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人文教育”的“人文主义”就既是一种教育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学科名称，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科”。美国历史学家保罗·克利斯特勒（Paul O. Kristeller）指出，“人文主义这个词就来自人文主义者和人文学科这两个词，……人文主义者就是讲授人文学科的人，而人文学科这个词则代表了一组学科，它由语法学、修辞学、诗学、历史学和道德哲学组成。从这一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是上述意义的人文学科的伟大兴起与发展；人文主义对其他文化领域，诸如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必定都是间接性的”。保罗·克里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陶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现代教育及其教育主体。教育主体包括老师和学生，因为老师是从学生来的，而教育则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关系中传承的。

在今天的大学里，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就身心和谐，渴望主体意识的解放、人性的丰满、精神升华——已经与学科教育，包括文科教育脱离了。就连文科教育也已经不再是以培养人文主义的“人格主体”为目的，而只是为了劳动人力市场提供它所需要的“人才”资源。大学正在失去反思和批评短视功利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和目标的作用和能力，大学本身正在成为劳动人力市场的一部分。这个市场需要的主要是理工科和其他实用人才，大学文科的衰微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劳力市场需要来看待国民该受怎样的教育，成为哪种对它“有用”的“人才”，体现的是一种只讲实用供需的工具理性，与人文教育关注的那种以人为本的启蒙理性和主体人格是不同的。人文启蒙是一种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教育，人的成熟和成长是其自身的目的，不从属于劳力市场随时会有变化的需要。文科生的需要量可以改变，但人文启蒙的需要并不会因此有所不同。现代大学里的知识早已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被分割为畛域分明的不同专业“类别”或“学科”，人文启蒙一直在努力跨越和突破这样的隔阂，弥补“专业主义”的不良教育效应，虽然成效并不显著，但一直没有放弃。

专业主义的弊病不只是在于使人知识狭窄，更在于培养缺乏主体意识的工具型知识载体。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培养的就是这种缺乏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知识变质为升官发财的手段和工具。被“八股”知识牵着鼻子走的士人因此失去了作为独立认识主体存在的可能，成为“士人”（“仕”）无非就是进入权力体制，成为这部权力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充当专制君王的工具和奴才。专业主义教育不过是以现代的方式（以考研代替科举）在继续这种以取消个人主体意识为代价的知识教育。

大学的专业主义把知识分割为四种主要“学科”。一是人文学科，包括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科学”（science）一词本来的意思是系统的学问，故the humanities应译为人文科学，但今人既已惯用科学一词来指自然科学，则可译作人文学科以资区别。二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这两类学术历史悠久，相比之下，作为第三种学科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的历史则较短。第四种是主要源于自然科学应用的技术学科（technologies），例如机械工程、电脑与网路、生物工程、商管会计等。后者由于特重应用，实效性强，容易转化为产品，开创商机，与市场经济连成一体，所以发展势头超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至于人文学科，由于在知识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大气候下显得特别“无用”，所以被当作“次一等”的专业选择。不独在中国，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是，所不同的是，美国大学并没有因为“文科”的衰落而放弃人文教育。相反，人文教育比以前更加受到重视。不同形式和建制的人文教育——普适教育、公民教育、批判性思维教育——已经成为每个学生必修的课程。人文启蒙正是通过这样的课程发挥作用的。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技能教育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人文教育仍然是一种相对陌生的教育理念。学校缺乏这方面的传统和制度性经验，教师储备严重不足（极少有自己受过人文教育的），所以即便提倡，也很难实施，这就增加了推行人文教育的困难。与狭隘的学科分割和文科的衰微相比，普遍缺乏大学人文教育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

人文启蒙不是为知识专一、狭隘的学生们添加一些专业之外的普及性知识，而是培养一种依靠理性认识和表述，与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有关的智识能力。没有这样的智能，人就无法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自觉）——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突破和破除外力强加于我们的自我知觉方式的结果。用德裔美国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论自由》（An Essay on Liberation)一书里的说法，这是一种给人带来自由的，具有解放意义的“新知觉”（new sensibility）。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Beacon Press， 1969， p.23.

