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平，宋庆龄没有好感，甚至不愿意和人提到这个地方，更不用说走进北平了。对于宋庆龄的这个特殊情况，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因此，谁也不愿意主动在宋庆龄面前提到“北平”这两个字。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邓颖超受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委托，带着他们的亲笔信前往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并顺利完成了任务，让人佩服！

1949年8月28日，邓颖超和宋庆龄乘坐的列车，缓缓地停在了北平火车站。

在宋庆龄走下列车的时候，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已经在车站迎接了。当天晚上，毛主席特意为宋庆龄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

宋庆龄这次来北平，是受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

然而，在感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后，宋庆龄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10月1日，宋庆龄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0月17日，宋庆龄返回上海。在此之后，宋庆龄还决定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年都会定期到北京“上班”。

宋庆龄能够做出如此决定，与周恩来和邓颖超超高的为人处世技巧是分不开的。不然，毛主席也不能把如此艰巨的任务，交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完成。

1949年初，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毛主席和周恩来便通过信函等方式，多次诚挚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新中国的建国大计。

在收到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信函后，宋庆龄都没有明确表态，表现得十分犹豫。

5月27日，宋庆龄居住的上海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对此，宋庆龄的心里十分高兴。当时，宋庆龄说：“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宋庆龄对上海解放虽然持欢迎态度，但对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依然是不太愿意的。

对于宋庆龄的特殊情况，毛主席和周恩来也十分清楚，这才决定派邓颖超带着他们分别写的两封信，前往上海，劝说宋庆龄来北平。

6月25日，在抵达上海的当天，邓颖超并没有着急到宋庆龄那里拜访，而是让宋庆龄熟悉的廖梦醒先行到宋庆龄那里，试探她的内心。

对于廖梦醒，宋庆龄是非常信任的，要不也不会让她长期担任自己的英文秘书。因此，在见到廖梦醒时，宋庆龄十分高兴。

寒暄之后，廖梦醒对宋庆龄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大家都盼望你能去参加新政协。”

听了廖梦醒的话，宋庆龄微笑的脸庞上出现了一丝难过之色。她为难地说：“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

宋庆龄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因为，她的丈夫孙中山，便是在北平（当时叫做北京）病逝的。那时候，孙中山先生只有59岁！

关于当时的事情，黄埔军校的史料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在东征军出发前后，孙中山正因北京政变而进行南北和平统一的活动。此时北洋政府由段祺瑞出面维持局面，自称“临时执政”。孙中山号召和平统一，希望同北洋军阀妥协。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抱着在北京召开全国国民大会的愿望，从广州坐船经上海，又绕道日本到天津，最后到达北京的。

在北京的段祺瑞与国民军表面上热烈欢迎孙中山，实际上把他当成摆设。军阀们另有打算，把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束之高阁了。孙中山本来就有相当严重的肝脏病，到北京后连累加生闷气，陷于进退两难，病情加重，于1925年1月26日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3月12日病逝在北京。”

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以“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身份前往古北口迎战奉军的冯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围了总统府，发动了北京政变，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担任了“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商定了参加内阁人选，驱逐了清朝皇帝溥仪，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

在收到冯玉祥等人的邀请电报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乘机宣传革命的建议，决定北上。

11月1日，冯玉祥等人再次发来电报，称盼望孙中山早日北上。11月8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准于元日由粤起行。”

11月13日，孙中山带着夫人宋庆龄离开广州，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道路。

然而，在抵达天津后，孙中山因肝病发作，不能继续前行。直到12月31日，孙中山才扶病抵达北京。

然而，这次北京之行，孙中山并没有达成目标。最终，北京政变的成果被张作霖、段祺瑞等人篡夺。对此，冯玉祥心里十分后悔。

后来，在孙中山病重时，冯玉祥便让他的夫人李德全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孙中山居住的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看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享年59岁。

孙中山病逝后，冯玉祥“令全军下半旗，官兵戴黑纱，并助丧资万元以志哀悼”。此外，冯玉祥还让全军服孝七日，以示对孙中山的哀悼之情。

4月，孙中山的灵柩被移往香山碧云寺存放。后来，根据孙中山的遗嘱，又将他的灵柩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中山陵园里。

因为孙中山在北京壮志未酬便已经病逝，宋庆龄才把北京看作了自己的伤心之地，这才在1949年6月25日对廖梦醒说了“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的话。

即使如此，廖梦醒还是看出，宋庆龄并没有完全关闭北上之门，便告诉邓颖超“盼其赴平似有希望”。

6月27日，邓颖超派廖梦醒再次到宋庆龄那里劝说。这一次，宋庆龄答复：“考虑考虑。”

当天晚上，宋庆龄设宴邀请邓颖超到家里做客。期间，与宋庆龄交流后，邓颖超觉得让她北上“或有可能”，但“依其性格，尚须下工夫”。

6月30日，在经过多次劝说后，邓颖超才拿出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交给了宋庆龄。看过信后，宋庆龄终于答应了北上的请求。

7月1日，在收到邓颖超发来的喜悦电报后，细心的周恩来告诉邓颖超，长途旅行，宋庆龄病体难支，“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

那段时间，为了让宋庆龄北上之行舒适，周恩来做了许多努力，包括了宋庆龄北上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8月28日，在邓颖超等人的努力下，宋庆龄抵达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

在这次北京之行中，宋庆龄始终都感到非常满意，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