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康熙王朝》剧照

至今史学界、文艺界对孝庄后的一味颂扬是错误的，不可否认，孝庄后具备政治智慧和见识，但历史评价主要应当看其政见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向，立场是守旧还是先进。另外，将孝庄后描述为康熙帝的指导者、培育者，更曲解了历史事实，实际上她是在政治博弈中败给康熙帝的人物。不过，康熙帝维护了这位祖母的完美形象，但当代历史学家却没有理由随着清朝帝王的曲调来手舞足蹈。

康熙帝与孝庄太皇太后政治关系的解构

文 | 乔治忠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帝病逝，其子爱新觉罗·玄烨以八岁冲龄继皇帝位，尚不能亲自处理政务，于是由孝庄太皇太后（下文简称“孝庄后”）安排了四位满洲大臣辅政。此时，清廷统治集团内部改制与守旧之间的政治斗争公开地展现出来，满洲贵族的守旧势力占据了主导地位，孝庄后与鳌拜等辅政大臣，即为满洲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一系列举措，使康熙初年的政治、文化发生明显的倒退。到康熙帝亲政之后，则呈现为年轻皇帝与守旧势力政治博弈的局面。其结局众所周知，康熙帝取得完全的政治主动，政治体制进一步“汉化”和“儒化”。因此，为了梳理和揭示康熙帝与孝庄后之政治关系的实质，必须从顺治朝的相关问题说起。

以往学界论及顺治帝与其母的关系紧张，往往仅从顺治婚姻杂事中探寻原因，多偏袒孝庄后而贬抑顺治帝，这忽视了政治见解的分歧和冲突，实际顺治帝在废后问题上的举动，也是政治冲突背景下的表现。

崇德八年（1643），清太宗皇太极突然去世，工于心计的太宗皇妃博尔济吉特氏利用满洲上层复杂的势力格局和利益关系，使其亲生子六岁的福临得以继承皇位，即顺治帝。由睿亲王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而处于幕后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她就是著名的孝庄后。孝庄后尽力笼络专权的多尔衮，以保证顺治帝的皇位安全。

多尔衮死去仅仅两个月，即在顺治八年（1651）二月，就发生了追究多尔衮、清算其罪状的案件，结果定为“谋逆”大罪，虽议罪奏疏由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但处理此事的整个进程不能说没有孝庄后从中操控，因为当时顺治帝尚不满十四岁，决策大权实际掌握在其母孝庄后之手。这次政治斗争主要是权力之争，但多尔衮为了适应统治汉族地区实行的依从明朝制度、任用汉官的策略，也必然受到满洲守旧贵族的反对。

而顺治帝亲政后，在政治上仍然沿袭多尔衮采取的逐步汉化的方针，并且更加激进。他大量启用汉人，任用汉官，萧一山认为“顺治之任用汉官，乐就文学之士，书思对命，绰有士大夫之风”，并谕旨对明朝亲王、郡王进行恩养，这些都是多尔衮时期所施行的大政方针的延续。顺治帝仿从汉人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制度，又导致了满洲守旧派的不满。当时很有地位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即曾上疏要求顺治帝“效法太祖、太宗，时与大臣详究政事得失，必商榷尽善”，并特别提醒清太宗曾“常恐后世子孙弃淳厚之风，沿习汉俗，即于慆淫”。

