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经过深思熟虑后，毛主席决定深入虎穴，前往国民党陪都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此行，毛主席的另外一个主要目的，便是广交朋友。
期间，毛主席还主动拜访了陈立夫。对此，许多人都表示很难理解。他们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会主动去找一个反共的头子？！！
1945年9月20日，在吃过早饭后，毛主席的心情很好。于是，在王炳南的陪同下，毛主席和周恩来一起再次来到陈立夫公馆，进行拜访。
事实上，这已经是毛主席第三次来到，陈立夫的公馆了。这一次，毛主席和周恩来终于见到了陈立夫。
作为这次主动拜访的陪同者，王炳南也十分好奇，毛主席究竟会和陈立夫谈些什么的？王炳南虽然好奇，但也没有主动向毛主席询问。
简单的寒暄后，毛主席与陈立夫开始了交谈。
在交谈中，毛主席先以回忆的口吻，与陈立夫讲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景，说：“立夫先生，还记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景吧？那可是令我终生难忘啊。”
陈立夫说：“毛先生，立夫早就有句话想跟你说。我认为，中国人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列主义是外来的，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听了陈立夫的话，毛主席笑着说：“陈先生，我正想就这个问题向你求教呢。孙中山先生‘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所以我们才取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胜利。而你们三民主义呢，却是反共、剿共、压制工农，千方百计置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这难道是拯救中国吗？”
对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前前后后，陈立夫当然不陌生，只好说：“毛先生，你这可言重了吧？”
考虑到这的一个原则问题，毛主席表情严肃地说：“陈先生，恐怕言不为重吧。10年内战，你们对共产党进行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北上长征。但是不知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
这时，陈立夫害怕毛主席会说出对国民党更加不利的话，便将毛主席的话打断，插言道：“毛先生，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不是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吗？”
对此，毛主席说：“别忘了，是国民党的积极‘剿共’，才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差点导致亡国灭族之祸。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发人深省吗？”
毛主席的这句话说完后，陈立夫想了许久，都没有想到以什么话对答。
看到陈立夫不说话，毛主席说：“陈先生，看来，你们的三民主义，还是不行啊。”
在这个话题上，陈立夫见无法说动毛主席，便转移到了另一个话题上，说：“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应该放弃共产党的武力政权。一国之中，怎么能有多种政权存在呢？”
听了陈立夫的话，毛主席表示不能认同，说：“怎么，陈先生又要逼我们上山打游击，当山大王？过去我们打游击，那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那叫逼上梁山啊！”
作为反共头子的陈立夫，又怎么会不知道毛主席讲的这些呢？
陈立夫，1900年8月21日出生于浙江吴兴（现湖州市），名祖燕，字立夫，父亲叫陈其业，哥哥叫陈果夫，毕业于美国匹兹堡大学，获采矿学硕士学位。
陈立夫的二叔是有名的陈其美。陈其美与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关系都十分密切，还是蒋介石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两人也是结拜兄弟。
陈立夫从美国归来后，便担任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开始随侍蒋介石。
1928年，国民党在中央组织部中设立了专职情报的党务调查科，陈立夫被任命为主任。这个党务调查科，便是中统的前身。它的作战对象就是中共，后来又包括了汪伪等蒋介石的敌对政治力量。
因此，说陈立夫是一个反共的头子，一点儿也不为过。此外，根据“国民党右派是指在国民党内部与共产党合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股反动势力”这个概念来看，陈立夫也是一个实打实的右派。
1929年，陈立夫成为了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31年，陈立夫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此后，陈立夫虽然也担任了其他的一些职务，但他的右派面貌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因此，在陈立夫看来，毛主席来重庆是不会到他这里来的。在得知1945年 9月 7日毛主席主动来他家拜访的时候，陈立夫感到十分意外。然而，凑巧的是，陈立夫当天因事外出了。
9月18日，在毛主席第二次主动来拜访他的时候，陈立夫不知道与毛主席谈些什么，便以体弱多病为由婉言谢绝了。
让陈立夫想不到是，毛主席在两次主动登门未能谋面后，于 9月 20日第三次主动来到他家进行拜访。
那天，陈立夫在做了一些准备后，便与毛主席见了面。
期间，在说到共产党被国民党所逼打游击时，为了让自己的观点说得通俗易懂，毛主席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为例，对陈立夫进行了阐述。他说：
“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没办法啊，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听了毛主席的话，陈立夫也不好说什么，只好看着毛主席，看看毛主席还会说些什么。
这时，周恩来接着毛主席的话茬，说：“陈先生，上山打游击可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啊。现在抗战胜利了，人心思定，人心思安，国共两党应再一次携手，本着平等、民主、团结的原则，共同建设国家，使民族兴旺、人民富强，而不是谁迫使谁放弃权力，俯首称臣。”
周恩来的话说完后，毛主席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还是那句老话，和为贵，和为安啊。”
由于毛主席说的在情在理，态度也很诚恳，陈立夫也不好反驳，便说：这正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啊。“”
听到陈立夫这样说，毛主席趁机劝说道：“既然陈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点，那就最好。还是希望你能为国共两党的会谈，多效点力哟。”
对此，陈立夫说：“那当然，那当然，我一定尽心效力。”
看到陈立夫有了这个态度，毛主席站起来，向他告辞。于是，陈立夫也跟着站起来，把毛主席和周恩来一行，送走了。
当时，陈立夫虽然在嘴上答应了毛主席要为国共两党的会谈“尽心效力”，但却在思想和行动上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依然保持了国民党右派的一贯做派，进行了反共活动。
1946年2月 10日，在重庆各界举行庆祝大会上，陈立夫依然幕后指挥中统特务“抓住这个群众集会的机会，夺取对大会主席选举的控制，以转移大会的目标，给共产党一次无情的打击”。
在得到陈立夫的密令后，特务们对到会的人大打出手，制造了全国震惊的“二·一〇”事件。
当时，到会的群众负伤、失踪达60多人。就连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也遭受到了特务的人身侮辱与围殴。
直到晚年，陈立夫的反共态度才发生了改变，作了一些对两岸统一有益的事情。
1973年，在香港《中华月刊》上，陈立夫发表过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立夫说：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然而，陈立夫此时的影响毕竟有限，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看到中国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