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那会儿，有个名为仇池国的所在。它地处现今陇南与川北一带，是个少数民族执掌的政权。这个政权由氐族创立，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相传某一年，仇池国境内天灾频仍，环境恶劣，气候不佳。如此糟糕的状况导致国内爆发了一场极为严重的饥荒，百姓们的生活陷入了艰难困苦之中。
田地绝收，粮食生产停滞，百姓陷入无粮可食的困境。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舍弃故土，离开仇池国，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了四川益州地区。
彼时的益州，处于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王朝的掌控范围之中，在其统治的框架内运转，成为该王朝地域版图里的重要一部分，呈现出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格局形态。
要是这些百姓逃到益州后，就在此地安居，屯田开荒，顺利融入刘宋，成为其人口的一部分，倒也无妨。但关键是，仇池国的流民抵达益州后，迅速聚集于山林，还占据部分州郡，成了不容轻视的地方武装力量。
流民们推选许穆之做首领。许穆之毫不迟疑，对外宣称自己是东晋皇室后裔，本名为司马飞龙。他率领着这股武装力量，明确表示其目标在于推翻刘宋的残暴统治，恢复晋朝昔日的江山社稷。
许穆之头脑相当灵活，是个聪明人。他深知若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有个说得过去的名头，名正才能言顺。于是乎，他便为自己虚构了这样一个身份。
你毫无正当身份，不过是流民、乱民，在旁人眼中就是造反的匪盗。你根本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大家都视你为不忠不孝的歹人。你招兵买马时无人响应，想征收点粮食，就像过街老鼠般，根本没人愿意支援你。
然而，当许穆之借助司马飞龙这个身份后，情形大不相同。他瞬间从普通身份转变为晋室后裔，如此一来，其身份便有了合法依据，所采取的行动也具备了合理的缘由。
需明确，刘宋王朝的创立者为宋武帝刘裕。刘裕出身于东晋大臣世家，世世代代享受朝廷俸禄，承受君主恩遇。然而，他却取代东晋建立刘宋，这种行为从某种角度而言可被视为得国不正。
若此时有东晋皇室后裔站出来讨伐刘宋，从道义和法理上都说得通，完全合情合理。许穆之如此行动，舆论也会予以支持。况且刘宋王朝鲜有明君，对百姓也不友好，所以许穆之一打出旗号，便能一呼百应，影响极大。
颇为遗憾的是，在那个时候，于益州承担驻守重任的，乃是刘宋声名远扬的大将刘道济。
刘道济应对敏捷，迅速调配兵力来平息叛乱。他指挥得当，成功剿灭了那批流民，将为首的许穆之也一举擒获，果断地处决了他，叛乱得以迅速平息。
从严格意义来说，这不过是局部地区一场不太起眼的战事，本无关大局，也无需惊动高层。但刘道济没料到，许穆之刚被剿灭不久，益州就冒出新的司马飞龙。此人自称东晋皇族后裔，套路同许穆之，且影响力更大，广做宣传，迅速聚十万大军，悄然包围了成都。
成都的关键意义不言而喻，其在战略层面至关重要。一旦这座城市失守，极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益州地区陷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
令人诧异至极的是，此次造反起义的司马飞龙，竟并非仇池国的流民，而是刘宋军队里的一名将领。此将领并非泛泛之辈，其名为赵广，这身份的反差着实超乎想象。
为何朝廷中的将领竟敢公然反叛？这与彼时蜀地的社会状况关联颇深。当时蜀地的诸多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将领们走上反叛之路，背后存在着复杂且特殊的原因。
益州参军杨德年热衷于贪污之事，益州别驾张熙惯常仗势欺压百姓，而益州长史费谦则一味加重徭役与赋税。这几人在任上的行径实在恶劣，没有一个是能为百姓谋福祉的善类。
朝廷为改善当时状况，派刘道济前往益州担任刺史。谁料这刘道济比之前几任更差，到任益州后，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敛财，百姓深受其苦，民众怨声载道，社会矛盾也变得异常尖锐。
刘宋时期在位的皇帝是宋文帝刘义隆。听闻刘道济政绩欠佳，他特地下诏训诫。大致意思是，派刘道济去益州是让他爱护百姓、推行教化的，不可行不义之事。近来其劣迹不少，必须加以重视并及时改正。
皇帝的旨意下达，刘道济一脸恭顺地领旨谢罪，信誓旦旦称日后定会关怀百姓、改过自新。可这不过是嘴上说说，皇帝的话他根本没当回事，之后对待民众越发残暴，恶行比之前更甚。
刘道济麾下有个叫赵广的，他本就是蜀地的本地士兵，对家乡饱含深情。瞧见一个外地流民借司马飞龙之名都能成就一番事业，他心想自己为何不行。于是赵广效仿行事，竖起反旗，自称司马飞龙，借此招来了不少百姓追随。
