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日军大力在士兵中灌输反对苏联红军的思想，我们的军队被说成是技术落后，在作战方面相当于1904-1905年俄日战争时的旧沙皇军队的水平。
因此，日军士兵看到在哈勒哈河战斗中，遭到我军坦克、飞机、炮兵和组织良好的步兵部队的突击时，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日军当局告诉士兵，他们当了俘虏也得被枪毙，而且，在枪毙以前还得折磨个半死。应当承认，这类宣传在当时对士兵是起了作用的。但是，事实粉碎了这些谎言。
我记得，8月里的一天，天刚亮，我在观察所，带来了一名已被蚊子咬得不像样子的日本俘虏兵，是被费久宁斯基团的侦察兵在芦苇丛里抓到的。
我问他，是谁在什么地方把他搞成这个样子的。他回答说，他和另一个士兵昨天黄昏受命躲藏在芦苇里，暗中监视俄军的行动，但没有给他们防蚊用具。
连长命令他们在芦苇中不许乱动，以免被发现。夜间蚊子袭来，他们咬紧牙关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动不动地直呆到第二天早晨，生怕被发现。
这个俘虏兵说：
“可是，俄国人一喊话，端起了枪，我就举手投降，因为我再也忍受不住这种折磨了。”
我们非常需要了解他被俘的那个地区的日军情况。为了使他开口，我命令给他半杯伏特加酒。使我吃惊的是，他看了看这杯酒，然后说：
“请您先喝一口，我害怕中毒。我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父亲开一个百货店，当然我是他唯一的继承人。”
我们的翻译说，根据日军当局发给士兵的“手册”，士兵应当口喊“万岁”英勇死去。而他笑了笑说：
“父亲嘱咐我，要活着回去，而不是死了回去。”
1939年8月30日，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的日军第6集团军被全部歼灭，乔巴山同志来到我们部队表示衷心感谢，他感谢苏联战士以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他们对所承担义务的忠诚。
苏蒙军队的毁灭性反击，使得日军一个集团军精锐部队遭到前所未见的全军覆没，迫使当时日本执政当局重新考虑对苏联武装力量战斗力的估价，特别是对苏联军人政治上坚定性的估价。
诺门坎战役中苏军缴获的日军装备 图片来自网络
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在1939年11月7日的命令中写道：
“哈勒哈河战斗的参加昔——战士和指挥人员获得了真正的荣誉。参加哈勒哈河作战的军队，表现出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卓越地执行了战斗命令，应受到嘉奖。”
我们军人英勇行为的灵魂是共产党及其前线机构——军队党组织，共产党员以其英勇的表率作用鼓舞军人建立战斗功勋。
必须指出，有些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以其卓越的组织活动、党政措施、灵活的指挥，加速了对日军的粉碎，使苏联军队获得荣誉。
对尼基舍夫（师级政委）我怀着亲切的怀念，他是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原则性很高的共产党员，善于妥善处理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无论情况多么复杂、紧张，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分歧。
所有我们这些参加过哈勒哈河作战的人，听到他在卫国战争初期阵亡的消息时，都万分悲痛，他死于乌克兰，当时担任西南方面军第5集团军军事委员的职务。
我们也绝不能忘记斯穆什克维奇、格里采韦茨、扎巴卢耶夫、克拉夫琴科、斯科巴里欣、拉霍夫及其他飞行员的功绩，他们树立了英勇、无畏的典范。
格里采韦茨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一次，在追击日军机群的时候，歼击机飞行员苏联英雄格里采韦茨发现自己指挥员扎巴卢耶夫的飞机掉队，他在向逃窜的敌机打了几个点射以后，暂停追击，开始寻找不知下落的飞机，在最后一次进行攻击的地域的上空打圈子，发现那架飞机坠落在日军范围内的草原上。
格里采韦茨立即向下进行超低空飞行，看见扎巴卢耶夫躺在飞机旁边，很明显，是飞机出事了。
怎么办呢？格里采韦茨不顾在敌人后方降落的极大危险，毅然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救出自己的指挥员，正如我们在苏沃洛夫时代已确立的信条：
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出同伴。
这位勇敢并始终十分沉着的飞行员，熟练地将飞机降落在满是弹坑的场地上，很快地滑行到扎巴卢耶夫的身旁，他把扎巴卢耶夫硬塞进单坐飞机的坐舱里。然后，在惊慌失措的敌军士兵面前，把带着双倍负载的飞机迎风飞上天空，顺利地飞回机场。
在一次对日军的侦察性战斗中，卡斯佩罗维奇少校的支队里一辆嘎斯汽车被打坏，司机季莫欣列兵没有抛弃汽车，而是留在战场上，在中间地带，努力修车。
日军发现我们这位战士大胆的行动，决定要活捉他，季莫欣象真正的苏联战士那样进行抵抗，身受重伤。这个时候，支队长卡斯佩罗维奇，不顾当时严重的情况，冒险的抢救自己的战士。