人文启蒙就是这样一种具有自由意义的自我意识解放过程，而人文学科——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宗教、音乐、美术——正是传授人文启蒙知识的领域。自我意识不仅是自由意志和独立判断，而且是关注自己的道德状态，否则不可能有反思、忏悔、良心检查这样的自我拯救和自我解放。独立主体的“人”的解放是人文启蒙最本质的伦理，必须在一个理性、自由、宽容、人道的社会环境里实现，而人的解放本身就是为了创建和维护这样的社会环境。

由于思想环境的逼仄，文科的人文思想之路越走越窄，于是只好用技能化的知识来取代。在今天的职业市场上，文科提供的是一些实用性技能的“人才”和“知识”，例如，中文系传授的技能性知识包括语文教育、文秘、新闻采编、数字信息处理、互联网应用技术基础；英语系传授的是笔译和口译的技能、或者是外语教育，甚至是应付留学外语考试的技能。当教师成为许多文科生的唯一职业出路。由于劳动市场需求的改变，文科生的需要量已不如以前，不只是在中国，在美国选择文科的学生也在减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科对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也会随之降低。

文科的去思想、去人文关怀，而转向技能培训，本来是一种应对文科危机的变通之道，但也是一种短视的自救方式，恰恰是这种饥不择食的克服危机方式，反而加深了文科的危机。文科不当地取消了自己本来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和意义，那就是人文教育。

文科的本质不是提供当秘书、当译员、当广告文字策划、当宣传画师、当流行歌手等等的技能，而是培养每个人都需要的，对最基本、最普遍问题的思考能力，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称之为“哲学”，他们也因此把自己看成“启蒙哲人”。贯通“文科”的是人文关怀，它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性质的思考，因此发挥一种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人文教育创造了一个“做好人的运作系统”——如何解决人生问题、如何管理脾气、如何扩展视野、如何学习宽容和同情、如何不受人惑，不上当受骗、如何识别伪装成“美”的邪恶、如何对待金钱和权力、如何在怀疑的时代守护信仰、如何在败坏的世道守护良心、去哪里寻找意义和价值、如何思考死亡，等等。

这个做好人的运作系统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用对历史、文学、语言、哲学、音乐、美术的学习和思考建构而成。它是一种人文意义上的“哲思”，不同于专业哲学家的那种深奥、玄妙的专门学问，而是更接近罗马思想家塞涅卡在《斯多葛主义者的来信》（Letters from a Stoic）里所说那种哲学，“哲学不是客厅戏法，也不是摆摆样子。它跟言语无关，只关乎事实。它不是用来消遣时间的乐子，也不是为了舒缓我们闲暇时的不安。哲学可以塑造和构建灵魂，让生活有序，给行动提供指南，为我们展示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当我们在不确定中犹豫不定时，它会坐在舵手的位置为我们指引方向。没有它，没人可以过上没有恐惧或者无需照顾的生活。每一小时都有无数需要提供建议的决定，而那样的建议，应该从哲学中寻求”。文科是一个学习生活哲思的地方。

从根本上说，只有人文的哲思才能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与普通人相关的哲思？普通人为什么需要哲思？哲思就是用普通人都有需要和都能理解的方式来提升他们通过不同渠道获得的知识。哲思是一个要当明白人就不能缺少的独特思考方式，如批判性思维、用理由论证结论、弄清别人告诉你的事情是否可能或可靠、什么是真和善、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幸福、人有自由意志吗、公平好还是不公平好、善与恶的分别在哪里、人为什么要有良心、在灾难发生的时候还有天理和“老天”吗，等等。没有这样的哲思，就不可能有人的正确自我意识，也不可能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汉语中的“人文”二字最早见于《周易·贲·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中，人文（即人的活动现象）是与天文（即天的自然现象）对举，“文”都是普遍现象的意思，在人的现象中，最关键的就是自我意识，因此也是人文启蒙最关注的部分。