顺治十二年济尔哈朗逝世，顺治帝加大了汉化的力度，重用汉官是最基本的方针，并开设经筵日讲，研习经史著述。顺治十五年七月，废除内三院而设内阁和翰林院。十六年三月，命金之俊撰写崇祯帝碑。十七年六月，于历代帝王庙罢除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的祭祀，理由是他们未能统一天下，行事亦不尽善，贬抑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创始者，与十六年撰写的崇祯帝碑前后呼应，表明清朝承接的是华夏政权统绪。这不能不引起满洲守旧势力的反感，顺治帝与其母的矛盾也日趋尖锐。据朝鲜使臣李渲于顺治十三年十月来北京时进行的探听，就得知“帝与太后慈孝虽重，但少有不平意，则久废定省之礼”，事载于李渲《燕途纪行》。这就是说，顺治帝长期不去看望其母孝庄后，可见关系之冷淡已到严重程度。以往学界论及顺治帝与其母的关系紧张，往往仅从顺治婚姻杂事中探寻原因，多偏袒孝庄后而贬抑顺治帝，这忽视了政治见解的分歧和冲突，实际顺治帝在废后问题上的举动，也是政治冲突背景下的表现。顺治帝逝世，政治冲突的真相才呈现清晰。由守旧大臣拟定的所谓顺治帝的“遗诏”，从其内容来看，通篇都是已死的清世祖自罪自责的话语，称其犯有14项大的过错，其中如：

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染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为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顺治帝遗诏（局部）

作为皇帝的遗诏，内容竟然如此，可谓空前绝后，这里明确表达了满洲贵族中守旧势力狭隘的民族情绪，反对“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的立场十分鲜明。当时最有权势者无疑就是孝庄后，没有她的授意，是不可能公布这样一份遗诏的。可见政治路线的分歧，才是顺治帝与其母之间的根本矛盾。

“

待到康熙帝亲政之后，清廷政治上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如何实行适应于内地汉人地区的统治，是做出仿从汉制的改革还是墨守入关前的旧制？孝庄后思想处于守旧状况，对政治体制的汉化很为反感，这从顺治遗诏的炮制即可确认。但她要坚定地维系其直系子孙的皇帝位子，这是底线，不可触动，也符合她的最根本利益。

顺治帝当初继位皇帝，也是幼冲年龄，由多尔衮、济尔哈朗两位亲王辅政，是满洲政权内各种势力取得均衡的需要，孝庄后只能以其谋略在幕后协调、周旋，以维护顺治帝的地位。当时清政权尚在关外，可以视为创立了一项满洲“淳朴旧制”。而康熙帝继位，又值少年，此时孝庄已经成为势力最强的政治人物，当时曾有一个名叫周南的秀才，上书请求孝庄临朝执政，但她是否可以走到前台来“垂帘听政”呢？笔者认为：孝庄后没有垂帘听政的可能性，第一，满洲政权的创建者努尔哈赤逝世之时，遗命大妃叶赫那拉氏殉死，是为了防止强悍的皇妃干政，孝庄后的丈夫清太宗皇太极，正是逼死努尔哈赤大妃的诸王之一。

清初满洲的诸王、贝勒对此记忆如昨，孝庄倘若垂帘听政，立即处于众叛亲离的危险境地。第二，如上文所述，清入关前已经有过设辅政大臣扶助幼主执政的旧制，孝庄的政治理念是复旧，就不能不遵从旧例，于是选择守旧派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孝庄后只能身在幕后，此乃历史条件和政治局势的制约。在四大臣辅政的临时体制下，形成“以太后为中心，遗诏为根据，惩于前次摄政之太专，以异姓旧臣当大任，而亲王贝勒监之”的权力结构，孝庄后对朝政并不事事过问，但仍为大政的决策人和意见分歧时的裁决者。

学界往往将孝庄后与清季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做比较，颇有褒孝庄、贬慈禧的倾向，这是一种皮相之谈。孝庄后的政治取向是复旧，其政治基础是当时的满洲守旧势力，根本不能创建女后直接执政的新体制。而慈禧太后在最初的政治斗争中，依靠的是满洲贵族中以恭亲王奕䜣为代表的新派、洋务派，凶狠打击以辅政诸王为首的守旧势力，创建“垂帘听政”的新体制，是水到渠成的趋势。随后，清廷纠正咸丰帝错误、荒唐的对外政策，改善了国际关系，调整了满汉关系，摧毁太平天国等反清武装，开展洋务运动，造成一个“同治中兴”的局面。这从清政权的角度来看，是为政治革新取得的成就。至于慈禧太后后来政治理念与政治行为的变化，另当别论。