他命令直接瞄准火炮对敌人的火力点集中射击，并将全连展开，向敌人进攻，而他乘坐的装甲车全速向季莫欣的汽车靠拢，将损坏的汽车挂在装甲车后面拖回；
当把季莫欣拖回驻地后，季莫欣含着热泪感谢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死亡中救回来的指挥员和同志。在他被送进医院以前，他说：
“我毫不怀疑，你们是不会忘记我的，不会让我一个人遭受不幸。我亲爱的朋友，只要我稍加治疗，我就回来和你们在一起。”
飞行员、苏联英雄斯科巴里欣上尉在敌我悬殊的战斗中，援救了自己的战友武萨上尉，他大胆地冲撞日军歼击机并在击落该机后，又与另两架敌机作战。
当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看出他们是在与什么样的人战斗时，立即转向自己的机场方向逃窜，斯科巴里欣的飞机受到重创，仍顺利地飞回机场。着陆后，在他飞机的机翼上发现有日军歼击机掉落的碎片。
在空战中表现特别突出的是苏联英雄拉霍夫上尉。7月29日，他单个遇见了一个极有作战经验的日军空军飞行员——竹尾。
旋转几次以后，拉霍夫迫使敌人卷入战斗，日本飞行员竹尾使出其全副本领，但其飞机仍然被拉霍夫击毁，这个日本人跳伞后，当他发现降落在蒙古领土上企图自杀时被俘虏。
他从惊慌中恢复过来，受到红军军官良好的待遇，一再要求见一见能如此巧妙地作战并击毁了他的飞机的那位飞行员，当拉霍夫走近他时，这个日本人向他深深地一鞠躬，向胜利者致敬。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许多指挥员。
伪装攻击的苏军坦克 图片来自网络
在哈勒哈河地域战斗行动开始时，费久宁斯基是主管行政事务的副团长，当摩托化第24团需要指挥员时，第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就是费久宁斯基。
我们没有看错。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他都能定下正确的决心，当我军发起总攻时，该团在他的指挥下，仗打得很漂亮。
在哈勒哈河战斗行动近结束时，费久宁斯基被任命为第82师师长。这个师在卫国战争第一阶段在莫扎伊斯克方向进行了极为顽强的防御战，他还曾成功地指挥过西南方面军的一个步兵军，后来又指挥过列宁格勒附近的第42集团军。
波塔波夫（旅级）是我的副司令，肩负着组织各兵团和各兵种协同动作的重担。
开始总攻时，波塔波夫受命指挥集团军群翼侧的主要集团，他异常沉着，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惊慌失措。甚至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绝对镇定，这一点很受部队欢迎。在卫国战争中，指挥西南方面军第5集团军时，他也是如此。
通信联络在战斗和战役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想谈一谈列昂诺夫上校的功绩，他在任何情况下，均能保障对部队指挥所必需的不间断的通信联络。
党组织在完成战斗任务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集团军群政治部主任戈罗霍夫（师政委级）、巴比丘克（团政委级）、特别军党委书记波莫盖洛和政委扎科沃罗特内都始终站在政治工作的最前列。
在兵团一级的政治工作人员中间，摩托化装甲第9旅的政委瑟切夫（团政委级）表现特别突出，他曾经是乌拉尔的一个冶金工人，往往能在困难的情况下掌握住自己的部队并能以本身的英勇行为激励部属建立战功。
在卫国战争年代，他作为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也以同样大无畏的精神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医务工作人员在困难的野战条件下，日以继夜地辛勤劳动，他们救死扶伤，而且不仅对我们的指战员如此，他们还以极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被俘日军的伤病员。
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与阿胡京教授一起工作的情况。有一次，人们向我报告，阿胡京教授在连续完成几个手术已累得几乎站立不住的情况下，命令在他身上抽血输给一个受伤的指挥员。
我打电话给他，劝他从较年轻的医生身上抽血。可是，阿胡京教授简短地回答说：
“我没有时间去寻找合适的血型”
他请求我不要阻拦他，立即把自己的血献给了伤员。
阿胡京教授对后方医务体系的统一化考虑得很周到并组织得很好，还对蒙军医务工作人员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尽管每昼夜工作15-18小时，但他对外科医生的训练和提高仍然非常注意。
我认为，凡是和阿胡京教授一起工作并向他学习过的人，都在外科手术方面有很高成就，这一点也不过分。
当今著名的外科医生、科学院士维什涅夫斯基就是在他的指导下顺利开始工作的。
在哈勒哈河地域行动的蒙军与苏军配合得很好。在前线，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到蒙军给苏军战士的动人的信：
亲爱的兄弟们，红军战士们！