人的自我意识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在种种社会和政治关系中形成和显现的。这些不同的关系中（家庭或家族的、阶级或职业的、种族或民族的）最潜移默化，也是最关键的，是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形成的自我意识。一旦形成了错误和有害的自我意识，便是最难打破的。倘若人文启蒙不能打破它，“新知觉”断难形成，人文启蒙也就失败了。

鲁迅先生指出，对中国人毒害最深的错误自我意识是“奴性”，在这样的自我意识支配下，人一方面逆来顺受，自甘卑贱，屈辱贫寒而不自知；另一方面，一朝得势，便以贵凌贱，以富凌贫，加倍压迫自己的同胞。中国只有两种人：主子和奴才。以奴性自处的人，得志是主子，骄横跋扈，表现出兽性的残忍；失意时是奴才，摇尾乞怜，惟主子之命是从，分吃人的余羹，现出奴性的卑微和无耻。奴性是绝对的主奴关系之树上结出的果子

奴性意识是臣民意识的一种，臣民意识是专制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产物，表现为两大方面：一个是生产关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如农奴对农奴主，以及魏晋至唐宋时期奴婢、佃客对官僚地主的关系，现代雇员与雇主或单位的关系。另一个是政治方面的关系，依附一方要么供权贵差遣，要么是权力阶层关系中的“下级”。即便是在权力体制之外，也仍然处处被权力摆布、控制和利用，充当“奴民”或“韭菜”。人身依附关系的政治-社会制度与人身依附关系中人的自我意识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改变这样的制度，必须先改变这个制度中人的自我意识，人文启蒙无力改变制度，但却有可能改变人们看待制度的方式。

对制度与人的自觉意识的关系，马尔库塞写道，建设一个不同的社会，“需要有一种具有不同意识和直觉的人：说一种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冲动；对于残忍、暴力、丑恶有不同的心理抵抗。只有当社会分工和生产关系有所改变之后，人的这种本能改变才会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因素。这样的社会改革取决于新的男女民众，他们有做人的良心、温暖、敏感，不再为是他们自己而感到羞耻——正如尼采所说，‘不为自己感到羞愧，这是自由的标志’”。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p.21.由于错误的自我意识，人的羞耻心和羞愧感经常也是扭曲和错误的。

因此，人文启蒙必须是人的心灵和情感启蒙，它要让人们知道，人的感情、情绪、爱憎、荣耻是多么容易被外界的力量误导和扭曲，而这又会改变人的行为模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现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心理学里，这叫“心理奴役”（psychological slavery)。

奴役是一种社会关系，并转变为政治关系。一个人失去人身自由，沦为了另一个人的“财产”，这是“奴隶”原来的社会关系意思。奴隶指的是专制政体下那种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只有依附没有自由，只会当臣民不会当自由公民的顺民、贱民和草民。一个人被他人剥夺了做人的自由——言论、集会、组成团体，或其他形式的政治自由——那么，他也就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奴隶。奴役是对人的一种压榨式控制，心理奴役的结果便是奴性。被奴役者失去了原有的自我意识，他变得认同奴役者，认敌为友，以害为利。被家暴和性侵的妇女、乱伦性关系的受害者、战俘营里的战俘、劳改营里的罪犯、人道灾难的无辜受害者，所有这些受害人在特殊的环境下，都有可能对加害者表示谅解，不但没有敌意，反而满怀爱意和感激，以至怀念和感恩戴德。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层出不穷。

对于这样的心理奴役现象，人文启蒙能做些什么呢？它可以传播哪些与此有关的启蒙知识呢？怎么才能对奴役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呢”？

