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初，美国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搭配尼克松，击败民主党，当选美国新任正副总统，向来被认为较为同情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共和党，于20年后重新取得白宫执政权。

艾森豪威尔当选后的数星期内，蒋介石在台北不断思索未来与美国新政府打交道的策略，在他的初步认知里，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必然会要求国民党派兵前往朝鲜半岛，以尽早结束战事。

据此，蒋介石所拟定的数个对美交涉重点，包括台湾出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条件，必须要以台湾、澎湖的防卫巩固为前提，并且确立台美之间共同防御计划，蒋介石还希望借由其部队参加朝鲜战争的机会，来争取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同时准备在1953年内设法“反攻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使解放军两面应战，疲于应付。

蒋介石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共和党新政府上台后，必定会要求他协助出兵朝鲜半岛，因此在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宣示就职前夕，蒋介石个人曾花费不少心思，拟妥如下对美“外交”原则。

首先，他将以台湾的安危获得美国确切保障前提下，以3个军约90000兵力，投入朝鲜战争，包括用于国民党“反攻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其次，蒋介石将寻求美国提供如下承诺，作为台湾出兵助美的报酬：一是台北与华府签订一个安全互助协定，二是无论朝鲜半岛局势最后如何演进，是否停战，美方都必须继续对国民党当局提供军事援助，在至为理想的情况下，蒋介石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总额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预算，加上5亿美元作为新台币改革基金，此一额度尚不包括新式武器补充与更替所需经费。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致美国参众两院的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解除台湾海峡“中立化”政策，易言之，美国将不再限制国民党部队对中国大陆之军事行动，华盛顿此举，在于向中共、朝鲜施加压力，促使其尽早结束朝鲜停战谈判。

蒋介石对美方此一宣布，基本上表示欢迎，认为此为“合理而光明之举措，凡世界爱好和平，拥护正义之自由国家，皆应一致支持”。

然而事实上，此后数月间，朝鲜半岛局势并未进一步恶化，华盛顿对于台北提出利用国民党兵力开辟中国大陆第二战场之议，也未有回应。

更甚者，就在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短短三周之后，华盛顿即透过外交管道要求蒋介石下令滇缅边区国民党李弥的游击部队撤回台湾，让愤怒的蒋介石在其日记里，痛骂美国“此举太无情理”，而且“以后虽欲再组此种在西南反攻力量亦不可得。”

更令台北高层倍感挫折的，是该年3月间，当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美国务卿杜勒斯探询双方签订安保条约之可能性时，美方反应极为负面；尽管杜勒斯对于美国与亚洲各国相互缔约，以围堵共产党的构想，基本上表示欢迎，但他对美台之间签订此类双边条约态度保留，最主要的考量，在于当时由国民党所控制的大陆沿海外岛，是否也应纳入此条约，对此美方颇为犹疑。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杜勒斯认为，若将这些外岛排除在条约保护范围之外，将有损国民党当局声誉，但若将其纳入，则美国势必要对协防这些外岛有所承诺，而这正是华盛顿所不乐见的。

1953年夏，朝鲜半岛达成停战协定后，蒋介石对于此后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也更加担忧。

稍早于6月初，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前来台北访问，鉴于雷德福已被华盛顿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新主席一职，蒋介石在与他会晤时，特别抛出了台湾日后将“单独”进行“反攻大陆”此议题，来试探美方态度。

雷德福闻后，以台美双方可先建立一“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回应蒋介石，对此，蒋介石立即表示同意与支持，并称未来此一联合作战体系，可归美方指挥。

此时，台北高层在得不到美方愿意签署安全互助协定的正面回应下，蒋介石决定改以国民党部队推动“反攻大陆”的宏伟目标，作为争取美国在朝鲜战争停火后的东亚冷战架构下，继续提供台湾必要的军事援助。

此一决定并不难理解，毕竟“反攻大陆”目标乃是国民党政权维系其“自由中国”形象、在台统治正当性，以及蒋介石本人作为国民党内最高领导人地位，三者最为重要的基石。

蒋瑞元‍

1953年12月28日，雷德福再次造访台北并进行短暂停留，蒋介石利用此一时机，向他提交了一份名为《开字计划》（简称《开案》）的特别军援计划，寻求美方支持。

细查此一《开案》内容，可以辨识出，其精神与大纲，不啻为该年稍早“白团”所提出“光计划”的翻版。

该方案以1958年为目标，由美方协助装备、训练与扩编总数达60个师的国民党地面部队，用来投入军事反攻广东省的一支战略部队，并可牵制驻守在中南半岛边境的解放军部队。

由于此计划的实施范围过于庞大，总预算高达13亿美元，蒋介石担心美方不愿接受，因此在此一会面场合，他备妥另一腹案，在该腹案里，台北当局把希望美国援助的60个师减少至41个师，其中包括36个步兵师，同时也把希望美国协助的训练与装备时间从拟定的三至四年大幅缩短至18个月。

蒋瑞元‍

蒋介石告诉雷德福，如此一来，不但彼此可以节省预算，而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强化国民党地面部队的作战能力，使台湾能够在远东地区的冷战做出实质贡献。