我们，在哈勒哈河地域作战的蒙古人民革命军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以我们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全体蒙古劳动人民，向你们，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我们祖国的战士们，致以热烈的敬意，并祝贺你们成功地围歼了践踏我国土地的侵略者。
我国人民将把你们在哈勒哈河与日本匪徒英勇斗争的事迹用金字记入我国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史册。
如果没有你们兄弟般的无私的援助，就不可能存在独立、革命的蒙古国家。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就会面临满洲人民所遭遇的命运，日本侵略者就会粉碎并夺去我们的国土和劳动果实。
但这一切没有实现，也绝不可能实现，因为苏联正帮助我们，把我们从日本的奴役下拯救出来。
感谢你们，感谢苏联人民！
我有机会亲眼看到蒙军战士、指挥员树立的大量战功，愿意举出有卓越表现的一些人的名字：
战士奥尔沃，装甲车驾驶员哈扬希尔瓦，高射炮瞄准手丘尔捷马，甘鲍苏列纳，骑兵赫尔洛。
以蒙古人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勒霍格瓦苏伦（军政委级）为首的蒙古人民革命军司令部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
在为纪念哈勒哈河牺牲的英雄而树立的纪念碑上，刻有如下公正的词句：
“为捍卫热爱和平的蒙古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为保卫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在哈勒哈河地域与日寇作战中献身的苏军英雄战士和蒙古人民革命军英勇的战士，永垂不朽！”
苏联政府为了表彰苏联军人反日本侵略的卓越功勋，授予其中70人以苏联英雄称号。飞行员格里采韦茨、斯穆什克维奇、克拉夫琴科二次荣获苏联英雄金星奖章，我也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1972年，我因参加粉碎哈勒哈河地域日军的战役，按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的命令被授予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哈勒哈河战斗行动结束后，于1939年10月底，集团军群领导人和司令部回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
过去，我对蒙古的了解只限于书本上和报纸上，现在我有机会亲自看看这个国家。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蒙古人民的纯朴、善良和对苏联的信任。无论我走到哪里，在帐篷里或是房子里，在机关里或是部队里，到处都可看到他们把列宁像挂在最庄严的地方，每一个蒙古人在谈到列宁时，都满怀崇敬的心情。
我们的战士常常拜访蒙古朋友，而蒙古同志也常参观我们的演习和作业，在这些场合我们总是努力把战斗经验传给他们。
乔巴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蒙古人民十分尊敬和热爱乔巴山。八月份，当他来到我们在哈马尔--达巴山土的指挥所时，我和他成了好朋友。
他是一个杰出的非常热情的人，是苏联忠实的朋友，毕生同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作斗争。最后一次，我见到他是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当时他给前线红军战士送来了蒙古人民赠送的礼物。
我们看到泽登巴尔是一个有教养、很聪明的人，他与乔巴山和其他中央委员合作多年。1952年，乔巴山去世后，泽登巴尔任总理，现在他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兼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他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一切力量、知识和精力，为全世界的和平和民主而奋斗。
在尚未谈到卫国战争以前，我愿意先在这里说一说蒙古人民在我国进行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时期给予苏联的援助。
仅在1941年，苏联军人就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得到价值6,500万图格里克的140节车厢各种礼物。蒙古还通过对外贸易银行捐赠了250万图格里克，10万美元及300公斤黄金。
利用上述资金特别购制了53辆坦克（其中有32辆T-34型）。在这些坦克的侧面均写上了苏赫巴托及其他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名字。
这批坦克中的许多辆曾成功地与德军进行了战斗，并在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坦克第112旅的编成中一直打到柏林。
除了坦克以外，一个“蒙古牧民”航空兵大队交给了苏联空军。这一大队编入奥尔沙近卫航空兵第2团的编成内。这个大队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取得了不少的胜利。
