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这上百年，是中国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时期。 不知道是是否真的是因为秦朝的焚书坑儒，让整个社会体系的传承，在这段时间发生了断档，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与汉代之后，截然不同。 要知道，自汉代以来，中国的绝大多数的体制，就没有再发生重大变革了。 就比如关于国家义务这件事，在春秋时代，只有贵族才是国家的一员，舍生忘死为国打仗既是贵族的义务，也是贵族的荣誉，平民百姓只配给贵族老爷们打打下手，搞搞后勤。 说白了，老百姓其实连打仗的义务都没有，因为他们大概率连人都算不上，在贵族眼里，平民百姓大概就跟战马一样，或许还不如后者值钱。 进入战国时代，战争规模扩大，贵族不够用了，平民百姓纷纷踏上战场。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其实是平民百姓地位提升的体现。 那么，如何驱动老百姓打仗呢，毕竟，贵族是有荣誉感的，平民百姓地位实在太低，哪来的荣誉感可言呢？ 统治者想出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通过威逼加利诱”——最典型的就是商鞅变法之后，老百姓可以拿人头换爵位，没有战功的话，日子就注定过得低别人一等，被有战功的隔壁邻居当奴仆使唤。 要知道，在当时的主流观念里，平民百姓属于“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什么责任啊，义务啊，只可以约束君子，对小人管用的就只有利益驱动。 这就是始皇帝之前，我们社会的基本情况。 等到了汉朝，社会又朝着我们今天的样子前进了很大一步，最关键的，就是所谓“贵族的消失”，中央集权成为大势所趋，贵族阶层式微，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似乎平民百姓的相对地位，也就提升了。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司马相如的那篇文采斐然的《喻巴蜀父老檄》——除了歌功颂德外，政治宣传上终于开始“小人喻于义”了，培养平民百姓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意识，让他们可以自觉自愿地为国纳税，为国服役，甚至为国捐躯。 我们可以具体来看看—— 在谈到北方边郡的百姓到底为什么觉悟这么高呢，司马相如的原话是：“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这句话的意思不难理解，他们更有远见，对国家危难能够感同身受，所以乐于履行臣民的义务。 这个判断，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这句话的重要性，在于它明确提出了很接近于现代意义的国家概念，传递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也是距离当时已经两千年的我们所提倡的主流价值观）。让平民百姓认识到自己不再是皇帝的子民，不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和人力资源，而是这个伟大国家、伟大中华民族的一员，有责任和义务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以及皇家的荣誉而共同使力。 这种宣传方式，大家何等熟悉呢…… 一旦这种认知形成，就扎入了中国人的骨髓，再难也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