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初时期

1950 年 1 月 18 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确立了外交关系。那时，越南才刚刚挣脱殖民统治的束缚，于艰难的抗法斗争里渴望得到国际援助，而中国这个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了越南首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度。在越南，把 1 月 18 日设定为“外交胜利日”，以此向中越友好关系的起始表示敬意。

在越南早期参与革命的领导者当中，胡志明指派了适合的人去担任驻中国代表，这人便是黄文欢。黄文欢是很早就跟着胡志明开展反殖民斗争的重要一员，在越南革命的历程里沉淀了大量经验，是老一辈革命家中的核心人物，深受信任。

黄文欢中文说得特别溜，这样一来，他跟中国领导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交流的时候，语言方面没啥问题。他的书法那叫一个厉害，常常能用漂亮的毛笔字把越南文化的深厚内涵给展示出来，也因此获得了中国人的敬重。不过呢，虽说黄文欢的革命经历很丰富，但他从来没干过外交方面的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外交方面的工作才刚开始。周恩来总理特别看重对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的培育，还亲自牵头搞了个专门的外交官培训班级。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归国华侨的黄文欢，得到特别准许能参加这个培训班。他用“老蔡”这个化名，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投入到培训班的学习当中。虽说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不过他所表现出来的学习态度和能力，跟其他学员是一样的。

黄文欢的从政经历和面临的难题

1971 年，黄文欢的政治生涯迈上了新台阶。他当选为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以及法律起草委员会主任，此职位手握立法大权，颇为重要。就在同年底，他还进入了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然而，1976 年北越和南越实现统一后，越南步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这时，黄文欢所面对的形势愈发繁杂且严峻。越南统一后，本应着力于国家的重建工作，可在黎笋的带领下，越南的政策逐渐走向极端。黎笋不但推行亲苏的政策，还对中国采取挑衅的姿态。这一策略的改变使得中越关系急剧恶化，致使两国边境的紧张态势不断加剧。黄文欢目睹此种变化，内心十分忧虑。他在政府内部的众多场合，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黎笋的亲苏反华政策。

针对中国的挑衅之举，像边境冲突以及侵占岛屿这类行为，让局势变得更为紧张。面对黎笋越发强硬的方针，他决定在党内和议会里表明态度，坦率地指出这些政策存在的危险。他表明，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越南革命的关键成果，倘若破坏了这一关系，会给越南的将来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黄文欢的反对态度致使他在越南政坛中渐渐变得孤立无援。黎笋以及他的拥护者容不下不同意见，对有异议的人实施排挤和打压的举措。黄文欢尽管还担任着职务，然而他在决策时的实际作用却开始减弱。同一时间，他的公开反对还招致了更多的政治压力。即便这样，黄文欢也没有畏惧后退，他持续凭借自己的职位表达看法，想要唤起党内对黎笋政策的不满情绪，并且呼吁重新思考国家的发展方向。

然而，时间不断流逝，黄文欢的状况愈发艰难。他的反对看法渐渐被置于一旁，黎笋的极端政策仍旧在越南内部处于主导位置。越共四大举行之时，支持黎笋的派别已然掌控了绝对的主导权。黄文欢的反对之声被当作“执拗”和“危险”的，与新政权的方向不符。在会议的探讨和表决进程里，他的名字渐渐被有意地忽视掉了。在这样的情形下，黄文欢最终被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他在越共高层的政治影响力很快就被边缘化了。

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篇社论，由此开启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篇章。

中国长时间对越南的挑衅予以克制，然而越南不仅没有缓和态度，还愈发过分。黎笋政府的军事行为致使边境地区的中国居民频繁遭到袭击与伤害，也对边境的经济及社会秩序造成破坏。鉴于此情况，中国最后决定展开反击，以此捍卫国家主权以及边境安全。

自卫反击战打响后，越南自称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在实战中把自身弱点给暴露出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凌厉的攻势挺进越南境内，只用了一个月，就给越南军队以沉重打击。黎笋老是宣扬越南的军事力量，想要营造出越南很强的样子，可在中国军队跟前，这种假象被完全打破了。战争结束后，中国军队达成作战目的后就快速撤回国内，这说明中国没打算长期占据越南的领土。