1941-1942年，蒙古送给苏联红军3.5万匹马，这一批马补充了苏军的骑兵部队。
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乔巴山、泽登巴尔和其他国务活动家常常率领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代表团访问我们光荣的军队。他们每一次的到来都进一步巩固了苏联和蒙古人民之间的兄弟友情。
在哈勒哈河作战期间，泽登巴尔和苏联驻蒙古大使伊万诺夫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他们的关心，我们部队从来没有碰到过供应方面的困难。从那时起，泽登巴尔同苏联人民真诚地亲密合作，苏联人民通过他看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友爱的蒙古人民。
伊万诺夫在蒙古人民中间，在蒙古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尽力用言语和行动帮助蒙古朋友。
我们的部队回到冬季营房后进行战斗总结，我们高兴地看到，战士和指挥员的军事知识大大提高，作战部队向那些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部队派出了优秀的战士和指挥员，传授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军事训练的政治保障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所有这一切措施，在部队的训练和战备方面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1939-1940年在蒙古呆过的兵团于1941年调至莫斯科附近与德军作战，博得极高的评价，这绝不是偶然的。
1945年，苏联政府同反希特勒同盟国达成协议，为了消除来自军国主义日本的军事危险，它掌有针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远东地区的百万关东军，对日本宣战，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对日本宣战。
蒙古人民革命党、乔巴山和泽登巴尔领导的蒙古军队加入普利耶夫将军指挥的苏蒙骑兵机械化兵集群的编成，在苏军的右翼作战。
据我军战士、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反映，蒙军部队作战勇敢、机智并能很好地同苏军协同行动。
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乔巴山因战斗指挥出色，被苏联政府授予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副总司令员——蒙古人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泽登巴尔因出色地指挥蒙古人民革命军作战并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果敢，被授予库图佐夫一级勋章。
还有26人被授予红旗勋章，13人被授予光荣三级勋章，82人被授予“勇敢”奖章。1945年，苏联最高苏维埃总共奖励302人。
蒙古人民对苏联人民怀有真诚的友情。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给自己的孩子起俄国人名字的习惯，如奥罗斯（俄罗斯）、赛赛尔（苏联）、沃洛佳（表示对列宁的尊敬）、尤拉（表示对加加林的尊敬）等等，这就是证明。
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工业、农业、科学和先进技术在迅速发展，苏联及其他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对蒙古人民给予了大力援助。
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同外国侵略者作战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及其中央委员会。
…………1940年5月初，我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去人民委员部另行分配工作。
当我到达莫斯科时，政府颁布决定，授予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将级军衔，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授予大将军衔。
几天以后，我被斯大林亲自接见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
以前，我没有机会见到斯大林，在被接见时，我非常激动。除斯大林以外，房间里还有加里宁、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同我问好以后，抽着烟斗，立即向我问道：
“你认为日军怎么样？”
我回答:
“与我们在哈勒哈河作战的日军士兵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
