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偶拾

《尚书》周人称“夏”考

李 渊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

周人称“夏”，最早见于《尚书·周书》。《康诰》曰：“（周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君奭》盛赞周文王治国有方，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亦谓周代殷乃受天之命：“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

据现存文献，“周”乃周邦之通称，然而在《周书》中，周人又称作“夏”，而且是在殷亡周兴之时。为什么周人在殷周之际自称为“夏”？对于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不同说法。许慎《说文》曰：“夏，中国之人也。”宋儒胡世行、清儒江声、孙星衍、朱骏声、牟庭、王闿运等家从许说，释上引《尚书》之“夏”为中国。伪《孔安国传》的说法则有不同，以为“夏”指“诸夏”，谓：“始为政于我区域诸夏。”宋代苏轼《书传》等沿袭此说。

许慎《说文》所言“中国”之称谓，可能源自于商代或周初。商代甲骨卜辞有文：“戊申卜王贞受中商年…月”，“己巳王卜贞……岁受商……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胡厚宣先生认为，将“商”称为“中商”即后来“中国”称呼之起源。于省吾先生则指出，甲骨文中之“四土”均以“大邑商”为中心而言，至武王灭商后，方称洛邑附近的中原地区为“中国”。于先生此说，在金文及传世文献中多有证据。（见金文《何尊》、《尚书·梓材》等）据胡、于二位先生的考证，以“中国”释“夏”，与上引《立政》文相合。然而以“中国”释《康诰》、《君奭》之“夏”，则有些困难。尽管《诗》、《书》中有文王受命说，可是《康诰》则明言“区夏”在西土。“区”，《广雅》：“小也”。以“区”训“小”，“小夏”犹如《大诰》之“小邦周”。位居西土的“小夏”与“中国”之意，显然很难相合。

伪《孔安国传》的训释“区夏”，“区”作“区域”，“夏”作“诸夏”。“区”训“区域”，古人多有此训。可是，“夏”作“诸夏”也难以理解。上引《康诰》文：“（周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此“夏”始“造”，且与“一二邦”（即友邦）共同在西土扩展。“夏”与“一二邦”当有所区别，这样“诸”字是很难训出的，所以蔡沈《书集传》谓“始造我区夏”，不言“诸”字。其实，“诸夏”一词乃起于春秋之时。此时期，周天子势力衰落，失去对诸侯国的控制，中原周边的夷狄纷起。原先在周天子控制之下的诸侯国为与夷狄对抗，统称为诸夏，以示共同遵循中原地区文化而有别于夷狄。此时的“诸夏”已几乎等同于“中国”。关于这点，学者们多有论说。如钱穆先生指出，“诸夏”是华夷之辨的产物，它是以文化为划分标准的。陈致教授也认为，“诸夏”概念形成于平王东迁之后，其基准在于文化礼俗。所以，“诸夏”所表达的是西周以后把中原华夏文化与夷狄文化区别开来的观念。

那么，为什么周人在殷周之际多次自称为“夏”？这可能与殷亡周兴的历史背景有联系。周代殷而立，乃历史之巨变。周人对此历史之巨变，有冷静的思考。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灭殷后夜不敢寐，谓：“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在周人看来，不仅周代殷而且殷代夏皆天命转移的结果。而天命之所以转移，则在于统治者行为。《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周人认为皇天仅仅保佑有德之君王。《酒诰》称赞“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对殷纣王则大加谴责，谓其“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所以“天降丧于殷”。殷代夏也是如此。《召诰》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然而夏桀王则荒淫乱政，所以“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多方》）从夏、殷、周三代政权的更替，周人看到周与夏、殷的联系。有学者指出，周人称“夏”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为其取代殷找出理由，以维护其统治地位。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周人称“夏”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他们对历史变化原因的探寻中，意识到三代政权之间的联系，意识到变易的历史中有共同性的东西。此共同性的东西即呈现在天命之中的“德”，而统治者之“德”又是与民心联系在一起的。《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可见，周人称“夏”蕴含了较为深刻的以史为鉴意识。在《尚书·周书》中，“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的意思是很明确的。

不过，把周人称“夏”与以史为鉴意识联系起来，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对于周人来说，夏殷两代君王均有有德者和无德者，而且君王有德或无德均为其得天下抑或失天下的原因，为什么周人称“夏”而不称“殷”？关于这点，可能须从周人与夏人在历史上有某种特殊的联系来考虑。在考古学上，有夏、周同出于晋南说。王克林教授指出，从陶器的类型学判断，先周文化应该主要指汾水下游的晚期龙山文化、晋南东下冯文化直至西周各阶段的文化，而东下冯文化恰恰是夏文化的主要代表。据此可知夏、周有前后相继的关系。然而，这种说法在考古学上也有不同的意见。沈长云教授认为，二里头文化中具有的东方因素说明夏有可能起源于今河南东北部地区，而徐锡台先生则从陶器类型推测先周文化的基础是位于泾渭流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从考古学上确定夏与周是否有同源关系，还需要有更确切的资料。不过，据传世文献，还是可以看出周人与夏人有某些联系。《诗·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郑玄笺：“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垦辟则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远修禹之功。”如果说此句《诗》文，反映的是周人以修禹之功为荣的思想，而在《诗》他篇中则有直接说明周人与夏人关系的文句。如《诗·大雅·文王有声》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郑玄笺：“昔尧时洪水，而丰水亦泛滥为害。禹治之使入渭，东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于其旁地，为天下所同心而归。大王为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周人以为，“大王之为君乃由禹之功”。又，《国语·周语》载周人祭公谋父语：“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据传世文献，周人祖先在远古时代可能与夏人曾共同生活在某一个区域。如果说上引文献所反映的仅仅为传说，那么此类传说能长期流传也反映出周人确实有这样的思想。可以认为，周人灭殷后，以史为鉴，意识到政权之更替乃天命所为，周与夏和殷是存在联系的，而且他们也力图从历史中寻求此类联系。在周人看来，他们的先祖曾追随远古有德之王夏禹，夏禹乃尊奉天命的圣王之楷模。因此，周人代殷后自称为“夏”以示承夏禹之伟业，从而说明自己受天命的合理性，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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