然而，那些前来投奔的百姓进入军中后，部分人发觉，这所谓的司马飞龙竟是赵广冒充的。百姓们不乐意了，称他们投奔的是真正的司马飞龙，可不是这冒牌货，要求必须把真正的司马飞龙找来。
赵广方面，为了稳住前来投靠的这些兵力，实在没辙，只能鼓起勇气在民间去搜寻那号称的真司马飞龙。
您细琢磨，这事儿近乎没有解决办法。司马飞龙本就是个博眼球的噱头，一看就是虚构出来的人物，现实里哪会有真实存在的？根本就没处去找。
赵广这人还挺有能耐，一番寻觅后，在成都城外的道观里找到了道士程道养。这程道养长相英武、气质出众，赵广觉得他是现成的司马飞龙人选，马上对其精心打扮、一番包装，“真司马飞龙”就这样被赵广打造出来了。
赵广把程道养接到军中，随后对其进行神化包装与宣扬。在这番操作之下，百姓们最终认定，眼前的程道养就是如假包换的司马飞龙。
程道养就此成了这支军队在名义上的领导者，义军还封其为蜀王，使其在队伍中拥有了颇具影响力的名号与地位，成为众人所认可的一方首领角色。
程道养成为义军的核心力量后，义军的声威大幅提升。他们攻城略地十分顺利，凭借着高昂的士气和强大的战斗力，迅速就对成都形成了包围之势。
小州小县相对而言易如反掌便能攻克，然而成都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作为战略要地，起义军虽勇猛奋战，可短时间内确实难以将其拿下。
此外，益州刺史刘道济虽治理政务能力欠佳，但在军事作战方面颇具本事，尤其擅长防守。他将成都防守得密不透风，让起义军找不到任何可乘之机，根本没有丝毫突破的可能。
而且，仅仅守城还不够，刘道济隔三岔五就会派遣几支小队出城突围。由此可见，身为正规军的刘道济，压根没把赵广、程道养等人当回事儿。
城外驻扎的是十万大军，可不是好对付的十万只猪。刘道济多次尝试组织突围行动，然而每一次努力都付诸东流，未能成功突出重围。
彼时，赵广与城内的刘道济取得联系，表明自己攻不进去，刘道济也出不来。他提议双方和谈，称只要刘道济将手下祸国殃民的张熙与费谦交出来，让义军处置，义军便即刻退兵。
用两名官僚换取成都解围，乍一看是笔颇为划算的交易。然而战场形势变幻莫测，要是人送过去了，对方却不撤兵，那该如何是好？基于这样的顾虑，和谈最终未能达成。
对抗与防御的态势依旧在延续，谁也没料到，一场变故正不动声色地降临，在这看似波澜不惊的攻守进程中，变化已在暗处悄然酝酿。
究竟发生了何种变故？原来是在成都城内任职的益州刺史刘道济，突染疾病，最终不治身亡。
大战一触即发之时，倘若主帅不幸殒命，极有可能致使军心出现动摇，整个队伍的阵脚也会大乱，如此一来，成都便极易被敌方攻破。
刘道济在临终前，拖着病体专门登上城墙巡查一番。他表示自己这段时日身体欠佳，接下来会足不出户安心调养，让众人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时也不必诧异。
在完成巡视工作后没过多久，刘道济便离世了。
刘道济说出那番话的缘由并不复杂。他和手下将领裴方明商议过，在自己死后要对死讯严格保密，不让任何人知晓，并且安排裴方明以他的名义接着指挥成都的守军。
至此阶段，不妨认为艺术已然达成，它历经诸多过程与磨砺，在这一节点宣告圆满，好似一座精心雕琢的丰碑，正式屹立在艺术的领域之中，完成了它独特的构建与呈现。
义军们还以为是司马飞龙领着他们去推翻刘宋的残暴统治，可实际上所谓的司马飞龙是程道养假冒的，压根就不存在司马飞龙这个人。与此同时，成都城内的守军自认为是在刘道济指挥下为国家守城，殊不知刘道济早已经离世。
在这一场所谓的司马飞龙大战刘道济的戏码里，实际参与交战的双方，既不见司马飞龙的身影，也没有刘道济的踪迹，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这两人对垒的情形。
在守城之战的最终阶段，刘宋后续派来的援军成功击溃了义军。赵广、程道养等义军首领兵败，他们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相继被诛杀。
元嘉年间爆发了这场起义。说起元嘉年间，众人往往会立刻联想到元嘉之治，那是一个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有着独特发展与成就的时期，而这场起义就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元嘉之治指的是文帝刘义隆在位期间开创的盛世景象。彼时政治清明公正，社会安稳有序，经济蓬勃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之象，百姓们得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安稳生活、各得其所。
在所谓的盛世背景下，一个毫不起眼的“司马飞龙”，其名号本不应有太大影响力，然而事实上却能接二连三地引发天下大乱，这其中的缘由着实令人深思。
或许，在司马氏当权的时代，一切看似平常，并无特别之处。可自从晋朝覆灭之后，就再也难寻能与之相媲美的情形与格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