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辽朝派出使臣萧禧来处理边界冲突，要求以黄嵬山为两国分界线。宋朝不同意，于是萧禧滞留在汴京（今开封，北宋的京城）不肯离开，并表示：“一定要达到目的方才会离开。”宋神宗不得已，派知制诰（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等的官员）沈括解决这件事。沈括到枢密院查阅以前的档案文件，发现宋辽过去商定的协议是以古长城为界，而黄嵬山在古长城以南，两地相距有三十里之遥，遂上表呈报朝廷。宋神宗十分开心地对沈括说：“你前面处理这件事的大臣没有认真查究事情的本末，差点耽误了国家大事！”此事最后以两国边界线维持原状圆满解决。

这是记录在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宋史》中的一件事。这件事发生的背景是，宋与辽两个国家自从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之后，一直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国家关系，基本没有兵戎相见。但是，在熙宁八年这一年，辽忽然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想把国境线往南移到黄嵬山一线。对宋神宗来说，不能随随便便答应辽人的要求是必须的，因为虽然国境线南移也不过三十里，但一旦答应了辽人，将有可能令辽人的野心急剧膨胀，亦即让它在这次得利之后胃口大开，进而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

显而易见的是，在沈括之前受命去处理这一棘手的外交争端的北宋大臣，没哪个能抓住牛鼻子——即当年宋朝与辽订立的边界协议，是以长城为两个国家的分界线的。没有抓住，只能两眼抓瞎、徒费口舌。而这样做，对于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辽人就过去两国交往的历史来看，战斗力远比宋朝更为强劲，所以，如果一言不合动起武来，十之八九吃亏的是宋朝——也不只是可能损兵折将、虚耗国用，没准儿还会丧失一定面积的领土。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宋神宗让沈括去处理这件事，对沈括来说，压力一定很大。然而，沈括最终却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个，是因为他手头拥有铁证：两国当年订立盟约的原始档案。

别的大臣，为什么没人能够想到查阅原始档案，用事实说话？恐怕跟这些大臣的头脑相对简单，没沈括这样敏锐有关。换个角度说，沈括的个性和特点决定了他处理此类问题的时候，考虑问题相当缜密与踏实：今天的我们提起沈括，在他政治家的衔头之外，不该忘记的还有一个科学家——沈括一生，在天文、数学、物理、地理、医药等学科中都有相当辉煌的成就。而作为科学家，想要取得这样的成就，认真与踏实，注重分析思考与调查研究，是其个性特点必须具备的品格。

当然，这样的品格，也不只是科学家所需要的，同样也是作为政治家不可或缺的。我们都还应该记得毛泽东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是怎么深入农村进行调查，进而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让他的报告详实而极具说服力的。或者说，作为政治家，如果只满足于道听途说，以及他人提供的属于二手性质的资料便做出判断与决定，那么，是极有可能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的。这样的结果，必然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因此，沈括这种处理复杂而敏感的事务，能够耐下心来认真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进而稳稳地抓住牛鼻子的做法，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