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2日下午3点25分，32岁的挪威男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驾驶一辆装满自制炸药的面包车驶向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政府办公区。

布雷维克熟练地将车停在建筑前，然后从容地离开，步行到附近的小巷。他身着警察制服，背着一个装满武器和弹药的背包，仿佛只是一名普通警察，正在日常执勤。

几分钟后，车内的炸弹被引爆，整个市区都被震撼了。爆炸摧毁了周围数栋建筑，玻璃碎片犹如子弹四射，浓烟滚滚笼罩了整个街区。

这场袭击导致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更多的市民陷入恐慌。目击者回忆说，当时街道上遍布残骸，哭喊声和救护车的警报声交织成一片。

布雷维克站在远处，冷眼旁观。而这，只不过是他计划的第一步。

爆炸现场

从奥斯陆爆炸现场离开后，布雷维克驾驶一辆租来的白色货车向于特岛方向驶去。他已经换上了一套更为正式的警察制服，佩戴伪造的徽章，车内的后备箱则装满了自动步枪、手枪和弹药。

于特岛位于奥斯陆以北约40公里的地方，是挪威工党青年团的夏令营活动地。当时，岛上有近600名年轻人，他们正参加为期一周的活动，主题是政治与社会问题讨论。

布雷维克的目标，就是这里的一群未来精英。

下午5点多，布雷维克到达了码头。他以市中心发生爆炸为由，自称是派来保护年轻人的警察，并轻松获得了渡船船长的信任。

登岛后，他迅速找到组织者，声称要召开安全会议。在组织者带领下，他走向人群密集的活动中心。

站在人群前，布雷维克从腰间抽出手枪，直接向组织者的头部开了一枪。周围的年轻人惊恐万分，四散奔逃。

布雷维克重返现场复原屠杀经过

布雷维克却显得异常镇定，一边开枪一边大声喊道，“别害怕，我是来帮你们的！”

于特岛地形复杂，林地、岩石和湖水交织在一起。许多年轻人跑向树林试图藏匿，也有人跳进冰冷的湖水希望游到对岸。

然而，布雷维克对岛上的地形了如指掌，他的步伐迅速而稳健，精准地找到躲藏的年轻人并开枪射击。

一位幸存者回忆，布雷维克当时如同一台“毫无感情的杀戮机器”。他曾靠近一群已经中弹倒地的年轻人，逐一补枪，确保他们死亡。有幸存者听到他喃喃自语，“你们这些叛徒，得死。”

警方在接到求助电话后迅速赶往现场，但由于于特岛与陆地间的水路隔绝，行动受到严重延误。枪击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后特警才登岛，此时岛上已经血流成河，尸体横陈。

挪威特警登岛

布雷维克的投降与他的行动一样冷静。他举起双手，面无表情地告诉警方，“我是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我完成了任务。”

随后，他开始详细陈述自己袭击的动机和方法，仿佛是在谈论一件普通的工作。

在警方审讯中，他声称自己的目标是“打击多元文化和移民”，并将这些年轻人称作“政治威胁的未来代表”。他承认，炸弹和枪击只是他更大计划的一部分，但他毫无悔意。

在于特岛上，布雷维克共造成了69人死亡，其中2人是工作人员，其余67人均为参加夏令营活动的青年学生。

警方为遇难者收敛遗体

首都政府大楼的爆炸案和于特岛的枪击事件，是挪威自二战以来所发生的最恶劣的暴力犯罪，因此对布雷维克的审判受到了格外的关注。

但布雷维克的庭审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剧性。开庭第一天，他身穿一套黑色西装，神情严肃而自信。

