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四清运动时期，在江陵县农村有个叫侯礼祥的老人，因为反革命分子的身份被押上了批斗台。

在乡亲们眼里，侯礼祥当过保长，杀过人，辱骂干部，欺骗群众，甚至伪造中央首长书信，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分子。

而在批斗台上，侯礼祥却理直气壮地说：“老子头可断，血可流，长征精神不能丢！”

“到现在还在欺骗群众，侯礼祥，跪下！”

“作为一名军人，我为中国革命而生，我为中国革命而死！我是不会跪的。”

当侯礼祥看到围观群众在风雪中瑟瑟发抖，再不忍看到乡亲们在等待中受冻。于是，侯礼祥用左腿跪着，因为右腿是他心中的信仰，那是长征的见证，宁可失去生命也不会屈服自己的信仰。

侯礼祥在批斗台上受着折磨，还在为乡亲们着想，居然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侯礼祥到底经历什么，在生他养他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1912年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侯礼祥就出生在这一年。

侯礼祥家乡在湖北省江陵县侯家台。小时侯，父母送他上了四年私塾，不仅认得一些字，还能写出一手好字，在当时可以说是个“文化人”。

可是，在他13岁的时侯，爸妈相继离世，他开始慢慢学会自立。在家乡生活越来越难，15岁的他，离开家乡到了荆州。打算用自己“文化人”身份，谋个职务。

他刚到荆州人生地不熟，一方面由于身材矮小，另一方面北伐战争刚取得胜利，社会经济萧条，侯礼祥没有找到工作，只能沦落街头去讨饭。讨饭也经常是饿肚子，有一天，有个叫“梁哥”的高个子年轻人，注意到了侯礼祥，觉得侯礼祥跟一般的乞丐不一样。

梁哥掏出几个铜板给侯礼祥去吃饭，之后，侯礼祥跟梁哥说自己叫“礼祥”，而梁哥以为是“李祥”，之后的十几年革命生涯都跟“李祥”有关。梁哥带着侯礼祥离开了荆州，以“李祥”的身份开启了新人生。

1927年李祥跟着革命领路人梁哥先是到了汉口，后来到了武昌，在他的帮助下，李祥在招待所工作，白天忙招待所的事情，晚上学习文化知识。李祥在这里已经开始学习革命新思想，在内心已经播下了马列主义信仰的种子。

1928年5月，李祥正式被派到江西参加革命工作。第二年春节前夕被排到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二营五连当兵。同年3月加入共产党，编入红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一营一连。

当时，蒋介石利用北伐战争壮大自己军事实力，而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开始集中兵力对抗“自己人”，无暇顾及共产党，共产党根据地迅速扩大。

1931爆发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而中国政府不抵抗，四方列强姑息，苏联中立，从9月18日开始，经过4个月18天，东北三省和一个特区都沦入敌手。

学生游行，工人罢工，全国上下抗日民主运动高涨，1933年1月17日，中国中央发表宣言，联合各军队共同抗日。而蒋介石则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把首要任务还是放在对抗“自己人”上，集中力量对付广州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对日本的恶行则选择容忍，于是日本日益嚣张，中国人民则处于水深火热中。

同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苏区、湘赣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等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由于总体战略方针有误，1934年3月，敌军向广昌推进，红军与优势敌军拼消耗，遭受重大损失，广昌陷入敌手。红军被迫突围走上万里长征之路。

李祥跟着部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李祥长征期间一直冲锋在前，不怕艰难险阻，屡立战功，被封为“泰山营长”。当时李祥升为红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一营的营长时，团长正是杨得志。杨得志跟李祥都是湖北老乡，两人关系特别好，还结拜为兄弟。李祥跟杨得志可以说得上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他们一起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李祥长征期间五次负伤，最严重的一次子弹打穿脖颈，伤痊愈后升为一师十三团团长，在杨勇师长手下，而杨得志也提升为师长。

1937年李祥被排到延安学习，之后由于身体负伤被派回自己家乡江陵县，打算安排地下工作。刚回家乡组织没有安排任何具体任务，因为江陵县是日本占领下的地区，李祥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把自己所有身份材料都藏起来，为了生计李祥跟家人开了一间牌铺。

可是没过多久，家里招了贼，被翻了个底朝天，所有材料都被偷走了，李祥吓得赶紧关了牌铺，担心身份暴露，被日本人抓住。

不过还好偷东西的小毛贼没有暴露李祥的身份。1940年，组织给李祥一个新的任务，以“侯文彬”伪保长身份去隔壁县，打入敌人后方开展工作。

侯文彬可谓做什么像什么，当时隔壁县的乡亲都觉得侯文彬是十足的汉奸走狗，看到他都绕道走，侯文彬这个身份没扮演多久，地下工作者中因为有人叛变，使得地下工作者全部解散，侯文彬也隐蔽起来，就这样李祥与组织失联，李祥团长失踪了。