下级指挥人员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迟疑。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习惯于墨守成规。”
“至于日军的技术装备，我认为是落后的。日军的坦克相当于我们的MC-1式坦克，非常落后，武器很差，最大行程小。
应当说，在战役初期，日军的空军比我们强。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改装的‘鸥’型和伊-16以前，他们的飞机比我们的优越。
在以斯穆什克维奇为首的一队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到来以后，制空权就很牢靠地掌握在我们手中。应当指出，与我们作战的是日本的精锐部队，是所谓的皇军。”
斯大林很注意地听我说的一切，然后他问道：
“我们的部队打得怎么样？”
我接着答到:
“我们的正规部队打得很好。彼得罗夫指挥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和来自外贝加尔由加拉宁指挥的步兵第57师都打得很出色。由乌拉尔调来的步兵第82师开始打得不好。该师的战士和指挥员训练时间都很短。这个师在开赴蒙古以前不久才加以扩充，补充了刚应征入伍的新兵。
“我们的坦克部队打得很出色，特别是由苏联英雄雅科夫列夫旅长率领的第11旅表现突出，但БТ-5和БТ-7式坦克太容易起火。
如果我没有这2个坦克旅和3个摩托化装甲旅，肯定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合围并歼灭日军第6集团军。我认为，我们必须大大扩充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
“我们的炮兵在各个方面都比日军的优越，特别是在射击方面。我们的部队整个地说比日军强得多。
“蒙古部队从红军方面获得了经验，受到锻炼，得到支援，也打得很好，特别是他们的装甲营在巴英查岗山打得很好。
应当承认，蒙古的骑兵易于遭受飞机袭击和炮火的杀伤，他们受到很大损失。”
斯大林又问：
“库利克、巴甫洛夫和沃罗诺夫是怎么帮助你的？”
我答道:
“沃罗诺夫在计划炮兵火力和输送弹药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至于库利克，我看不出他做了什么有益的工作。巴甫洛夫向我们的坦克手介绍了他在西班牙获得的经验，对他们很有帮助。”
我聚精会神地望着斯大林，可以看出，他在很有兴趣地倾听我的讲述。于是，我继续说：
“对于我们所有的部队、兵团指挥员、部队指挥员和我本人，哈勒哈河的战斗是一个学习战斗经验的好机会。我认为，日本方面如今对于红军的力量和作战能力也得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你谈一谈，我们的部队在哈勒哈河遇到些什么困难？”
加里宁也参加了谈话。
我回答说：
“主要的困难是物资技术保障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从650-700公里以外运来作战和生活必需品。
离我们最近的供应站在外贝加尔军区。甚至烧饭用的劈柴也得从600公里以外运来。车辆来往一趟是1,300-1,400公里，这要消耗大量汽油，而汽油也得从苏联运来。
“在克服这类困难方面，外贝加尔军区军事委员会和什捷尔恩上将及其部属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在哈勒哈河蚊子非常之多，这使我们部队非常伤脑筋。一到晚上蚊子就毫不客气地咬我们。日本人有专门的防蚊设备，可是我们没有，一直到很晚才装备了这类用品。”
加里宁又问：
“你认为，日本政府组织入侵，它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我答道:
“最近的目标是夺取哈勒哈河以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然后沿哈勒哈河建立筑垒地区，以掩护其筹划修建的第二条战略铁路。这条铁路将从中东铁路的西面伸向我外贝加尔边界。”
斯大林说：
“现在，你已经有作战经验了。你到基辅军区去，利用自己的经验训练部队。”
我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我没有机会仔细研究德国与英法集团之间战斗行动的过程，利用这个机会，我问道：
“如何理解西方战争的极端消极性？下一步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斯大林笑着说：
“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不愿认真对希特勒作战，他们仍然希望怂恿希特勒同苏联作战。
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不想束缚住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自己得为这种近视的政策付出代价。”
我回到“莫斯科”旅馆后，久久不能入睡，这次谈话时的情景萦绕在我的脑际。
斯大林的外表，他那低沉的声音，对问题深刻和具体的分析，渊博的军事知识，听取报告时那样聚精会神，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