那么，康熙初年在孝庄后和辅政大臣的主导下，清廷干了些什么大事呢？辅政大臣们迫不及待地打起“率循祖制，咸复旧章”的旗号，首先在行政机构上恢复内三院，取消内阁与翰林院，借改变政府机构而将政权操控于手，削弱汉人儒官的权力与地位。与此同时，还兴起“哭庙案”“江南奏销案”等，打击汉人官绅。“哭庙案”是在顺治十八年六月为清世祖治丧期间，江南文人与诸生借机聚众在文庙痛哭请愿，要求罢逐横征暴敛、滥用非刑的吴县知县。清廷以“哭庙”惊动大行皇帝为借口，处斩为首的文人金圣叹等十八人，其余各做惩处。“江南奏销案”亦发生于当年六月，时江宁巡抚把赋税最重的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县拖欠钱粮的缙绅之家13000多名造册申报，这本为例行公事，但清廷竟下令严惩，分别予以撤销官职、革去功名。大批汉人儒官皆被打击，其中在清朝任职的一甲第三名进士（俗称“探花”）叶方蔼，因家中偶欠一文钱，也被免职并革除功名，故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流言。

此外，还发生惨烈的“庄氏史狱”，事因江南富户庄廷鑨家雇人编纂明史，中间采用南明年号，记述中多处出现清朝忌讳史事、词语和收录的诗文。被人告发，清廷严追猛打，网罗株连，包括最初对此案办理不力的地方官员亦未能幸免。据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十一记载，文人、学者、名士221人被杀，其中多有并未参与其事，乃庄氏私下列于参校名单的无辜者。这些案件的基本政治取向，既打击了在清廷为官、很有地位的汉人儒臣，打击了顺从清朝统治的读书士子，也打击了不与清廷合作或带有对立情绪的学者、文人。诸案各有具体的起因，但清廷处置之严酷，则从整体上表现为政治的剧烈复旧和倒退，是满洲贵族守旧势力改变顺治朝政的暴厉宣示。这当然不能由年少的康熙帝负责，但孝庄后岂能脱得干系？

影视剧中的孝庄后

因此，待到康熙帝亲政之后，清廷政治上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如何实行适应于内地汉人地区的统治，是做出仿从汉制的改革还是墨守入关前的旧制？这关系到清朝发展的方向，对于亲政后的康熙帝和汉族官绅而言，形势是十分严峻的。谨将态势简析如下：

孝庄后思想处于守旧状况，对政治体制的汉化很为反感，这从顺治遗诏的炮制即可确认。但她要坚定地维系其直系子孙的皇帝位子，这是底线，不可触动，也符合她的最根本利益。另外，如前所述，她不能公然以“垂帘听政”等方式干政，只能隐于幕后，这限制了控制政治决策的程度，也使她操纵朝政要务的行为未能留下显著的文字资料，导致清史研究者的历史评论往往出现偏差。

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老，康熙六年（1667）七月即已病逝。遏必隆比较软弱，苏克萨哈相对资历浅而势力弱，且与鳌拜存在很深的矛盾。鳌拜最为跋扈，他倚仗以往的战功和孝庄后信重，专擅朝政，培植私党，排陷异己，在康熙帝亲政之后依然气焰不减。因此，守旧势力台前活动的主要成员，是鳌拜及其亲信官员。

康熙帝亲政后虽仍年轻，但皇帝的至尊名位是一大优势，他接受的教育是标准的儒学观念、理学思想，守旧势力不具备与儒学相抗衡的思想武器，康熙帝注定要在儒学的教育下成长，加之统治全国的政治需要，他必然倾向于仿从汉人政权的体制变革，必然倾向实行儒化的政治方针和文化建设。

