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和大家聊一聊大寨村在20世纪80年代究竟有钱还是没钱。

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

这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大寨村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集体经济发展的挺好，结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大寨村没有坚持集体经济了，所以发展不好了。

然而，根据兰台查阅资料，发现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接下来，兰台就为大家梳理大寨村的集体经济。

1972年《光明日报》报道

首先要肯定陈永贵与郭凤莲等大寨村的干部在20世纪60年代带领大寨村不等不靠，依靠自己努力建设美好家园的努力和成果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大寨村“成名”之后，确实存在“集全省之力发展大寨”的事实。

比如大寨村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建设“小平原”，这就需要使用大量的炸药，根据原司法部原副部长李运昌回忆，他去参观大寨时就有其他参观的山西省其他县的村干部向他反映，说大寨村的“小平原”他们回去学不了。

因为大寨村造“小平原”需要大量炸药，而这些炸药的花费比“小平原”造好后生产的粮食多得多，根本不划算，也没有那么多资金购买炸药；但是大寨村造“小平原”有化工部支援的无偿炸药，所以大寨村能够造“小平原”。

后来李运昌部长反映的情况得到了证实，不过大寨村造“小平原”的炸药不是化工部支援的，而是太原几家化工厂支援的。

而太原这几家国营化工厂也很委屈，他们表示工厂并不想无偿支援大寨村炸药，但是大寨村已经成了一面旗帜，大寨村来要炸药，他们不敢不给，但是大寨村从来只管要，可却从来不结账，他们也很无奈。

其实类似的事情很多，比如大寨村向上级反映自己运输力量不足，结果就是山西省军区派了运输车队无偿为大寨运输物资。

大寨村村支书陈永贵

并且在1970年代，山西省还出资在大寨村所属的昔阳县造了一个档次比较高的招待所，招待全国各地来大寨参观的干部和群众，但是这个招待所的收入被无偿划拨给了大寨村。

而且从1967年开始一直到1978年结束，每年秋收，昔阳县都要组织大批机关干部、职工以及教师、学生到大寨村帮助大寨村秋收，而且大寨村早在1970年代就有自己的“长工队”，昔阳县招待所的70名职工每年要帮助大寨村做4000个工。

昔阳县水利局还派出了一个100多人的队伍从1974年开始，长期驻扎在大寨，帮助大寨兴修以及维护水利设施。

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前，作为一个行政村，按说大寨村每年都应该出人出力为县里、公社提供无偿劳动，比如修路、维护水利设施等等。

但是大寨村从1970年代就再也没有承担过为县、公社出力的任务，不仅如此，大寨村还无偿占用了县里许多劳动力。

比如大寨村六个蓄水池里只有一个是大寨村村民自己修建的，剩下五个全是昔阳县以及当地驻军帮大寨村修筑的。

同时，大寨村每年还能从有关部门获得无偿调拨的化肥，早在1970年代就有参观大寨的干部群众发现，大寨村附近其他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生长得都不好，只有大寨范围以内的玉米地是一派大好风光。

这说明大寨的玉米是吃“小灶”的，即有国家额外支援的物资化肥之类为后盾。改革开放后“揭盖子”后证实，大寨村每年都能获拨一批额外的化肥。

陈永贵介绍大寨经验

与此同时，在后来的调查中也表明在1970年代大寨村的村办工厂和矿山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浪费。

同时，根据当年参观大寨的干部群众表示，大寨村几乎家家的窗口上，都放有金鱼缸，里面养着金鱼；同时，每家的小天井也必有一个大缸，里面种上花木，而且都在开花。

这些资料说明大寨村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风光”，确实是“集全省之力发展大寨”；并且大寨村的村民生活水平应该这些集中的资源，使得他们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当地其他村镇。

大寨村的人造小平原

关于大寨村村民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富裕还有一个证据，就是1980年代在大寨村第一个开私人杂货店的赵华晓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赚了2、3万块钱。

1983年，大寨村村民赵华晓观察到大寨村当时只有一家供销社，而且这家供销社的上下班时间和村民的工作时间一样，换言之，等到村民收工回来，大寨村这唯一的供销社也就下班了，这就给大寨村的村民购物带来极大的不方便。

为了能购物，许多大寨村的村民只能选择在种地或者工作中途购物。

赵华晓觉得这是一个商机，如果此时自己开一家24小时营业的杂货店，肯定能赚钱。

想好之后，赵华晓不顾家里人的反对，辞去了村办工厂的工厂，自己开了一家杂货店。

结果就是一两年时间，他就赚了两三万块钱。

而大寨村总共还不到700人，只有220多户。

这意味着在两年时间里赵华晓平均从大寨村每一户村民家庭赚到了至少90.9元人民币。

这又意味着什么？

根据1991年田纪云副总理参观大寨村时的讲话，我们可以知道截止1992年，大寨村村民名义上的年收入不足600元。

这可是1991年。

陈永贵介绍经验

而在1983年—1984年，每一户大寨村村民家庭都在两年内让赵华晓赚走了至少90.9元。

说实话，这购买力都比得上同时期一些三线城市了。

这说明大寨村村民的收入可能不止600元/年。

而大寨村村民实际收入比名义收入高的另一个铁证就是1991年时任副总理的田纪云视察大寨，为了改变大寨落后的局面，田纪云副总理亲自介绍了40名大寨村民去沿海打工。

要知道这可是副总理介绍的，可想而知，待遇和收入一定相当不错，结果这40年大寨村村民干了一年，就跑回大寨35人。

就连田纪云副总理提到这件事，都直言不讳的表示，这些大寨村村民吃不了苦：

这时的大寨还是以农业为主，除人均一亩多地外，还有150亩苹果园，但苹果树早就退化了，结的苹果比鸡蛋大不了多少。还有个小煤窑，但挖了煤运不出，因赔钱关闭了。1991年人均分配不到600元……我（田纪云）先是让大寨送了50名劳动力去广东东莞打工，他们送40人，但不到一年，大部分都跑回来了，他们受不了那苦，只剩下四五个有点文化的。

大寨村村民这种“反常行为”和当时广东农民工主力川、黔、滇、湘、鄂这些省份的农民工完全不同。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主任翟燕立发表于1996年的学术论文《民工的流动成本和收入状况分析》显示，农民工在20世纪90年代初普遍对自己的收入表示满意。

要知道，根据统计数据，湖南省1990年农民年收入就达到688.91元、湖北1990年农民收入也有670元。

打工妹

即使年收入不如山西的四川、云南农民，年收入也有590、573元。

为什么川、黔、滇、湘、鄂这些省份农民工在1990年代初期都对自己打工收入表示满意，而大寨村的村民却“大部分都跑回来了，他们受不了那苦”？

最大的可能就是大寨村村民的实际收入应该是要高于600元/年的。

也只有这一个可能才能解释，为什么大寨村村民去广东打工一年就跑了回来。

综上所述，大寨村的村民在80年代之前就有了相当的物质积累，生活条件高于全国农民平均水平很多，所以他们才在改革开放后对于去珠三角、长三角打工没什么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