这样的启蒙知识应该是多方面的。第一，心理奴役是暴力控制下的一种普遍现象，之所以普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当一个人的命运和生命安全完全掌握在生死大权拥有者手里时，他也就不再能自主他的自我意识。在暴力统治的环境里，人的灾难命运不可预测，朝不保夕，随时可能大祸临头。身体和心理的安全完全没有保障，人在暴力和恐惧中生存，求生成为唯一的本能意识。这是一种彻底令人绝望、无助、无尽头、无期盼的生存环境。因为绝对没有逃脱的可能，所以唯一的求生方式就是通过心理调适来适应这样的环境，而心理调适的关键就是改变自己的自我意识和对外部环境的感知方式。

第二，心理奴役需要小恩小惠。在暴力控制“重罚少赏”的强制环境中，只要统治权力稍微施以一点小恩小惠，就能让受害者受宠若惊，把小小的“恩惠”（表扬、平反、摘帽、补发工资等）当成是莫大的关怀和恩情。受害者还会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迫害合理化，当作领导对自己必要的“帮助”和“挽救”。这样一来，他就会更加满怀感激、感恩戴德，对恩人的忠诚和崇敬也就油然而生。

第三，感恩心态是一种在逆境下的自我意识调整，使得原来难以忍受的环境变得不再那么充满威胁和压迫，而且还满载着一种严厉但慈祥的威严之爱。这就进入了一种主奴关系的最高境界，奴隶觉得自己和主人是心连着心，凡事都会站在主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想问题。这样的奴隶也就成了奴才。

第四，心理奴役是暴力环境的产物，但是，暴力环境不需要都像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一书里所设计的那种由牢头看管的监狱，或者像索尔仁尼琴所描绘的古拉格群岛，而是可以变形为1989年东欧剧变前东欧知识分子所描述的天鹅绒牢笼。因此，人们经常难以察觉自己生存环境中的实际暴力控制，因而产生自己是自由人的幻觉。由于不自由的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不自由也就成为他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

人文启蒙要打破的就是这样的奴性，让人学会自己变得成熟起来。人文启蒙传播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有助于人的自我意识解放的知识。人文启蒙不能改变奴隶或奴才的实际生存状态，但却有可能影响他们，改变他们对自己生存处境的看法，形成他们要做有尊严的自由人的意愿和自我意识。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那种社会变革所需要的，具有解放意义的“新知觉”。马尔库塞写道，“新知觉成为一个政治因素，新知觉可以成为当代社会变化转折点的一个标志……对构建一个自由社会产生影响”。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p.23.

社会个体的自我观念必须先发生变化，随后才是社会改革具体细节的变化。在强大的外界力量面前，人文启蒙要积极影响普通人的感受和行为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先要让社会个体知道自我意识的重要意义，然后才能要求自我观念从奴性向独立主体性的转变。

人文启蒙要开启人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思考，它的出发点是：没有人能代替你自己思考，你必须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自己决定要不要像艾希曼那样成为希特勒作恶机器上的那颗只是服从命令的螺丝钉。这就需要你有作为个体人的自我观念和自我意识：“我自己”。只有意识到“我自己”，知道“我是谁”，才有可能决定“我要如何思考”“我要怎么做”，“我要成为怎样的我自己”。看起来这么简单，这么不言而喻的道理，怎么还会是一个问题呢？加拿大科幻小说家彼得·沃茨（Peter Watts）的著名作品《盲视》（Blindsight）给了我们一个富有启发的人文启蒙思考机会。

2082年，也就是21世纪末的时候，有几千个外星探测器突然降临地球，几分钟之后，他们释放强烈的电磁信号，只一小会儿的工夫，就完成了对地球的扫描，并把扫描的结果发送了出去。收集了需要的信息后，外星探测器就全部在大气层里焚毁了。这是人类第一次遭遇外星文明，这些外星探测器来到地球，是来干吗呢？

