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我回国就想为解放全中国出点微薄之力】
1947年，在王稼祥的协助下，毛泽东批准了贺子珍返回中国的申请。随后，贺子珍携女儿李敏乘坐火车从苏联启程，返回祖国。
为了让李敏更快地融入国内环境，贺子珍在返程的列车上特地安排了两名工作人员指导她学习汉语。
火车在哈尔滨站缓缓停下，结束了漫长的行程。李富春专程到车站迎接。一见面，他就握住贺子珍的手，关切地询问："路上这么远，身体还吃得消吗？"
贺子珍遇到老熟人李富春，心情特别高兴，笑着回应：“一切都好，多谢关心。”李富春接着建议：“你们娘俩先放松几天，好好歇歇。”
面对李富春的劝慰，贺子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休息的建议。她语气坚定地回应道：“我身体没问题，不需要休息。希望组织能尽快给我安排工作任务。”
关于贺子珍的工作安排，李富春觉得这事比较重要，自己拿不定主意，就转移了话题，说："你的住宿已经安排好了。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们尽量满足。"贺子珍直接表明态度："我个人的生活没什么要求，现在最想的就是尽快投入工作。"
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其实并不具备马上投入工作的条件。但她觉得自己在苏联待得太久，浪费了不少时间，所以一回来就想赶紧开始工作。不过，从她和李敏的生活状况来看，她的确有一些实际需求需要解决。工作人员后来也提到过这一点。
贺子珍和女儿娇娇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日常用品严重匮乏。她们身上的衣物几乎就是全部家当，连换洗的都没有。娇娇也只有一套衣服。更糟糕的是，她们脚上的鞋子已经破得不成样子，鞋底磨出了大洞，脚趾都露在外面。
没过多久，工作人员就给贺子珍送去了一件新做的棉衣。同时，他们也给李敏准备了一双全新的皮鞋，以及一些必要的棉衣和其他生活用品。
在国外那几年，李敏一直没机会穿新皮鞋。所以当工作人员送来一双崭新的皮鞋时，她格外兴奋，迫不及待地穿上，心里乐开了花。为了引起妈妈贺子珍的注意，她故意用力走路，让皮鞋发出清脆的声响，期待能从妈妈那里听到几句夸奖。
贺子珍一向过惯了简朴日子，对于新鞋不仅没有表现出欣喜，反而对李敏说道：“把新鞋退回去吧，咱们刚来没多久，还没为组织做什么贡献，不能这样添麻烦。你那旧鞋修修补补还能继续穿。”
李敏听从了母亲贺子珍的嘱咐，尽管心中难过，还是把新皮鞋换了下来，重新穿上了那双已经破旧、露出脚趾的鞋子。
贺子珍不仅言辞恳切，更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她多次向组织申请工作机会，坦言：“我的能力有限，加上在苏联期间长期脱离工作岗位，不确定自己能胜任什么。但我无法忍受无所事事，回国后只希望能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面对贺子珍的积极态度，东北地区的同事不便推辞，于是为她安排了职位。她最初在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随后又被调至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履职。
在东北休养时，当地同志对贺子珍说：“你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健康，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千万别勉强，该休息时就休息，别让身体过度劳累。”
尽管同事们多次劝她注意休息，贺子珍表面上应承，实际行动中却依然全情投入。她以极高的热情对待每一项任务，展现出对这份工作的极度重视。显然，贺子珍深知这份工作机会的珍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在组织的协助下，贺子珍终于打听到了哥哥贺敏学的下落。由于战事吃紧，贺敏学无法亲自前来探望，但他安排妻子李立英前去与贺子珍见面。
贺子珍见到李立英时，内心充满喜悦。在李立英逗留哈尔滨的三十多天里，她们几乎时刻相伴，甚至夜晚也同床共枕，彻夜长谈直至天明。
贺子珍从嫂子李立英那里了解到家人的近况。她得知哥哥贺敏学在赣南的游击战中，部队被打散后，他做过长工，也打过鱼，身上有七处伤，腰和腿里还留着没取出的子弹。
贺子珍得知哥哥在革命中的事迹后，心情复杂，既为他感到骄傲，又难免有些担心。于是，她决定亲自去见毛主席。她找到嫂子李立英，提议道：“咱们赶紧拟一份电报，说明贺敏学的身体情况，向中央申请让他去东北做手术。这份电报就直接发给毛主席吧。”
贺子珍与李立英共同拟定的电报，通过罗荣桓发送出去。没过多久，贺子珍就收到了毛主席亲自署名的回复：“目前战争形势紧张，贺敏学暂时不能离开，等以后条件允许再作安排。”
李立英还讲述了贺子珍和毛主席的儿子毛岸红的事情。毛主席虽然工作忙碌，但依然抽空陪伴毛岸红，经常抱着他，并向别人夸赞毛岸红比自己更有前途。
由于战乱，贺子珍和毛泽东被迫将儿子毛毛交由贺怡和毛泽覃照顾。然而，毛泽覃不幸去世后，毛毛也失去了踪迹。这件事让贺子珍深感悲痛。
贺子珍后来得知，父亲过世后，毛主席把她母亲接到了延安。在延安期间，毛主席一直照料她的母亲，甚至在母亲去世后，亲自为她料理了后事。得知这些，贺子珍忍不住落泪，悔恨地说道：“要是我没去苏联，留在延安照顾母亲，她就不会那么孤单，也不会因为痢疾去世。我作为女儿，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