无论孝庄后与鳌拜在权势上具有多大的优势，守旧派在政治文化方面却无可奈何地处于劣势。朝廷的汉官正是在文化上不断向守旧势力发起挑战，如康熙四年三月，太常寺少卿钱上疏：“君德关于治道，圣学尤为急务，请敕谕院部，将满汉诸臣中老成耆旧、德性温良、博通经史者，各慎选数员，令其出入侍从，以备朝夕顾问。先将经史中古帝王敬天勤民、用贤纳谏等善政，采集成书，分班直讲，每日陈说数条，行之无间，必能仰裨圣德。”康熙六年六月，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条奏，指责在辅政大臣把持下，“我国家章程法度，其间有积重难返者，不闻略加整顿”，要求正当皇上春秋方富，“伏乞慎选耆儒硕德，置之左右”，“又妙选天下英俊，陪侍法从，以备顾问”。诸如此类奏疏络绎不绝，至康熙七年，熊赐履更上疏言“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请皇帝“时御便殿，接见儒臣，讲论政治”。这是直接要求儒学官员作为皇帝顾问，改革政治方针。疏入，鳌拜恼怒纠问，欲严加惩办，赖皇帝护持得免。

孝庄后事先知道康熙帝要对鳌拜出拳重击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些文艺作品渲染孝庄后支持或指挥了这项举动，纯属肆意美化孝庄的想象。这是一个政治的豪赌，然而赌赢的把握是充分具备的，因为康熙帝当然也了解孝庄后最后的底线在于自己的直系儿孙保持帝位。

康熙六年（1667）七月，皇帝亲政，但权势仍在守旧派一方。康熙帝一反其父的做法，对孝庄后这位祖母摆出异常亲近的姿态，每隔几天就要向太皇太后“问安”，似乎成为皇帝的一门必修课。笔者粗加统计，康熙六年玄烨亲政前后到康熙八年鳌拜集团覆灭，康熙帝共向孝庄太皇太后问安达136次之多，同是一个时间段，却仅向皇太后问安79次，且没有一次是单独向皇太后问安，即问安太后不过是问安太皇太后过程中的附带行为。这在孝庄后的眼中，与顺治帝当年“久废定省之礼”形成极大反差，不能不对康熙帝予以更多的宽容。总之，康熙帝实际是以“亲情”缓冲政见分歧，解释自己的主张以争取孝庄后的认可，尽可能防止鳌拜在其间乘隙挑拨关系，减少推行自己政见的阻力。“问安”，已经成为政治博弈的手段。

对于鳌拜等守旧大臣，康熙帝在亲政前后似乎都有过忍让，如康熙五年，鳌拜力主他所在的镶黄旗应当调换正白旗的圈占土地，而现有的地亩不足，要继续圈占民间土地加以补充。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等处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上疏认为不合时宜，鳌拜竟因此兴起大狱，《清圣祖实录》记载：鳌拜、索尼、遏必隆等三位辅政大臣都坚奏将苏纳海等“应置重典”，而康熙帝坚决反对，“上终未允所奏。鳌拜等出，称旨：……情罪俱属重大。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俱著即处绞，其家产免籍没”，结果是三名高官皆被处死。据实录记述，此次事件经吏部、刑部和御前多次议论，孝庄后自应早已得知，而且了解康熙帝与鳌拜的意见分歧，已有她的口头“懿旨”，否则鳌拜等人怎敢在康熙帝反对的情况下，竟然出门“称旨”而做出处决？所称之“旨”，当是孝庄太皇太后之“旨”，故康熙帝也不能加以阻拦。

康熙帝刚刚亲政，鳌拜又耍起威风，借机向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发难构陷，议为死罪。康熙帝“坚执不允所请，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强制皇帝默许。康熙帝这种退缩，实因深知孝庄后与守旧派的政治思想一致，未经充分准备，不能过早引发全面的政治冲突。另一方面，也促使鳌拜养成一副狂妄的欺君形象，为日后的处罚增添理据。