当法官要求他站立说明身份时，他用右手行了一个纳粹式的举手礼，随后微微一笑，仿佛整个庭审是为他个人表演准备的舞台。

面对审判，他不仅承认自己策划并实施了2011年的爆炸和枪击事件，还大方地宣称这些行为是“必要的政治行动”。

他的发言震惊了在场的法官、检察官和旁听的受害者家属。他声称自己是为了“保护欧洲免受多元文化侵蚀”，将袭击描绘为“反击移民”的一部分。

当法庭展示于特岛枪击案的照片和录像时，许多受害者家属当场哭泣，甚至有人失声尖叫。然而，布雷维克的神情却毫无波动。

他偶尔低头在笔记本上记下几笔，仿佛是在为自己总结庭审要点。

2011 年 7 月 22 日，奥斯陆为布雷维克恐怖袭击事件的遇难者修建了纪念碑

布雷维克的律师团队以“不认罪但承认事实”的方式为其辩护。他们的理由是，他的行为不属于普通犯罪，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战争行为”。

布雷维克显然对这一策略非常满意，他利用庭审时间详细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甚至还递交了一份长达1500页的“宣言”，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反全球化斗士”。

在长达十周的庭审过程中，他多次以演讲的方式为自己辩护。他的发言逻辑缜密，却充满了极端主义的思想。

他详细描述了如何策划袭击，从购买化肥制作炸药到锁定目标群体的每一个细节都条理清晰。这些陈述让旁听者既愤怒又害怕。

一位受害者家属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的冷静和自信让人不寒而栗。他根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任何事。”

布雷维克还提出，他应该被认定为“健康的意识形态战士”，而不是精神病患者。他甚至拒绝心理健康评估，坚称自己是“完全理性”的。

他的言论不断刺激着法庭上的每一个人，但他似乎享受这种过程，仿佛将庭审视为推广自己思想的舞台。

于特岛幸存者

2012年8月24日，挪威法院宣布了判决结果。布雷维克被判21年监禁，这是挪威法律允许的最高刑罚，但可根据危险程度无限期延长。

法官裁定他心理健康，不存在精神疾病，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完全责任。

法庭宣判当天，受害者家属和幸存者聚集在一起听取结果。许多人对这一刑罚表示失望，认为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失去的生命。

一位母亲在判决后接受采访时控诉道，“我的孩子永远回不来了，而他却能在监狱里继续活下去，甚至可能享受比普通人更好的生活。”

事实也确如这位母亲所言。

布雷维克被送往挪威东南部的斯基恩高安全监狱，这里被认为是世界上条件最好的监狱之一。

监狱宿舍

他的单元包括三个房间，一个是卧室，一个是学习室，另一个是健身房。每个房间都配备了现代化设施，甚至包括电视、电脑和视频游戏机。

监狱对他的管理异常严格，每天的活动被分秒规划，任何与外界的接触都被严格限制。然而，他的生活条件却远超普通囚犯。他能够学习大学课程，阅读书籍，甚至撰写文章。

2016年，他以“监狱条件过于残酷”为由起诉挪威政府，声称自己被“剥夺了基本人权”。他的投诉包括食物过于单调、没有合适的咖啡杯以及被限制游戏时间。

例如，他声称他玩的游戏《雷曼革命》是一款针对三岁儿童的游戏。

这一举动激怒了许多人，尤其是受害者家属。一位幸存者公开表示，“他应该为自己的罪行感到羞耻，而不是抱怨生活的不便。”

而布雷维克投诉的结果是，他获得了挪威政府3.6万欧元的精神损失费赔偿，约等于27万人民币。

布雷维克不满被单独监禁

挪威政府和法律部门确实在竭尽全力地用最严厉的法律来制裁布雷维克，但就从结果来说，顶多是做到了隔离布雷维克，不让他与其他囚犯接触。

以及在2021、2022，以及2024年拒绝了他的假释申请。

2024年年初，布雷维克的律师斯托维克表示，孤立导致布雷维克产生自杀倾向，并且对抗抑郁药物百忧解产生依赖。

但也仅此而已，而且所有人都知道，所谓的“自杀倾向”和“抑郁症”是布雷维克故意的托词。

2024年，45岁的布雷维克在法庭上出席

对于幸存者而言，这场灾难带来的伤痛可能是一生的阴影。一位幸存者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多年来无法走出恐惧的阴霾，总会在梦中听见枪声。

另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哽咽着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孩子“能够继续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