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陶铸担任起了国务院副总理。

尽管如此，他依然还是选择了留在广东工作。不过到了1966年5月份的时候，这时的陶铸职务再次发生了变化，他担任起了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接到赴北京参加会议的通知后，这时的陶铸也意识到，恐怕这一次他可能真的要离开广东，离开一直深爱的妻子曾志了。

想到妻子曾志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这不禁让陶铸心中充满了忧虑。那时的他每次回家看到曾志时，总是会忍不住感到心疼，他想去告诉妻子曾志自己的决定，不过到最后却是欲言又止。

在启程前，陶铸意识到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向曾志说明，于是，就在这次吃午饭的时候，他还是开了口：“中央计划要调我到北京工作。”

听到丈夫的话后，曾志立刻问道：“中央这是让你去做什么？”

陶铸压低了声音告诉妻子说是：“中宣部部长。”

对丈夫的这一新职务，曾志并不看好，她很是担忧地说：“你做中宣部部长不太合适，宣传部长需要有很高的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我有些担心，你恐怕难以胜任。”

陶铸对此也是认可的。

接着曾志又建议他可以主动向中央辞职嘛，但陶铸却是很无奈地说道：“我还需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职恐怕是办不到的。这个问题我也是考虑了很久，也权衡了许多，既然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那我还是去吧。”

1967年1月4日，在团圆还没有到四个月之时，陶铸就失去了自由。在这段日子里，陶铸每日里都会花一部分的时间去学习马列书籍和以及主席的著作。此外，他有时候还会去练习书法。一天，陶铸在纸上写道：

自杀，这是有见不得人事才会做的，不想将自己问题给说清楚。当然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就是等见到了马克思，问题假如弄不清楚。那也不打紧，事实永远是事实，最后总是会弄清楚的，我相信自己的着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在陶铸失去自由后，他的妻子曾志也受到牵连。于是，曾志就给毛主席写去了信。等到主席收到曾志的信后，毛主席告诉她可以去找汪东兴来解决此事。

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人曾提出，既然陶铸存在问题，那他的妻子曾志也或许有问题。听到这样的话，毛主席很是不悦地说：

“曾志同志能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曾志是曾志嘛！”

也正是在毛主席的保护下，尽管说曾志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她依然还是可以自由地行动的。对此，曾志极为感谢毛主席。

后来的陶铸因为患上了癌症便住到了医院中。一天，他在看到妻子曾志的时候，陶铸忽然开口道：“我没想到癌会如此的痛！曾志，看样子我是过不去啦。亮亮，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亮亮啊……”

1969年9月，这时候的陶铸再一次感受到腹内传来一阵阵地疼痛，这时候的他还发着低烧，脉搏也变得十分微弱起来了。

经过医生的诊断，确认了他现在是癌细胞扩散了，已无法再进行治疗啦，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止痛剂以及麻醉药，用于减轻身体上的疼痛。

看到自己的丈夫如此的痛苦，曾志也是很心疼：“你要是忍不住的话，就哼几声，这样或许会舒服一些。”

不过陶铸却是摇了摇头：“曾志你已经够苦的了，听到我的哼声，那样你会更难受的……”

没过对接曾志便收到了一份指令：

“北京需要立即进行紧急疏散，战争可能一触即发。陶铸同志不久也将被疏散至安徽合肥。对于你，我给予你自由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随陶铸一同前往，但在那之后，你将被禁止与外界进行任何形式的通讯，也不能和任何人进行交往。如果你选择不随他去，那么你将被安排到广东进行插队劳动，但有一点你必须做到，那就是和陶铸断绝一切联系。”

在得知自己需要离开北京后，陶铸心情沉重，但他还是特意为曾志写了一首诗，题为《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蔡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曾经涌现出无数英勇的女性，而曾志便是其中之一。

曾志最初并不是叫这个名字，她的本名原本是叫曾昭学，虽然说他出身贫寒，不过她的父母却都是新派，他们积极支持各种促进社会进步的主张。

这也让曾志在父母的教育和熏陶下，年轻时就早早地立下了志向：投身于革命事业中。

曾志在井冈山时期，曾担任过三十二团党委秘书一职，同时她还参与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

那时的她，已经可以说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了。

也是在这个阶段，她见到了毛主席结。

当时的情况十分不便，毛主席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最后还是决定让贺子珍留下来。

不过贺子珍一个人自然是无法自理生活的，于是主席就专门找到了曾志，希望她可以留下来照顾子珍。

主席说：“我要带着咱们的部队去往江西，希望你可以留下来照顾子珍同志。”

起初，曾志有些困惑，她以为毛主席是要她放弃自己目前的工作，然后去专心的照顾贺子珍。

这时候的毛主席也看出了她的误解，便开口解释道：“我准备去江西，你需要留下来照顾子珍，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放弃工作。”