贺子珍多次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歉意，她认为自己当初的行为过于冲动。她提到，如果当时能够听从毛泽东的劝告，而不是固执己见，两人的关系就不会恶化到如此地步。她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特别是坚持要去苏联的想法，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那简直是失去了理智。
贺子珍拿出她从苏联带回的小箱子，取出一条红色毛毯，轻轻抚摸着说：“这条毯子是我和毛主席的共同回忆，陪我们度过了很多年。毯子上有个大洞，是主席在长征时烤火不小心烧坏的。到了陕北，我请当地人用当地的羊毛补好了。后来我和主席闹别扭离开了，但我带走了这条毯子。因为那段感情，我始终无法忘记。”
贺子珍的抽泣声逐渐加重，最后哽咽得无法继续言语。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贺子珍带着李敏和毛岸青搬到了沈阳。在沈阳期间，贺子珍与她的妹妹贺怡重逢。
当贺子珍打算给毛主席写一封感谢信时，贺怡支持她的想法，认为这是件好事，没什么好犹豫的。于是，贺子珍在离开毛主席十一年后，终于寄出了这封信。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西柏坡移驻香山。当时，江青因健康原因前往苏联就医，随行带走了女儿李讷。这使得毛泽东身边只剩下长子毛岸英陪伴。考虑到对女儿李敏的关心不够，毛泽东萌生了将李敏接到身边照顾的念头。
毛主席迅速安排人员前往沈阳与贺子珍会面。当提到接李敏去北京的计划时，贺子珍爽快地答应了。在分别之际，贺怡对姐姐说道：“我和孩子们先出发，我要去见主席，为你争取应得的权益。”
贺怡带着李敏和毛岸青返回北京后，前往香山与毛主席会面。她巧妙地利用毛主席对女儿李敏的宠爱，向主席提出：“我来这儿有两个目的，一是送外甥女过来，二是为子珍姐争取应有的地位。”
贺怡的一番话让毛主席眉头紧锁，他走到书桌旁，提笔给贺子珍写了封信，内容大致是：“子珍，你好！娇娇在我这儿挺好的。你要注意身体，革命事业最重要，健康是根本，多为别人着想，一切以大局为重。”
完成写作后，毛泽东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无奈与悲伤。他清楚地意识到，以自己目前的处境，根本无法将贺子珍接到身边，即便是在北京的其他地方安置，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由于形势所迫，贺子珍不得不去上海投奔她的兄长贺敏学。得知此事后，毛泽东专门向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作出指示，表示他会承担贺子珍在上海的全部开销。陈毅听到这番话后，立刻笑着回应道："上海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贺子珍。"
贺子珍去上海时经过天津，毛泽东让阎长林带着李敏去见她。李敏回来后，毛泽东向阎长林仔细了解了贺子珍的情况。沉默片刻后，毛泽东说：“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1953年，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兄长贺敏学会面时，表达了希望贺敏学能劝说贺子珍重新组建家庭，以此改善她的生活状况。然而，贺敏学直接回应道：“主席，您清楚，这根本行不通。”面对这一回答，毛主席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毛主席：这件事情要保密】
1955年，陈毅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在离开上海之前，他专门去见了贺子珍，鼓励她继续为革命事业努力。陈毅走后，贺子珍在上海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老朋友，感到非常孤独。这种长期的精神压力最终让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1958年，上海方面了解到贺子珍有意前往江西暂住，便主动与江西当地取得联系。当时，江西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杨尚奎、邵式平和刘俊秀等人，他们与贺子珍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基于这一背景，上海方面表达了贺子珍希望回江西居住一段时间的意愿。
江西省委随后表态，无论她何时返回，停留多长时间，都将受到热情接待。他们表示，随时欢迎她的到来。
5月份，贺子珍搬到了江西生活。根据省委的安排，她享有省委副书记的待遇，配备了专门的厨师、司机和一辆轿车。此外，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省委还特别为她安排了一名护士。
那段时间，杨尚奎书记和妻子水静，还有不少老战友和亲戚时常来探望贺子珍。这些人的关心给了她不少安慰，也让她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
1959年，中共中央确定在江西庐山举行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
收到会议通知后，陶铸与妻子曾志前往庐山出席。会议进行中，陶铸得知老战友冯白驹正在南昌休养，便打算前去探望。与此同时，曾志得知贺子珍也在南昌，便决定与丈夫陶铸一同下山，去探望贺子珍。