黄文欢的出走与患病说明：将“流亡”改为“出走”，“疾病”改为“患病”，使表述更加口语化和简洁。

在这个时候，黄文欢的政治处境变得越发艰难了。他由于公开抵制黎笋的亲苏反华政策，慢慢成了黎笋政权的心头大患。黎笋为了能全方位掌控他的情况，偷偷在黄文欢的住处装了窃听器，周围还安排了不少暗哨，把他的日常生活和行动管得特别严。这种高强度的政治氛围，让他快被孤立了，也使他在党内说话和做事都受到了限制。实际上，黄文欢已经差不多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他跟外界的任何联系都遭到了极大的干扰和阻拦。

1979年，黄文欢的身体变得很差，越南医院诊断他得了肺结核。因为越南的医疗水平不高，没办法给出有效的治疗办法，医生就提议让他去国外治病。这时候，黎笋政权安排黄文欢去东德的东柏林医治，看上去是为他的健康着想，其实是想借此把他从越南的政治舞台上“挤走”。

7月的时候，越南政府安排黄文欢出发前往东德治病，他就此启程。不过，这趟行程的航线不是直接抵达东柏林的，飞机得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作中途停留。

当飞机抵达卡拉奇后，黄文欢的健康状况一下子让人揪心起来。他的随行人员看到，黄文欢面色苍白，一脸疲惫。他用手捂着胸口，喘着粗气向负责监视他的人表示，自己的身体受不了再长时间飞行了，胸口疼得很厉害，得休息几天才能接着赶路。虽说随行的监视人员心里有些怀疑，可黄文欢终归是党内资历很深的革命家，要是在途中出了啥状况，这责任谁也担不起。没办法，他们只好准许他先在当地的一家宾馆住下。

住进宾馆后，巴基斯坦这边安排了一位医生给黄文欢做些基础检查。医生觉得他得休息，就给他打了一针用于保健的针，然后就走了。趁这个机会，他赶紧换上平常的衣服来隐藏自己的身份，悄悄地从宾馆的后门将自己给“放”了出去。

黄文欢在卡拉奇的街道上走得很急，他清楚时间不多了，后边盯着他的人没准啥时候就会察觉到他要走。他赶忙叫住一辆出租车，尽量简单地跟司机说自己要去中国领事馆。

最终黄文欢辗转到了北京。到北京后，他马上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结果医生发现原先的诊断有误，他得的不是肺结核，而是已处于晚期的肺癌。

黄文欢被确诊病情后，中国政府即刻安排他到解放军301医院进行医治，为他提供了最优的医疗条件并给予悉心照料。尽管他的病情已然相当危重，不过凭借专业的医疗队伍以及系统化的诊治，他的生命得到了维持。

黄文欢在晚年进行了抗争并最终获得平反。

除了将胡志明遗嘱被篡改的实情揭露出来，黄文欢在发布会上还对黎笋执政时的对外政策失败予以全面批判，尤其是亲苏反华路线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黄文欢虽在他乡发言，但对越南的政治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黎笋的离世以及越南政治环境的逐步改变，黄文欢的立场与观点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纳和认可。

在胡志明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越南政府只得公开表明，胡志明的遗嘱确实有一份附录，而这附录长期未予公布的情况，确证了黄文欢的指责。另外，越共中央也对胡志明的逝世日期予以更正，把官方所定的9月3日调整为9月2日。

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在北京因病离世，享年86岁。他的晚年是在北京度过的，躲开了越南国内的政治纷扰，不过他的思想与行动一直和越南政治紧密相连。在他病故之前，写下了一份简要的遗嘱《几句嘱咐》，以此表明自己对越南未来的深厚期盼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黄文欢逝世后，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李家忠所著的《震惊世界：越南领导人黄文欢来华前后》，刊载于《湘潮》2015年第5期，第45 - 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