听到主席的这番话，曾志顿时也清楚了毛主席的用意，她欣然接受了毛主席的这个任务，并说道：“我与贺子珍同志是好友，刚刚是我误解了您的意思。”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曾志的信任与器重。

曾志在之后的工作中也是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这一点从井冈山时期就可以体现出来。

当时的红军战士生活条件十分的艰苦，他们时常会出现食不果腹情况，最好的食物也不过是红米饭以及南瓜汤。

在有些时候，收成不好之时，战士们连粮食也换不到，只可以饿肚子。

有些战士甚是会在闲聊之时与大伙会开玩笑说道：“领导们吃得肯定好，他们有肉吃。”

无意中这些话被曾志给听到了，这也让她心中不禁产生了疑窦：红军领导人看样子也并非是有肉吃的人呀。

于是，在一次吃饭之时，她还是没有忍住闯到了毛主席的住所，想去看看主席的餐桌上究竟有什么“美食”。

结果，她两次打开锅盖，可是却都发现毛主席吃的食物和战士们的竟是一模一样，没有半点的不同之处。

这也让曾志深感敬佩，这时候的她也是彻底认定了，自己革命道路，这是跟对了人啦。

1954年9月15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大一次会议。

这天曾志去往了北京开会，她在开会的间隙去了一趟菊香书屋，专门探望毛主席。

这时候的她注意到，毛主席的生活还是很简单的，唯一算的上奢的物品就是书本了。

在毛主席书桌上、书柜上、以及窗台上都堆满了书籍，堆积起来的就如同是一座座小山般。

在主席的床上还堆着一半的书。

这些书籍包括着精装本、简装本以及报章杂志。

说它是“坐拥书城”，倒也不算夸张。

曾志有些惊讶地的问道：“我的天呀，这么多的书，您这是一天要读多少呀？”

毛主席很是平静地回答：“报纸和杂志，现在每天都有二百多种，要有选择地读，让秘书们帮我们整理一下，挑选出他们觉得重要的，在上面勾出来，我就按照不同的种类，互相跳跃着读。”

“您这样是不是看的太多了些？您看的进去么？”

毛主席听后笑道：“看书啊，也得去讲究技巧嘛，我说过，看书得要按照不同的类型，交替阅读，这样就可以让大脑得到放松咯。”

听完毛主席的话后，曾志依旧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说道：“换一本又一本的书是一种休息？主席，在这一点上恕我直言，我还是觉得读书很累。”

毛主席很有耐心地解释道：“仅仅从人生经验出发去考虑、总结各类问题的话，这样总是片面的，也是局限的，唯有进行广泛的阅读，方能博采众家，充实自身，你也应该多读书。”

这时候的曾志忽然注意到毛主席办公桌上还放着一本英语词典，有些惊讶地问道：“您现在还在学习英文吗？”

她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战争年代，她从井冈山到福建，任闽东特委的组织处处长时。那时候由于工作关系，她与毛主席曾住在上杭县苏家坡村附近，也就是闽西特委的所在地。

在那段日子里，贺子珍会早早地做早饭，而毛主席则是在炉火旁大声地念着英语。

曾志在被毛主席朗读的声音吵醒后，她一听见毛主席带着湖南口音的英语，就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起来。

毛主席听着曾志的笑声，也不生气，继续自顾自地看着书，一点也不在意。

这样是当曾志看见毛主席办公桌上那本英语词典时，她的脑海里就忍不住再次浮现出毛主席在苏家坡念英文时的情景再次来。这时的曾志几乎要再次发笑。

可是毛主席很严肃地对她说：英文以后会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文，我现在还在学习，你们也要好好学习，才能派上用场。

之后二人又聊了许久，曾志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了主席的住所。

1973年的某天，曾志接到了来自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同志的电话，电话中，李瑞山诚挚地邀请她来一趟西安。

当曾志与李瑞山见面时，这时候的李瑞山也详细询问起了曾志的近况，然后语气很是严肃地说道：

“你写给毛主席的信，如今主席已经阅读了，并且主席也作出了批示。毛主席给了你两个选择，第一，如果你愿意留在西安，省委将为你安排一份工作；第二，如果你不愿意留在西安，那也可以将你调回到北京……”

听闻这句话的曾志，内心很是激动，她立刻就回答道：“我选择回到北京工作！”

李瑞山听的她的话后，面露微笑的说道：“好，那我会尽快将你的意愿给上报的。”

1973年3月8日这天，曾志在收到批准返回北京的消息后，他立刻就将这个喜讯告诉了自己的家人。众人立即忙碌了起来，纷纷开始整理起了行囊，一同踏上了回往北京的路程。

不久火车便抵达了北京，这天是汪东兴亲自接见的曾志，见到老熟人后，汪东兴说：“到了北京以后，你先就不要再工作了，等你正式离休后，中组部会去负责你生活的。”