侯礼祥回到家乡侯家台，因为长时间在外参加革命工作，他只会上战场打仗，什么农活也不会，本来还有红军团长身份，可是所有材料都被偷了，跟谁也说不清楚，现在还有一大家子需要养活，侯礼祥就想着到镇上开茶馆，维持生计。

侯礼祥本想就这样过一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叫回侯家台参加集体劳动。因为自己身份道不清，当地党组织没有接纳他的团长身份，只能参加集体劳动，可是他又不会做农活，村里照顾他，让他做起来牛官。

侯礼祥对自己做牛官的现状不满，经常在乡亲们面前吹嘘自己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没有人相信侯礼祥的落魄样子跟红军团长能扯上关系。

侯礼祥也会对当地官员进行辱骂，这些行为都被乡亲们看在眼里。

1959年下半年江陵县对全县人员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进行摸排调查，侯礼祥成了内部专政对象。

侯礼祥面对这个身份极度愤怒，非常迫切希望有人能证明自己的身份，这时侯他想到了自己的领导杨得志和杨勇。

有一天，他在厕所看到一张又脏又皱的破报纸，上面写着曾经的领导获得了将军的头衔，于是，侯礼祥1961年十月一日给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能联系上直接领导杨得志和杨勇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几个月后，收到了直接领导的来信，正以为可以翻身了，可是当他把信件拿出来给当地公社干部看的时侯，所有人都怀疑信件的真实性。

就这样侯礼祥被当地官员带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红军团长身份没有恢复，反而当上了反革命分子，这样与外界通信的权力了失去了。而这一切江陵县委领导一概不知。

全国四清运动，侯礼祥顺理成章地成为批斗对象。在批斗会上，经历了批斗折磨的他想到了自己的信仰，想到了红军精神。

1971年五六月又因为辱骂干部被送去公社劳动改造。隔离时他想起了自己年近花甲，生活窘迫不说，还带着“四类分子”的头衔，当初为革命一腔热血，流血掉肉，万里长征都难不倒，现在倒是畏首畏尾，这时他的内心又一次坚定了信念，一定要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

有一天，侯礼祥在公社林场看到《人民日报》，报纸显眼位置上写着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

看到“杨得志”这三个字，侯礼祥感觉胜利在向他招手，这次侯礼祥带着身上仅有的两毛钱，开启了千里寻领导。

从湖北省江陵县到山东省济南市有一千多公里。就算是现在交通便利的情况下，自驾车也需要11个小时左右。

而当时只有绿皮火车和轮船，不仅速度慢，还需要不停转车。侯礼祥先是夜行100多公里到沙市赶船，之后因为仅有的两毛钱也吃早餐花费掉了。

路费没有着落，这时他看到有个老太太一个人乘船，他想到跟老太太一起乘船，虽然有些挫折，但是最终还是成功到岸。

之后侯礼祥就开始扒火车，而且为了上下车方便，侯礼祥选择晚上扒敞篷车和货车，晚上风大温度低，特别冷，就是因为经历过长征的艰苦岁月，这些对于侯礼祥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可谓历经千辛万苦到了济南军区大院门口。一方面军区守卫森严，另一方面侯礼祥蓬头垢面的糟老头形象，使得侯礼祥没有顺利见到杨得志。

当然，侯礼祥这次是带着必胜的决心来找领导，他就打算在军区门口死守，每经过一辆车，他都跑过去瞧瞧，守卫看到侯礼祥的举动，立马制止，而且还马上给杨得志司令员办公室打电话，可是杨得志刚好不在。

办公室刘文书来到值班室，看到侯礼祥的样子，也想把他拒之门外，可是又担心侯礼祥真的是杨司令的部下，于是安排侯礼祥到附近的旅馆住下。

第二天，侯礼祥一大早又到了军区值班室等侯，刘文书把侯礼祥的事情跟贺参谋长汇报，贺参谋长立即跟杨司令汇报。杨得志还不敢确认这个侯礼祥是不是自己就部下李祥，于是交代贺参谋长去确认身份。

贺参谋长前去找侯礼祥，让他写下能证明自己跟杨得志关系的事情。侯礼祥特别激动，因为想起了过去长征途中的一幕幕场景，最后侯礼祥写了周恩来带着自己夫人来前线视察的所发生的事。

杨得志看到信里的字迹和信件内容，顿时热泪盈眶，立马想要见到侯礼祥。就这样侯礼祥终于见到了自己的领导，多年未见的战友，以天壤之别的身份站在一起，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结拜兄弟的战友情。

杨得志热情地招待了侯礼祥，并表示会帮侯礼祥证明身份。两年后，杨得志调任武汉，亲自到荆州江陵县，帮侯礼祥处理身份问题。在杨得志的帮助下，侯礼祥恢复了红军身份。

侯礼祥终于给自己长征足迹留下了痕迹，也给自己内心一个交代。

侯礼祥的一生，有”李祥”的长征岁月，也有“侯文彬”的伪汉奸角色，都是为国奉献的痕迹。

侯礼祥的一生，有“反革命分子”的头衔，有“四类分子”的帽子，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不离不弃的战友，还有内心无比坚定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