾，这一消息传出后，大家都焦虑万分，非常惦念科右中旗的父老乡亲。
当有人提出募捐时，众人纷纷响应，慷慨解囊，大家的热情很高。当时许多知青有的下了岗，有的提前内退，生活也不充裕。这一次共募集了两万多元，虽然钱不多，但这可是北京知青对科右中旗乡亲们的一片真心啊！
用捐款购买棉被在崇文区花市日杂店前举行了发车仪式，随后运到了北七家平西府兴安盟驻京办事处，和时任科右中旗副旗长的杜其雅同志进行了交接，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并见了报。
2002年，50多名知青应邀参加科右中旗那达慕大会。当地政府接待非常热情。2004年十一期间，女儿从德国回京探亲，我们一家三口又回故地重游，带她看了她的出生地，见了她儿时的伙伴，对她的成长有着很重要的教育意义。
2007年，我得知北京京能集团投资建设京科发电有限公司，就抓住机会积极联系，确定了由我们公司承接了京科发电厂的锅炉运输任务的项目，总计运了五千余吨。
借此机会我几次回右中，先后去了新佳木、西哲里木、吐列毛杜农场等地拍了一些科尔沁风光照片。
京科电厂2009年的挂历就是用这些照片，并请书法家王福题写了“美丽的科尔沁”，这幅字现在留存在京科电厂的贵宾室里。我打算退休之后多回去几次会会老友，看看科尔沁的新变化，毕竟那里有永远割舍不断地情怀。
知 青 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今已有这么多年了，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对于这场运动的评价始终没有停止过，有褒有贬，者见仁，智者见智，任凭历史评说。
作为一名知青，每当回忆起那些难忘的岁月，我们都会感慨万千。
其一是磨炼意志。在插队期间，生活条件艰苦，工作环境差，讲给现在年轻人来听，他们一定会认为是天方夜谭，但是我们走过来了。这些对于我后来的工作、生活受益匪浅。回城以后，不论生活、
工作有多困难，我都没有退缩过。我想再大的困难和插队时候遇到的困难相比都算不了什么，真是小巫见大巫。这些年来。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总能坦然面对，靠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去克服，这也是成功的关键。
其二是艺多不压身。现在年轻人步入社会选择工作，首先选择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可这么多年前是不可能的，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做什么工作都要服从组织分配。
我在知青中是从事职业和工种较多的，有七八种，之间差别还比较大。当时我的想法比较单纯，就是一句老话：艺多不压身。认为要立足社会就要有本事，所以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右中的经历对我回京后的工作有了很大帮助。
说来也巧，回京我也多次变动工作，特别是近年来，在集团内多次变换岗位，调动过五个单位，而且单位之间差异很大，跨度大，都是组织的安排和调动，没有一次是自己申请的。
正因为有插队时的丰富经历，才使得我在工作上得心应手，圆满的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工作。
其三是开卷有益。我们西尔根屯的知青自学气氛比较浓，大家都喜欢看书，喜欢交流。
我插队期间在果园就看果树栽培、农技知识，做赤脚医生就学医学知识，做会计就学会计学，干什么就学什么，不懂就靠书本做老师。我记得在旗农机研究所时就订《国外农机》等刊物，养成好的学习习惯一生受益。
举个例子:插队期间当地医疗水平很低（现在人们很难想象），基本上属于原生态，缺医少药。
1971年春，我们村文都拉的母亲上山打杏核时走失了，全村都上山寻找，当时天气下雨，两天后总算找到了。
在寻找的过程中，山上的树枝刮伤了我的小腿（胫骨旁），又被雨淋过就感染了，用过几种药膏都不行，两个多月都没好，一直流黄水。我自己就看医书，用中药黄柏、黄岑压成細粉外敷，过一段时间还真就治好了。
1978年底，我连续几天呕吐、乏力，就去旗医院诊治，医生说感冒给我开了药，服药后无效，我发现小便发红，我自己认为是得了甲肝。
第三天早上我空腹又去了医院，要求给我做肝功检查，中午检查结果出来，吓我一跳，转氨酶500，黄疸指数48，当时就让我住院治疗。
当时医疗条件非常简陋，由于是急性传染病，病房18平方米，4张床，我一进病房发现已经有了两个病人，一人是25岁小伙子患肺结核。
另一个是12岁小姑娘结核性脑膜炎，她的父亲陪床占了另一张床，当时我非常害怕，这要交叉感染怎么办？我的病又很重，只有豁出去了。
开始治疗药倒是不缺，又建议医生用中药菌陈汤配合治疗，治了十余天，黄疸消了，传染期已过，我坚决要求回家治疗。
待病情稳定，就回到北京继续治疗，两个月彻底痊愈。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多少我懂一些医疗知识，要不然肯定要把病耽误了。
最近几年我多次回右中，加上喜欢摄影，不光在旗里还走了不少乡村，故地重游，每次都有不同的体会。
这么多来，科右中旗发生了很大变化，旗所在地白云胡硕变化最大，现在的图什叶图广场很壮观。
但是乡村的变化不大，特别是草原沙化严重，原来的生态遭到破坏，大不如前。
作为一名老知青，我衷心地希望科右中旗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使之和谐发展，使乡亲们早日步入小康，进而生活富足。
愿科尔沁草原水草丰美，农牧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