曾志点头答应表示了统一，不过因为组织分配的房子还得几个月时间才可以修好，于是她便暂时住到了万寿路的招待所中。

在招待所中，曾志重逢了许多老战友们，如叶飞、江华、江渭清等人。

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因此这次重逢让他们格外高兴，彼此询问着对方的近来的状况。在日后时间中，他们依旧是互相鼓励。

1976年9月9日，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了无尽的悲痛之中，曾志也不例外。她流着眼泪向毛主席的遗体做最后的告别。

对毛主席，曾志始终怀有深深的敬仰是。晚年时候的她就曾这样讲过：

“我跟随了毛主席半个世纪时间，这并非基于个人的情感与恩怨，而是源于我对信仰的忠诚。我对我的信仰至死不渝，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因此，我对毛主席这位我的指路人始终怀有敬意！”

说完这句后曾志叹了口气，接着说道：“晚年的毛主席也是一个老人啊！”

对于曾志来讲，大家就是国，小家则是丈夫与孩子。她的一生中累计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不过在她那个动荡的年代，生存却是极为不易，更不要去提是孩子们啦。

曾志的长子名叫石来发，他是在井冈山出生的。不过因为条件的艰苦，曾志还是给难产了，痛苦了三天三夜她才将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不过后来却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在产后不久的曾志便投入到建造红军后方医院的劳动中。

当时的井冈山，战事很多，这也导致后方的供给极度紧张。

刚当上母亲的曾志也清楚，在如此环境下，想要养活一个孩子是有多困难。后来她还是将这个孩子送人了。

十分凑巧的是石礼保及其夫人刚好来访，于是曾志便将孩子托付给了石礼保一家人，同时正式改名为石来发。

1951年，曾志担任广州市委书记。这一年，中央革命老区慰问团来到广州，曾志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得知慰问团将经过井冈山，心情激动的她便请众人帮忙寻找自己的孩子。

之后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石来发，并告知了对方亲生母亲的消息。石来发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往了广州。

就这样，在分别了23年后，母子二人在广州得以重逢。看着石来发那远超年龄的沧桑面容，曾志感到了极为的愧疚。

原来，当初在石来发七岁之际，她的养父母就在战争中不幸牺牲了，七岁的石来发只好跟随着外婆一路乞讨，艰难地长大成人。

为了弥补自己对儿子的亏欠，曾志想让儿子去工厂当学徒，到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去夜校中继续学习，这样以后也可以有一技之长。

不过石来发却是说道：“妈妈，我还是要回去的。如今的我已经成家了，家里也是有着妻子、孩子的还有年过八十的外婆，我是家中的支柱，如果我要是不回去的话，那家里的地恐怕就没人再种了，他们还都在等着我呢。”

曾志听到儿子的话后，也是认为讲得有理。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讲，可以健康地活着，已是最大的幸福了。于是，石来发在与母亲广州匆匆一见后，便再次返回了井冈山，做起了普通的农民。

直至曾志离世，被安葬在井冈山后，石来发还是会常常会去探望母亲。

曾志的二儿子，不幸的是这个孩子刚来到这个世上没多久便是得了天花早早的离开了。

曾志的第三个儿子，叫蔡石红，他说在1933年出生的。那时的曾志生活依然很困苦，曾志在生下蔡石红后，便感染了妇科病，这时候的她再无法抚养这个孩子。于是，将这个孩子送给了湖北籍的一户人家，后来，这个孩子也改名为曾春华。

曾春华与他的大哥石来发相比，无疑更多了曲折性。在他四岁那年，就患上了淋巴腺结核病；到了十四岁，便不得不在教会医院接受免费的手术。手术后，曾春华也因此失去了一个肾与两根肋骨，原本就很是瘦弱的他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了。从小没有受过教育的曾春华，无奈之下只好在街头卖香烟和瓜子来维持生计。

1950年，曾志经过多次打听后终于在汉口找到了自己的孩子曾春华。

然而，看到已是十七岁的曾春华时，她的泪水不禁落了下来，因为17岁的儿子身高却只有十一二岁孩子的样子，身体瘦弱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走。

后来的曾春华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技校，成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相较之下，小女儿陶斯亮，却是十分的幸运的。陶斯亮是在1941年在延安出生的。

曾志曾经感慨地说道，陶斯亮的生命历程经历了两次生死考验，她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小生命，肯定会健康地成长。

在怀有陶斯亮的第七个月，曾志便外出执行任务去了，当时她所骑的突受到了惊吓，不断的跳跃着。这也让得在马背上的曾志地被掀翻在地。

在场的同志们见状全被吓坏了，众人纷纷赶忙上前扶起了受伤的曾志去往医院治疗。好在幸运的是，陶斯亮在母亲腹中安然无恙。

第二次是在接生的时候，因为护士的经验不足，手忙脚乱之下，竟是不小心将刚刚出生的陶斯亮摔到了地上。

后来的斯亮成了解放军医院一名光荣的医生。

1998年6月21日，87岁的曾志离开了人世。

在他的遗嘱中嘱咐道，将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6万多元，全部捐献给了“希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