在这之后，外星文明就再也没有重新出现过。所以地球人类始终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才被这个外星文明给盯上了。很多年以后，到了22世初，地球人类忽然从太阳系最遥远的星际截获到了信号，这个信号很有可能与当年的探测器降临事件有关。于是人类派出了一艘飞船前往调查。经过了几十年的飞行，飞船终于到达目的地。船员从休息中被惊醒，发现了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从各种迹象判断，这个外星飞船应该就是属于当年派出探测器的那个外星文明的。这个外星文明这次重新降临，显然是要对地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飞船上的地球人意识到了危险，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一番战斗之后，地球人攻入外星人飞船，结果捕获了两名受伤的外星人。他们死也不肯透露外星人的秘密，最后，地球人只好拿他们来做一些小实验。

地球人最想知道的是，这群要跟地球人为敌的外星人的智能水准到底有多高。测试结果让他们惊诧不已。外星人虽然样子像是大型的蜘蛛，有9条腿，但智能却远远超过人类。在智能测验的过程中，地球人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这些外星蜘蛛的智商虽高，但在回答一种问题的时候却总是犯错。比如问蜘蛛人，现在这个房间面都有谁啊？他会指出在房间里看见的每个地球船员，但唯独没有他自己。也就是说，外星蜘蛛人居然是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外星蜘蛛的智商高到可以解答各种极为复杂的数学或物理问题，但只要问题一涉及他们自己，他们就完全懵了，茫然不知所措。

蜘蛛人可以描述自己受到的伤有多严重，但却不能描述自己，或对自己的伤有什么感觉或想法。无所不能的蜘蛛人居然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在他们的认知智能里没有“我”的概念，也完全没有关于“我”的意识。这就像那个下围棋无敌手的人工智能人“阿尔法狗”（AlphaGo）。它虽然有高超的智能，甚至有自己学习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能百战百胜，但它却不知道自己是在下围棋，不会为自己的胜利高兴，也不能回答，它为什么是在下围棋，而不是在下象棋。

这就给地球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自我意识对于一个高等智能的生物是不是必须的呢？下围棋的智能机器能天下无敌，是否就够了呢？同样，一个人能够完美地完成不管是谁交给他的任何任务，是否就够了呢？做物理、化学、生物的研究，或从事任何技术专业，兢兢业业，卓有成效，却不知道自己与机器人有什么区别，自己不能判断工作的意义、价值和目标，是否就够了呢？

彼得·沃茨在《盲视》对这类问题的表面回答是，自我意识并不是必需的，一个人可以非常聪明，非常专业，但同时对工作性质和目的一无所知。人可以完成很高级很复杂的任务，但完全不需要自我意识的介入。然而真的是这样吗？这就需要我们自己的思考了。

智能与自我意识分离，狠斗私字一念间，“忘我”地投入到任何叫你干啥就干啥的工作中去，让每个人都成为高效机器上永不生锈的齿轮和螺丝钉——彼得·沃茨将此描绘成外星文明得以无障碍发展的独门秘笈和康庄大道。他为此提出了一个理论：自我意识只不过是人的“注意力”，注意力是有限度的，投向“我自己”，给“我”分散掉了，就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集体的事业中去。这样的自我意识是有害的，必须清除干净。外星蜘蛛人是因为在集体进化的早期就已经消灭了自我意识，才使得他们能够在科技发展上一路高歌猛进，在科技智能的发展上远远把人类抛到了后头。这就是他们的心理制度优势。

当外星蜘蛛人在宇宙里截获到来自地球人类之间的无线电信号时，他们意识到了人类有一种叫“自我意识”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他们文明的存在是一种致命的危险。在人类之间互相交换的信息里，有大量描述主观经验和个人自我意识的信号，“我觉得”“我认为”“我喜欢”“我生气”……。在地球人类表达的愿望、选择、判断、结论里都有这种令外星人感到不安的奇怪东西。

外星蜘蛛人完全不懂人类信号背后那个东西的意思，但他们有超高的智能，一下子就能分析出来。而且，他们立刻意识到，一旦这样的信息在蜘蛛人的世界里开始流传，就可能诱发蜘蛛人的自我意识。“偷听人类敌台”或者“翻墙”的可能使得蜘蛛人的思想处在被潜移默化腐蚀的危险之中。地球人类的“自我意识”会成为对蜘蛛人的精神攻击武器，使高度智能的蜘蛛人因为分散注意力而变得“愚蠢”，这会从根本上破坏蜘蛛人世界赖以存在的智能优势和稳定秩序。蜘蛛人必须防患于未然，把危险杜绝在萌芽状态。这便是他们在21世纪末曾派数千探测器到地球来侦查，几十年后又派出飞船去毁灭地球的真正原因。