贺子珍一见到曾志，立刻认出她来，直接喊出了曾志的名字。随后，贺子珍提起了1937年她去西安时的一个细节：当时她看到了写有曾志名字的行李，但可惜的是，那次并没有见到曾志本人。
曾志在与贺子珍交谈后，发现她的健康状况并不如外界传闻那般糟糕，无论是记忆力还是精神状态都表现良好。这一发现让曾志感到十分欣慰。
贺子珍接着好奇地问："你怎么会跑到南昌来？"曾志解释道："中央在庐山开重要会议。"听到这个消息，贺子珍顿时激动起来，连忙问道："毛主席也来了？"曾志肯定地点了点头。
曾志从山下回来，在庐山与毛泽东会面时，她直接汇报：“主席，我刚刚从山下回来，见到子珍了。”
毛主席听到贺子珍的名字时，明显愣了一下，随即关切地询问：“她现在情况如何？”曾志回答：“她状态不错，看不出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曾志的一番话，勾起了毛主席对与贺子珍往昔美好时光的回忆。片刻之后，毛主席的情绪明显波动，胸口微微起伏，眼中泛起泪光，感慨道：“唉，我们做了十年的夫妻……”
接着，毛泽东转向曾志，低声说道：“我特别想念她……希望能见到她。”曾志回应道：“确实应该见一面。”毛泽东又叮嘱：“这件事绝对不能让江青知道。”曾志保证道：“你放心，她不会察觉的。”
毛主席意识到此事关系重大，沉思片刻后，低声指示道：“你去联系汪东兴，让他处理。”
在汪东兴的安排下，杨尚奎的妻子水静陪同贺子珍前往“美庐”别墅的一间房间等候。当时，贺子珍并不清楚即将见到的人是她一直挂念的毛主席，只是被告知有一位客人要见她，她并未联想到毛主席身上。
不久，毛泽东从房间内步出。当贺子珍发现眼前的访客正是毛泽东时，她瞬间泪如泉涌，情绪激动得无法言语。
看到贺子珍一直流泪，毛泽东低声说道：“好不容易见面了，你却不开口，光顾着哭。等到以后见不着了，恐怕又该有话要说了。”这番话让贺子珍哭得更加伤心。
毛主席耐心地等待，直到贺子珍的情绪有所缓和，才开口询问：“最近过得如何？身体有没有好一些？”
贺子珍凝视着眼前的毛泽东，感觉像在做梦，但她清楚这不是幻觉。她回应道：“我恢复得不错。你看起来比以前胖了些，但精神头似乎不如从前了。”
随后，毛主席与贺子珍谈起她在苏联的经历。注意到贺子珍情绪低落，毛主席打断她，问道：“你怎么一去就是九年，没想过回来？”贺子珍回答：“回来干什么？我……已经没有家了。”毛主席接着问：“那时候，你为什么非要离开？”
贺子珍听完毛主席的话后，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低声说道：“是我做得不对，那时候我太幼稚了。”话还没说完，她的声音又颤抖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经过简短的交谈后，毛主席起身表示：“天色已晚，咱们改日再会，继续交流。”
次日，贺子珍正期待着与毛主席会面，却接到通知说毛主席因突发事务已先行离开，要求她即刻下山。因此，贺子珍迅速收拾行装，离开了山上的驻地。
庐山上的那次短暂会面，是贺子珍与毛泽东阔别22年后唯一一次重逢，也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相见。这次相遇，虽然匆匆，却成为了两人漫长分离岁月中仅有的交集，为他们的关系画上了句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一个时代的结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的离去对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去世不仅让全国人民感到悲痛，也引发了关于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讨论。毛泽东的逝世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后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
当贺子珍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见到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时，她责怪他们搬离中南海，没能好好照料毛主席。她难过地说：“你们的父亲走了，临终时连孩子都不在身旁，他多孤单！”
1979年9月，经中央同意，贺子珍获准进入毛主席纪念堂，实现了她再次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心愿。
9月8日，贺子珍坐在轮椅上，手中握着一块细心挑选的白手绢，眼神中充满期待，从南门进入毛主席纪念堂。她的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陪同她，并在北大厅的毛主席坐像前摆放了一个心形花圈。花圈上刻有字样：
贺子珍携女儿李敏及女婿孔令华，怀着深深的敬意，向您表达我们坚定的决心：我们将继续追随您的革命理想，矢志不渝。您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走进纪念堂，贺子珍凝视着水晶棺中毛主席的遗容，她将白色手帕塞入口中，用力咬住，试图抑制住内心的悲痛。然而，泪水不受控制地滑落，浸湿了她的脸颊。这一幕无声的哀伤，展现了贺子珍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与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