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自然界不存在人的行为，不存在分工合作，为了抢夺稀缺的食物等资源，生物之间是你死我活的状态。但人的独特性就在于拥有自由意志，能够发现分工合作带来的高效生产方式；因此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

竞争

自然界充斥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生存手段缺稀；个体繁殖，倾向超出生存手段容许的范围；只有最强的动植物，才得以幸存。一只濒于饿死的动物，和另一只从牠嘴中抢走食物的动物，它们之间的对立是难解、难分的。

分工下的社会合作，消除这种对立，以合作互助取代敌意对抗。社会成员联合起来，共赴同一目标。

“竞争”一词，用在动物的生活情境，意谓动物之间在搜寻食物时，显现的那种敌意对抗。我们可以称此一现象为生物性竞争。生物性竞争绝不可和社会性竞争混淆；后者系指人们在社会合作体系里，努力想要达到最有利的位置。因为总是会有一些位置比别的位置更被看重，于是人们企图胜过竞争者、争取那些位置。因此，每一个想象得到的社会组织模式，都存在社会性竞争。如果我们希望想象一个没有社会性竞争的情况，我们就必须建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想象：这个社会的首领，在努力给每个人分派社会中的位置和任务时，没有任何下属显露任何抱负，藉以协助他完成该分派过程；人们完全漠不关心，没向他申请特殊任命。他们表现得像种马那样，在牠们的主人要挑选一匹公马和最好的母马配种时，没尝试把自己最讨喜的那一面给展现出来。但是，这样的人将不再是行为人。在一个极权主义体系里，社会性竞争以人们努力巴结掌权者的方式显现。在市场经济里，竞争显现于下面这些事实：卖者必须在提供更好或更便宜的商品与服务上彼此超越；而买者必须在开出更高的价格上彼此超越。在处理这种可以称为市场竞争的社会性竞争时，我们必须小心提防一些流行的谬误。

古典经济学家赞成废除所有阻止人们在市场上竞争的贸易障碍。他们说，这种限制性法律导致生产活动从自然生产条件比较有利的地方，移往条件比较不利的地方。所有贸易障碍都保护比较没效率的人，对抗来自比较有效率对手的竞争。所有贸易障碍都倾向永远保持落后的生产科技方法。总之，贸易障碍削减生产，因此降低生活水平。这些经济学家主张，为了使所有人民更富裕，应该允许每个人自由竞争。他们按此一意义使用自由竞争一词；在他们的用语里，自由一词没有任何玄学、抽象的意思。他们倡议废除阻止人们加入某些行业或进入某些市场的特权。有不少深奥微妙的刻苦研究，对自由竞争一词里的“自由”这个形容词的玄学含义吹毛求疵。所有这些论述都是似是而非的，都和市场竞争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在自然条件发生作用的范围内，只有针对那些不是缺稀的、因此不是人的行为对象的生产要素，竞争才可能是“自由的”。在交换行为的领域，竞争永远受限于经济财货与服务的必然缺稀。即使完全没有制度性障碍限制参与竞争者的人数，实际情况也从来不允许每个人可以在所有市场部门自由参与竞争。在每个市场部门，只有相对少数人能参与竞争。

市场竞争——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受政府和法律保障的一项权利，让每个人得以在分工结构中随意选择最喜欢的位置。为每个人在社会中分派适当的位置，是消费大众的任务。消费者的买或不买，对于每个人的社会位置有决定性的作用。消费者的至高地位，不会因为某些个别生产者被授予任何特权而受损。对潜在的新进者来说，只有当消费大众赞同某一生产部门扩张，或新进者能以更好或更便宜的方式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成功取代原来盘据在该生产部门的一些生产者时，该生产部门实际上才是可以自由进入的。新增的投资，只有在满足消费者尚未满足的需求中最迫切的需求时，才是合理的。如果既存的工厂足够满足消费者，在同一生产部门投下更多资本，无异是浪费；市场价格结构会把新投资者推向其它生产部门。

此处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许多流行的关于竞争不可能存在的抱怨，根源就在于未能掌握这一点。约在五十年前，人们习惯宣称：你不可能和那些铁路公司竞争；不可能以开辟新的竞争路线挑战它们的位置；在陆路运输领域，不再有竞争。事实是：当时已经在营运的那些铁路线大致足够满足消费者。对于新增的资本投入来说，用来改善营运中的铁路线立即可用的服务效能，或用于别的工商部门，都比用于兴建新铁路线更有利可期。然而，这并未妨碍科技在运输技术方面的持续进步。那些铁路公司的庞大规模与经济“权力”，并没阻碍汽车和飞机的出现。

现在，对于许多产业部门被大企业占据，人们也同样声称：你不可能挑战那些大企业的位置；它们规模太大了、太有力量了。但是，竞争的意思，不是说：任何人只消模仿别人的所作所为便能成功；而是指：以更好或更便宜的方式服侍消费者的机会，没遭到保护既得利益者免于创新伤害的特权阻碍。一个想要挑战老牌企业既得利益的新进者，最需要的是脑筋和创意点子。如果他的规划可以满足消费大众尚未满足的需要中最迫切的需要，或可以按比原来供应者更便宜的价格供应消费大众，他将会成功；尽管老牌企业的庞大与权力被说得口沫横飞。

市场竞争绝不可和职业拳击赛或选美比赛混淆。这种比赛的目的，是发现谁是最好的拳击手或最漂亮的女孩。市场竞争的社会性功能，肯定不在确定谁是最聪明的男孩，然后给优胜者颁赠一个头衔和奖牌。它的功能是，在给定的经济基本条件下，保障消费大众得到所能得到的最佳满足。

在职业拳击赛和选美比赛，乃至任何竞争的场合，不管是生物性的或是社会性的，机会平等都不是其中一个元素。绝大多数人，碍于他们身体的生理结构，而失去赢得拳击冠军或选美皇后这种荣衔的机会。在劳动市场上，只有极少数人能以歌剧演员和电影明星的身分参与竞争。在科学成就领域，最有利的竞争机会总是提供给大学里的教授；然而，成千上万个教授消失在这世上、在思想和科学进步史里，没留下任何痕迹，反倒是许多处于不利地位的圈外人凭借非凡贡献、赢得荣耀。

市场竞争不是以同一方式对每个人开放，这个事实常遭到指责。创业，对穷人家的小孩来说，比富有人家的儿子要艰难许多。但是，消费大众不关心这个问题，不在乎将要服侍他们的那些企业家是否在相同条件下创业。他们唯一的兴趣，在于使自己的需要获得最佳可能的满足。如果世袭财产制度在这方面比较有效率，消费大众就会选择它、而不选择其它效率比较差的制度。他们看待问题，是从社会利害与繁荣的观点，而不是从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竞争机会这个据称的、假想的，和无法实现的“自然”权利观点。若要落实这种所谓“自然”权利，就必须把天生比平常人更聪明、更有意志力的那些人，摆在一个比较不利的位置。而这显然是荒谬的。

——节选自《人的行为》谢宗林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