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经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点将，王树声大将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

在王树声的领导下，总军械部上下同心协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为我国军械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王树声上任后还是遇到了一些难题，比如总军械部与军械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的矛盾就比较棘手。

从行政管辖的角度来看，军械生产部门归国务院直属，专门领导军械工业生产；而总军械部，主要是负责全军武器装备供应的。

两者的关系，恰似工业与商业；也就是，生产部门管生产，而总军械部管消费。

照理说，从实质上看，在我们国家，两者是不应该有什么对立的，因为都是为了我军现代化这一共同目标。但在实际交往中，双方由于认识水平的不一，常常发生一些利害冲突，有时甚至闹得不可开交。

原因倒也不太复杂，主要就是围绕军械产品的质量和价格问题。

生产部门，最初有一阵，军械产品质量普遍粗糙、不合规格，而且价钱超过了规定利润的百分之五，军械部门自然就不愿收货呷。

买方既不收，卖主就恼火，说什么：“我们就是专为你们生产的；你们不收，叫我们喝西北风？”

如此一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只有向上打“官司”。最终这个难题摆在国防部长彭老总面前。

当时在很多人看来，生产部门与总军械部的矛盾简直是不可调和的，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难度极大，为此有人设想了不少处理方案，其中不乏一些非常复杂的做法。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难题到了彭老总手中，却似乎变得非常简单了。他给王树声支了一招，那就是向军工厂派驻军代表，这个办法可以说快刀斩乱麻。

彭老总的这一招，虽说挺妙，可刚开始执行时，并不像预想中那么顺畅。

这是因为，军代表依旧归总军械部委派，职责是验收军械产品。既要验收，就不能马虎。不合格的产品，还是不能过关。

这样一来，生产部门就埋怨军代表“偏心眼”，有意“卡人”过不去；反之，如果不负责任地滥收，军械部门又不认这个账。

军代表轻则挨一顿批评，重则有可能受纪律处分。在这样的处境下，“两头为难”的军代表，除了向军械部领导“诉苦”，还有什么路好走呢？

王树声是很赞同“军代表制”这一办法的。他觉得，从根本上讲，这对产销双方都是有利无害的。因为军代表并不是单纯代表任何一方的“小利”，而是代表全国、全党和全军的。

所以，每当军代表前来“诉苦”时，王树声总是亲自热忱地接待，耐心地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了解他们遇到的各种困难；同时，开导他们，要充分认识军代表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并帮助他们总结工作经验，肯定成绩，找出弱点，一起商讨改进的办法。

他希望军代表们，工作中既要坚持原则，方式方法又要灵活多样，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工厂，多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有问题时依靠党组织解决，绝对不要指手划脚、盛气凌人。

王树声对军代表的这种领导艺术，的确使不少人受益匪浅，时常令大家“愁眉而来，笑脸而去”。

往常，新产的枪炮，按规定都必须进行“高膛压”、“精密度”等多项试验，每支枪、每门炮都要打不少弹药。时间一长，这试验耗费的弹药就成百上千万发，对厂方是个不轻的负担。

现在，鉴于这些产品已定型，经过了大批量生产，工人们的技术已相当精炼；而且，通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绝大多数的产品是符合设计要求的。

据此，驻这些厂的军代表，向上级作了反映，提出了将原定的产品必须一一实弹试验，改为抽查三分之一和减少某些试验项目的建议，得到了批准。

这样一来，厂方减轻了不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都表示满意。

再如，重炮上配的大板斧，过去定价七、八元，买方一直认为太贵，对卖方有意见。

军代表作了分析，感到厂方在成本核算上有毛病。他们报告上级，请来了权威的成本会计，协助生产方精细核算，找出了漏洞。厂方作了改正，降低了大板斧的售价，军械部门也就满意了。

就是这样，驻厂军代表们在以彭德怀、王树声等首长的领导和支持下，以他们辛勤的、创造性的工作，作为桥梁和纽带，逐渐缓和、沟通了产、销双方的一系列矛盾，促使大家在为我军装备现代化这一共同的目标下，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果。

参考资料：《王树声传》（当代中国出版社）、《世纪风云中的共和国大将：王树声》（作家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