康熙帝对守旧势力的反击，仍是先从广义的文化方面开始，亲政的当月即有礼部尚书黄机等上疏，奏请纂修《清世祖实录》。康熙帝随即颁布谕旨曰：“皇考世祖章皇帝励精图治，敬天法祖，无事不以国计民生为念。鸿功伟业，载在史册，理宜纂修实录，垂示永久，以昭大典。”这里，康熙帝对清顺治帝的业绩给予了重新评价，也是对上述所谓的“遗诏”进行否定，另外康熙帝还在谕旨中指出：“卿等督率各官，敬慎纂修，速竣大典，表彰谟烈，以副朕继述显扬先德之意。”即编纂实录的出发点是以“表彰谟烈”为基调，从而达到“显扬先德”之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表彰顺治帝的“谟烈”，也就意味着否定康熙初年守旧派所实施的“咸复旧章”的政策。

康熙七年，又为顺治帝立《孝陵神功圣德碑》，此碑文为康熙帝亲自署名，镌刻并发布，碑文中盛赞清顺治帝的各项政治举措。将此碑文与当初守旧大臣炮制的顺治帝的遗诏加以对比，可以看出碑文是对遗诏的逐条反驳。兹两相对比，可透视碑文之深意：

1．遗诏中列举的第一条过失是“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这是一项最严厉的“自责”，即是守旧势力对顺治帝的谴责。

《孝陵神功圣德碑》的碑文则称顺治帝时“祇奉太祖、太宗成法，治具毕张”，与遗诏所言针锋相对。

2．遗诏第四条谴责清世祖“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第五条又说：“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为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充分表现了遗诏制作者狭隘的民族心理，也表现了对顺治帝施行汉制的不满。

碑文称清世祖“虽太平，不弛武备”，“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轻重，破故明人臣朋党之习”。这里否定了遗诏中“偏用文臣”的指责，但没有说明清世祖也对宗室、满官有所倚重来跟遗诏对峙，而是高屋建瓴的“满汉如一体，文武无轻重”的理念，暗指排斥汉人及“委任汉官”而使“满臣无心任事”的说法，是“故明人臣朋党之习”，预示了清圣祖要建立一个满汉联合政体。

3．遗诏第六、七条认为清世祖“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未能随才器使，以至每叹乏人”，有“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

碑文则盛赞清世祖“立贤无方，丁亥、己亥再兴会试，间广额数，以罗人才”，“尚廉正，黜贪邪，时时甄别廷臣以示激劝”，而且“贤奸立辨，黜陟咸宜”。不仅反驳了遗诏的说法，而且肯定了顺治时期建立的以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

4．遗诏第八、九、十条责备清世祖的花费奢侈，言语可谓尖酸，其中有言曰：“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

碑文则认为清世祖“素衣菲食，不兴土木之工”，“崇俭去奢，克勤无逸”，这种说法和遗诏的说法大相径庭，也是对其完全否定。

5．遗诏第十一条批判清世祖明知宦官之隐患，却“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

碑文则明确辩解说清世祖的做法是“阉寺不使外交，立铁牌示禁”。

对于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时期撤销宦官“内十三衙门”，清史学界多予以肯定，这也造成清世祖在宦官问题上确实存在很大弊政的印象。其实不然，顺治时期，福临以宫中使用之需，偶用此辈，于是设立“内十三衙门”，阉寺级别不过四品，并没有类似明朝时期宦官专权、祸害严重的现象，然遗诏所言任用宦官“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之说辞，显然是在污蔑清世祖。且清世祖命工部立铁牌镌刻敕谕于上，严禁宦官干预政事，虽然不能尽善尽美，但这对整个清代防止宦官干政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碑文的辩解是近实、合理的。清圣祖没有恢复那种“内十三衙门”的机构，也是理性明智的。

