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初年设置十个节度使，安禄山兼任其中的三个，对唐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安史之乱以后，不仅边境，在内地也设置节度使。节度使一般都兼任观察使，就是军队的司令长官兼民政长官，位高权重，称为“蓄镇”。唐朝出于行政上的需要，不断增加藩镇。

从中唐到晚唐，藩镇的数量从四十个增加到五十个左右。唐朝的行政区划从中央直接到州，可是州的数量多达三百多个，难以完全掌握，所以需要管辖地稍大一点的行政区，这样，管辖几个州乃至十几个州的藩镇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方便的。

至唐宣宗的元和年间，文官、禁军的高级军官被任命为节度使，其任期也相应缩短。除河北以外，其他地区的节度使的半独立性质得以削弱，节度使纳入官吏的任免体制，但是对官吏业绩的评定制度使民众不堪其苦。深受其害的不仅仅是民众，节度使为了增加羡余，还千方百计地削减军饷。

​士兵待遇恶劣，各地的叛乱一触即发。落镇士兵的来源多有债台高筑而走投无路投奔入伍的无赖之徒，素质本来就很差，一旦不满意，就聚众骚乱，甚至发生驱逐中央任命的节度使的事件。李商隐死去的大中十二年（858年），宣般落镇发生叛乱就是一个例子。叛乱的领导人康全泰是一个无赖出身的部将。部将是落镇的下级军宫。这次叛乱很快就被淮南节度使崔依镇压下去。

发动叛乱是在七月，崔毯在十月就斩杀康全泰及其党羽四百多人。值得关注的是，富商李惟真、余雄等也是这起兵变的领导人。他们既是商人、实业家，同时也是藩镇的军官。商人与落镇勾结，自己的买卖大概会蒸蒸日上，但如果恰好遇到清正廉洁、骨气刚毅的节度使，商人们就占不到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