外星蜘蛛人害怕的不是地球人类的科学和技术，而是地球人的自我意识。在蜘蛛人眼里，地球人的自我意识才是一种最可怕的，比发达科技和智能更强大的精神武器。蜘蛛人只能在一种世界里才感到安全：在那个世界里，智能生物的智能和自我意识完全分离，他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知道，他知道多了，就会损害集体，也就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异己分子。这就是一个只要科技，不要人文的世界。

彼得·沃茨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外星蜘蛛人的僵尸世界。他们不是美国导演乔治·罗梅罗(George A. Romero)丧尸影片里的那种活死人，而是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讨论的那种“僵尸”。僵尸是一种在行为上与你我一样的存在，他们表现出清晰的语言、学习、智力和其他能力，但在内心缺乏知觉和自我意识。从哲学上来说，个人（我）真正知道的一切（根据笛卡尔的说法）都来自内省，而世界上的其他人很可能是一台机器，或一台自动机，只是在模拟意识；至少我们有理由相信，《盲视》里的那些外星蜘蛛人是这样的存在。

《盲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出人的自我意识问题，但并不是这个问题的全部。对人文启蒙来说，只有“我是一个人”的意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我是怎样一个人”的意识。我是自己的主人，有做人的尊严，有不容剥夺的权利，我不是任何人的附庸、奴仆或奴才。然而，现有的文理分科教育体制并不利于培养这种能够抗拒依附和奴性的人文自我意识。

普通人接受的那种“有用”的专业教育——医生、教师、电脑与网络、生物工程、商贸、会计、酒店或商店管理——正在或者已经把他们变成了一部巨大而无情的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可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但独立的自我意识却非常薄弱。他们在学校里是优秀的学习机器，从业之后迅速习惯于把职业角色当作自己的全部自我。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人文教育。人文启蒙乃是对他们人文教育欠缺的补课，让他们也有机会在理智和心智的成长中摆脱愚昧和不成熟的状态。

在一个“自动机”成为许多普通人生活方式象征的时代，许多人活成了科技和物质的奴隶——手机奴，工作奴，游戏奴，房奴，车奴，信用奴——因此，了解人的意义、价值和自我意识也就越加成为每个人的迫切需要。人文启蒙可以帮助他们培养所需要的自觉意识、敏锐感知和判断能力，让他们知道，在思考人生问题时，随波逐流，与世浮沉，跟现有的社会形态合模，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当“自动机”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还存在着更多更好的可能，能不能实现这些可能，就取决于每个人在当下的活法。

选自徐贲《人文启蒙的知识传播原理》

【内容简介】

人文启蒙传承的是人类追求智慧的古老传统，并非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它的目标是求真、向善、通达、去除寡智和愚蠢，以及情感成熟的明白人生。它传播的是一种与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相一致的理性智识和伦理知识。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人文启蒙有关的古代智慧、知识和哲思观念前史。第二部分讨论当下启蒙知识传播的核心构成：传播者、接受者、传播手段和环境，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公共话语与写作。第三部分讨论与启蒙相关的社会政治生态、认知特征与伦理取向。

【作者简介】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科高研院兼职教授。1950年生，苏州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主要著述有《人文启蒙的知识传播原理》《与时俱进的启蒙》《明亮的对话》《统治与教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在傻子与英雄之间》《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阅读经典》《经典之外的阅读》《人文的互联网》等。

徐贲老师是一个很难用学科来界定的学者，既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法学的；他是激情与理性的奇妙的混合，既熟悉国际前沿学术成果，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又拥有对当下问题的现实感和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