6．遗诏对清世祖的第十二条指责云：“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

碑文则轻轻一语予以掩去，曰：“皇考惟是兢业祗慎，无一日遐逸也。”盖皇帝多数具有遇事勤政又时有贪享逸乐的两面表现，遗诏的指责无可深辩。

7．遗诏最后指责清世祖“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臣工缄默，不肯尽言”，“既知有过，每日克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以致过端日积，愆戾愈多”。这是一系列指责中的最后两点，认为清世祖至临终未能改正其过错，为辅政期间将大举复旧而制造理据。碑文本不认为清世祖有什么大的过错，故对此仅以“下诏求言，虚怀纳谏”驳之。

清世祖在位时期，曾几次下诏求言纳谏，同时也有因上书而遭惩处者。然问题不在于清世祖是否真正的求言纳谏，关键是遗诏和碑文两文献具有根本对立的出发点。碑文的发布，是要为正在纂修的《清世祖实录》定下基调，而纂修实录与这篇碑文当时都是向守旧派全面反攻的序曲。回击守旧势力不能不重新肯定顺治时期的许多政策，纂修实录可以作为最好的契机，而纂修实录就不能不否定遗诏的说法。

清孝陵神功圣德碑

康熙帝的碑文刻于巨大石碑展示，并且正式发布，无疑起到很大的宣传效果，一定程度上抵消当初顺治帝遗诏的影响，同时，也给《清世祖实录》的纂修定立基调。这篇碑文颁布的当天，康熙帝即“问安”孝庄太皇太后，应解释了碑文内容仅仅表达对皇考的孝思，轻松地得到认可。而实际上给鳌拜及其党羽、实录馆总裁班布尔善以极大压力，使守旧派在思想舆论上陷于被动。班布尔善的对策先是消极拖延，随后则声言“《太宗实录》未修，不可以子先父，遂请停《世祖实录》，重修《太宗实录》”，于康熙八年正月开设了清太宗实录馆，激烈的政治对峙由此可见一斑。

鳌拜对康熙帝皇权的干预和威胁，达到不相容的程度，他网罗党羽，迫害异己，“与伊等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并与其弟穆里玛及班布尔善、玛尔塞等人党比营私，竟“凡事即家定议，然后施行”，甚至于否定康熙帝的批示，“时有红本已发科钞，辅政大臣鳌拜取回改批”。形势迫使康熙帝做出不寻常的决策，经过有条不紊的准备、策划，康熙八年（1669）五月，康熙帝以召鳌拜入宫议事为由，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擒拿鳌拜，随之捉拿其党羽班布尔善等人。擒拿鳌拜之事，《清圣祖实录》仅“命议政王等拿问辅臣公鳌拜等”，具体描述见于清人历史笔记如昭梿《啸亭杂录》、姚元之《竹叶亭杂记》等书，虽细微情节不尽一致，但此次举动是暗中策划，出其不意，不合朝廷正常议罪、撤职、拿问程序，类若宫廷政变的性质，则毫无疑义。这里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孝庄后事先知道康熙帝要对鳌拜出拳重击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些文艺作品渲染孝庄后支持或指挥了这项举动，纯属肆意美化孝庄的想象，康熙帝早从几年前圈地争议而处死苏纳海、朱昌祚等事件中，认识到如果与鳌拜发生政见冲突来请孝庄后裁夺，十之八九会遭受失败。因此，康熙帝只能将孝庄后也蒙在鼓里，最后以既成事实向孝庄后摊牌。这是一个政治的豪赌，然而赌赢的把握是充分具备的，因为康熙帝当然也了解孝庄后最后的底线在于自己的直系儿孙保持帝位。《清圣祖实录》将擒拿鳌拜记载于康熙八年五月戊申即十六日，实际那只是在朝廷正式宣布拿问鳌拜的日期，据清史专家白新良的考证，突然擒拿鳌拜一定在五月十日（壬寅），主要理由是：第一，新整理公布的满文档案《钦定鳌拜等十二条罪状谕》写于五月十二日（甲辰），所以擒拿鳌拜是在十二日之前。第二，五月十日即壬寅日，“以原任户部尚书王弘祚，为兵部尚书”，这个任命表明鳌拜一举就擒，因为王弘祚是被鳌拜集团打击撤职的官员，此时任命关键职务，如果不是鳌拜垮台，首先是难以通过正常程序，其次会暴露康熙帝的秘密策划。这个考证是十分中肯的，现在我们对照康熙帝问安孝庄后的记载进一步解析。

