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折隐晦的李商隐的诗歌中，也有一些明白易懂的。例如他在二十六岁时打算继承杜甫诗史而创作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就是朦胧部分很少的作品。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旅巍政事堂，宰相厌八珍。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国毫赋更重，人稀役弥繁。

疮疽已有几十年，却不思根治，如今只是国土越来越小，税金赋役越来越重。李商隐一针见血地指出晚唐的病状。这是甘露之变的两年之后。李商隐于大中十二年（858年）四十七岁时死去。这一年是唐宣宗的末年，唐末的小康时期即将结束。李商隐死去这一年，宣州发生叛乱。

安禄山担任节度使那个时期，割据着辽阔的地域，而且可以世袭。为革除其弊害，进行过各种尝试，可谓煞费苦心，基本上改变了节度使的性质。世袭的节度使变成短期的官职，两三年就更换。到地方当节度使或者刺史的人都希望以此作为跳板进一步升迁。先到地方大捞一把，储备好资金，然后再回中央任职。这是当时官员典型的仕途路线。要想回中央升官，在地方任职时就必须做出业绩。

​节度使的业绩按照“羡余”和“进奉”的数额进行评定。从地方税收中抽去一定的比例上缴中央，称为“上供”。这种上供是理所当然。本应收取五十的税金，却征收七十，这多出来的差额二十就是所谓的“美余”。羡余越多，说明地方官的政绩越大。

羡余中的上供之外，再向中央上缴的部分称为“进奉”。这种制度无异于鼓励地方官对税金强取豪夺，搜刮哀敛。羡余中扣去进奉，剩下的就装进节度使和地方官的私囊。节度使本来就是边境守备队的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