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武则天时期，同州下邽县（今陕西渭南）发生了一起命案。

凶手叫徐元庆，驿站的一名服务生，而死者叫赵师韫，是一名即将赴朝廷上任的御史。

朝廷大吏被杀，干系重大，此案层层上报，最终送到了武则天面前。（按唐律，死刑犯需皇帝核准）。

饶是武则天通晓经典，对这个案子也皱起了眉头，不得不喊来大臣们一起讨论案情。

那么，徐元庆杀人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话说这位赵师韫，之前曾任下邽县县尉，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局长，在任期间杀了一名叫徐爽的人。

徐爽的儿子就是徐元庆，此人为了报仇，隐姓埋名进入驿站做了一名服务生，伺机等待赵师韫路过。因为古代的官员出差赶路，中途肯定会夜宿驿站。

果然，赵师韫被调任京官以后，刚好就路过这家驿站，于是夜深人静时刻，徐元庆提刀进入赵师韫房间，将其杀死。

事后，徐元庆并没打算逃跑，反而是到官府自首。

这起案件为何让武则天发愁呢，原因就在于，按照礼制，徐元庆替父报仇，天经地义，但是按照法制，徐元庆蓄意谋杀，理应伏法。

毕竟，在《礼记》中，孔子明确提出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说法。

"父之雠，弗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交游之雠，不同国。"

大家要知道，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在大唐时期地位极高，再加上科举制的推行，底层群众的识字率也颇为改善，于是比较通俗易懂的《礼记》反而在社会上下面都拥有极其广泛的影响力。

礼和法原本是相互作用，然后来维持社会秩序的，但是现在让人头疼的是，同时被大家推崇的两个价值观，彼此之间居然发生了冲突。

所以这个案子如果处理不好，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度的思想混乱。

此案经过大臣们讨论以后，多数人都认为徐元庆替父报仇，孝义可嘉，应该赦免。

就在这时，一个叫陈子昂的右拾遗站出来，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陈子昂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那位写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初唐大诗人。

顺道科普一下，拾遗这个官职，品级虽然比较低（正八品），但是属于跟在皇帝后边替皇帝检查疏漏的一个谏官，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官职。白居易和杜甫都曾经干过这个活。

陈子昂认为，按照国法，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徐元庆理应处死，但念在其为父报仇，情有可原，应该在处死以后，在其家乡对其进行嘉奖，以表彰其孝行。

不仅如此，为了告诫后人，陈子昂还建议朝廷将他的这份奏疏刊发全国，作为地方官断案的参考。

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案子才被记录在了《旧唐书》中，名字就叫《复仇义状》。

武则天觉得在理，于是按照陈子昂的建议结束了这个案子。

然而在徐元庆案发生七十年之后，另一位大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这位大家更熟悉，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

柳宗元也向当朝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名字就叫《驳复仇义》，在奏疏中柳宗元对徐元庆案做了一个独到的解读。

首先，礼的作用是啥？不就是明确是非，防止社会秩序混乱嘛？

所以如果徐元庆他爹该杀，那徐元庆就不该报仇，否则就是跟国法对抗，如果赵师韫杀徐爽属于滥杀无辜或者错杀，那不需要徐元庆动手，朝廷就应该替他报仇。

这句话直接切中了此案的要害，即，徐元庆的父亲到底该不该被杀。

所以，这就衍生出了第二个矛盾点，如果徐元庆案罪该死，那就杀掉他，如果他做的是对的，那就应该表彰他，怎么能既处罚又表彰呢？

这不是精神分裂嘛？

柳宗元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在《春秋》的三大教辅材料之一的《公羊传》中，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父受诛，子复雠，推刃之道也。

我们知道，公羊传是对春秋的解读，因为孔子作春秋，惜字如金，很多内容大家完全看不懂，于是后人就编写了三部教辅资料，方便大家理解春秋，这就是《春秋三传》。

而公羊传就是其中之一。

上述这段话，是公羊传对于《春秋》中“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柏举之战），楚师败绩。”的解读。

春秋的笔法素来讲究微言大义，用简单的几个词，表达孔子对该事件的褒贬，比如上文中，“子”是古代对于成年男子的尊称，蔡侯和吴王联合跟楚国作战，而孔子在这里称呼吴王阖闾为“子”，说明他认为此战中，吴国的出兵是正义的。

为什么正义的呢？

一是受蔡侯求救，抵抗楚国进攻，因此吴国虽然是个蛮夷，但有为中原分忧之心。

二是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平王所杀，伍子胥为父报仇，天经地义，因此战有吴国替伍子胥报仇的情分，所以孔子认为伍子胥报仇合理，并且因此称呼武王阖闾为“子”。

“诛”一般表示上级杀下级，是以有道杀无道，是以正义之刀杀有罪之人；反过来则是“弑”，下级杀上级，无道杀有道，有罪杀正义。

所以按照《公羊传》那句话的观点，如果做父亲的，没有罪行而被国君杀掉，那么儿子是可以跟国君断绝关系并且复仇的，反过来，如果父亲是有罪而被杀，那么儿子就不能复仇，否则就是“推刃之道”，也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意思了。

既然讲到这里，我们顺便再衍生一下。

这里的国君，特指是诸侯，如果诸侯做错了是，当事人可以离开诸侯到其他国家，所以叫断绝关系，但如果是周天子做错了是，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即便是到了别的国家，也没法跟周天子断绝关系，所以君臣之义是不可以断绝的。

也就是说，如果诸侯错杀了父亲，当儿子的可以断绝君臣关系去复仇，但如果是天子错杀了父亲，那么儿子就不能去复仇，因为你终归是断不了君臣关系。

讲了这么一大段，其实都是在说伍子胥出逃楚国，借用吴国力量为父报仇，并且被孔子所肯定的事情。

可见儒家学说并不只是一味的教人怎么忠君爱国，与人为善，偶尔也会教人怎么复仇，怎么杀人。

而柳宗元在《驳复仇议》中引用这个典故，其实就是在给自己找“礼制”上的依据。

是对就要褒奖，是错就要惩罚，礼制和法制的作用必然是同向的，怎么能够自相矛盾呢？

柳宗元在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即，什么叫“仇”？

按照孔子宣扬的礼法，蒙受冤屈而死，才叫仇，按照法律判决而死的，那不叫仇。所以《周礼》中也有规定：

“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

所以如果按照伍子胥替父报仇的标准来判决徐元庆这个案子，那么事情就比较简单了。

柳宗元的结论是：

徐元庆不忘父仇，这是孝，报完仇以后不跑路，不怕死，这是义。

徐元庆能够恪尽孝道，又能为义而从容赴死，一切都合乎礼制，这样一个讲究人，怎么会与国法相抗衡？

潜台词就是，徐元庆这样一个奉公守法讲究道义的人，之所以选择了为父报仇，那就说明他爹应该是死于非命，所以整个案件到此也就水落石出。

即徐元庆不该死。

柳宗元的观点收获了后世无数好评和疯狂点赞，曾国藩云：“子厚此议最为允当。

尽管儒家学说放在今天已经不适合现代文明社会，春秋决狱也早已过时，但其中蕴含的一些思想却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礼在今天，相当于社会价值观，法自不必多言，自然就是法律。

就像柳宗元在《驳复仇议》中的观点一样，礼和法的根本作用应该是一样的，而不应该互相矛盾。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我们的法律在根本上也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