《清圣祖实录》记述：康熙八年五月丁酉即初五日，“上诣太皇太后、皇太后宫，问安”。在擒拿鳌拜五天前问安孝庄后，是汇报将要打击鳌拜吗？当然不是。因为倘若汇报，得到批准就会立即行动，不会延迟五天之久。当然也不是单纯的问安，而是在全部策划基本就绪后，到孝庄后和太后那里窥探风声，因为假如秘密泄露，会在“问安”过程中显现出来。

“甲辰，上诣太皇太后宫，问安”，这正是撰写《钦定鳌拜等十二条罪状谕》的当月十二日，擒拿鳌拜已经两日，局面已经有效控制，康熙帝再次“问安”，实际是向孝庄后摊牌。孝庄后即使不快，却也无计可施，而康熙帝举出鳌拜欺君、专权的罪状，对孝庄后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最后只看众多朝臣对事件的反应了。于是经过部署，清廷于十六日公布鳌拜罪过，得到朝臣拥护。而次日，“辛亥，上诣太皇太后宫，问安”，孝庄只好接受现实。十天之后，“庚申，上诣太皇太后宫，问安”，这是商议对人犯的惩治问题，次日即出台议罪书和定刑决定，鳌拜作为主犯，免死监禁，而附从罪犯班布尔善等多人却被处死，结案是不大正常的。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鳌拜从前的诸多功绩而得到宽免，这不过是清廷的饰词，在触犯皇权专制、帝位安危的罪名下，以往的功勋并无决定性意义，鳌拜脱逃死罪，毋宁看作是孝庄后与康熙帝达成的妥协而已。

摧毁鳌拜势力，是在打击守旧派斗争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为了巩固君主一人处理政务的绝对权力，康熙帝励精勤政，此后凡臣工奏疏，必亲自批阅，正如他晚年所自称：“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皆出朕手，无代书之人。此番出巡，朕以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断不假手于人。”政治方针的改变也随之进行，康熙九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其大学士、学士官衔及设立翰林院衙门等官，俱着察顺治十五年例议奏”，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此外，对于后宫干预政治也设法扼制，康熙八年八月，针对“近见有不安厥分，交通在内近侍，使令人员妄行干求。或潜为援引。或畏威趋奉”现象，谕令要“通行内外及包衣佐领，严加申饬”。研究者认为“这里当然包括禁止交通太皇太后身边近侍，妄图通过太后以干求政务者”。但实际上，康熙帝还不能完全排斥祖母孝庄后过问朝政，真正做到皇帝的乾纲独断，仍需要新的契机。

在战争期间，康熙帝彻底改变了“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的旧例，这可以视为军情紧急而必需的措置，孝庄后不得不予以认可。

清初的“三藩”，是指占据云南、福建、广东三地封王驻守的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权力之大有如藩镇。三藩各自掌控着当地的军队和赋税，渐成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势力最强，独霸一方，作威作福，威胁着清朝的政治一统，与朝廷和皇权构成日益尖锐的矛盾。藩王也自知处于朝廷防范的境地，吴三桂等在加强实力的同时，常常做出试探性姿态。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耿精忠得知朝廷有撤除广东尚可喜藩镇之意，遂上疏请求撤藩，实乃做出试探。这引起清廷君臣的斟酌和讨论，多数大臣认为仓促撤藩会激起叛乱，不宜实行。但康熙帝毅然决然地坚持撤藩，认为三藩迟早会走向拥兵反叛，不如及早撤除。这种决策，果然激起吴三桂等的叛乱，叛军很快攻占南方数省，全国处于大规模内战的状态，形势严峻，清廷将一切国务都置于以战争为中心的轨道之上。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清军才获取全胜，平定“三藩之乱”，达到更高阶段的国家统一，而付出的代价也十分巨大。

对于这段历史，学术界早有充分的史实梳理和分析评论，恕不多述。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对于康熙帝君权的强化、对于皇帝任用官员的乾纲独断、对于树立权威以利于推行儒学化的朝廷政治路线，都起到扫清障碍的作用，意义重大。在战争期间，康熙帝彻底改变了“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的旧例，这可以视为军情紧急而必需的措置，孝庄后不得不予以认可。战争期间，清廷重用汉官、汉将，已经毫无阻力。在战略上刚刚取得优势的康熙十八年，康熙帝就决定大开博学鸿儒特科，笼络汉人名流学者，随即于次年开馆纂修《明史》，当时皆传为盛事，这是亮出推行汉化的儒学政治文化旗帜，其进程颇为顺利。因此，康熙帝冒极大风险毅然撤藩，不惜陷全国于内战，很难说其中没有全盘政治设想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正是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创造了清朝君主绝对专权的条件，使政治稳固地走上改造后的儒学化路线。

康熙南巡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至此，本文可以对孝庄后与康熙帝之间的关系做一概括：

第一，通过康熙帝似乎恭顺的作为，祖孙之间保持表面融洽的姿态，其基础是孝庄后有着坚定维护直系子孙帝位的底线，使温情脉脉的纱幕始终没有被扯破。这蒙蔽了时人以及当今的许多历史学者。

第二，孝庄后作为来自关外的统治者，政治上顽固守旧。由于孝庄后是在幕后干政，加之清廷修史的隐讳，似乎没有留下孝庄后政治上守旧立场的直接资料，但顺治帝遗诏的内容，因“圈地”处死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都可以判定孝庄后是实际的裁决者，证明其政治上认同于满洲贵族守旧派。康熙帝是儒学哺育下成长的政治家，具有改革体制以适应内地统治的强烈愿望，他们在政治上有着根本的分歧，康熙帝的频繁问安，是巧妙的政治博弈手段，是一种“哄”的策略。所谓“哄”者，兼具安慰、讨好与哄骗的内容。这稳住了孝庄后的阵脚，使双方都能理智地审时度势，互有退让。康熙帝与孝庄后虽有着趋新和守旧的矛盾，但毕竟是直系亲属，在帝王时代，维持嫡系家族的统治更为重要。顺治帝对其母的冷淡以及政治上的分歧，都没有导致孝庄后的反目，康熙帝以孝敬的温情稳住祖母，更非难事。在惩治鳌拜的定罪上，康熙帝照顾一下祖母的情绪也在情理之中，关键在于解决执掌朝政的权力问题。

第三，康熙帝在关键时会做出意料之外的决断，这是魄力、能力的体现，例如擒拿鳌拜的举动。随后再以柔和姿态对孝庄后摊牌，可使孝庄感到失落之余也对孙子的能力有所欣慰。随着孝庄后年纪渐老，也只能随机认可。这场博弈，可以说康熙帝摸透了祖母的心思和性情，得心应手地占据了上风。

总之，至今史学界、文艺界对孝庄后的一味颂扬是错误的，不可否认，孝庄后具备政治智慧和见识，但历史评价主要应当看其政见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向，立场是守旧还是先进。另外，将孝庄后描述为康熙帝的指导者、培育者，更曲解了历史事实，实际上她是在政治博弈中败给康熙帝的人物。不过，康熙帝维护了这位祖母的完美形象，但当代历史学家却没有理由随着清朝帝王的曲调来手舞足蹈。

（原载《齐鲁学刊》 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