雷德福对于蒋介石在此一场合突然提出《开案》来争取他的支持，颇感吃惊，根据蒋介石日记里所载，当雷德福听闻整个计划的总预算竟达13亿美元时，“忽现惊骇之色”，最后仅勉强决定“以私人非正式之文件而接收之”，此举让蒋介石倍感耻辱。

一如预期，美国政府各相关部门对于台北所提出新的《开案》军援计划态度颇为负面冷淡；当时正大力推动协助台湾军事改革，与整编的美军顾问团认为此《开案》的内容“完全毫无执行的可能性”，而且几乎在每一方面都需做大幅修正，方能符合美方的战略需求。

国务院官员的结论是，从长远角度观之，美国一味限制蒋介石发动“反攻大陆”军事行动，最终将无法为台北当局所接受。

从朝鲜战争停战前后的台美军事“外交”关系角度观之，《开案》的提出，确实一度让蒋介石在与美方打交道时，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1954年3月间，《开案》是否被采纳，仍在未定，驻台北的美军顾问团考量到，华盛顿最终可能必须婉拒蒋介石此一特别军援要求，为了避免他的情绪反弹过大，决定暂时接受台北要求，将全台湾步兵师总数维持在24个师，而不再坚持美军顾问团最初要求必须裁减至21个师的目标。此外，美军顾问团也同意国民党军方将可继续保留其他7个非步兵师，以及当时部署于大陆沿海外岛约15000名非正规游击部队，同样可以接受美援装备。

蒋瑞元‍

在蒋介石的思维里，值此朝战结束之际，台湾是否真的已经充分准备，且有能力发动“反攻大陆”，实不无疑问，因此从更现实的角度观察，蒋介石此刻所谓的“反攻大陆”议题，更有可能是他欲用来维系“后朝鲜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及台湾、澎湖与金、马外岛在全球冷战战场上战略价值的一个要件，借以遂行其他对美外交与政治上的目标。

在此逻辑下，蒋介石愿意修正其有关“反攻大陆”的概念、范围与内涵，以符合对美关系需求，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4年春天，蒋介石一改过去数年间，坚拒美国之请，投入台湾兵力反攻海南岛的态度，转而向华府表达愿意在美国协助支持下，出兵夺回海南岛以及对岸的雷州半岛，蒋介石经过反复思量，认定海南岛与雷州半岛的地理位置与中南半岛相近，对当时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地缘战略颇具重要意义。

该年5月7日，法国殖民当局失去了越北重要据点奠边府，华盛顿高层开始研究如何介入越南战争，当时包括副总统尼克松与国务卿杜勒斯等在内的诸多要员，甚至一度主张利用核武器来对付胡志明。

蒋介石欲投美国所好，希望把美国对台军援与反攻海南岛加以连结，为台湾争取最大利益。

1954年5月13日，艾森豪威尔的军方特使符立德与美国防部副部长麦克尼抵达台北，有关两人联袂访台的真正目的，当时外界颇多揣测，英国驻淡水“领事馆”回报伦敦的观察报告，声称两人此行在于比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推动筹组类似的东亚共同防御组织，并将台湾与香港纳入。

蒋瑞元‍

台湾史料则揭示，蒋介石利用此一机会，大力推销《开案》计划，并大胆提出台湾部队接受美援装备，夺回海南岛与粤南地区的构想，他坚称只要有美国协助。国民党军占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将不会遇上太大困难。

而为了争取美方同意《开案》，蒋介石还特别修正其论调，向符立德强调此计划主要目的将仅在于防守台、澎、金、马，并且用来打造一支美国未来随时可以调度运用的国民党战略武力，而非投入于“反攻大陆”。

只不过考量中南半岛局势的复杂性，以及中共方面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两位美国军方高层对于蒋介石的一番解释与提议，不愿做出任何具体承诺。

符立德与麦克尼造访台北数周之后，迟迟等不到美方对于《开案》正面回应的蒋介石，开始失去了耐心；1954年6月21日，他突然下令解除孙立人“陆军总司令”职务，根据蒋介石在日记里所载，他认为孙立人个性“拖拉呆滞，好听细言，私植派系，用人复杂，心无主旨，受人愚弄”，若再继续重用他掌握兵权，则将后患难除，因此决心让孙去职，“即使美援受此影响，亦所不顾。”

从另一角度思考，蒋介石解除孙立人兵权的举动，也可解读为此刻他似已认定，美国将不会接受其所提出的《开案》特别军援要求，因而准备改弦易张，回到1952年底艾森豪威尔就职前夕，蒋介石所设定的另一个对美“外交”选项，即设法与美国签订一安全互助协定。

蒋瑞元‍

果不其然，就在将孙立人调职之后一个星期的6月28日，蒋介石在“总统府”约晤即将返回华盛顿述职的美国“大使”蓝钦，此时他不再谈《开案》，而是正式表达希望与美国签署一协防条约的意愿。

为了降低美方届时被迫卷入国民党未来的军事“反攻大陆”计划，甚至必须与中共开战的顾虑，蒋介石特别向蓝钦承诺，一旦订约后，台湾方面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将由两方共同商定后才进行，台北将不会采取任何单独与片面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当局希望订立协防条约的吁求，立即传到了华盛顿，然如同《开案》一般，美国务院内部的初步反应，依然极为保留。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伯森力持华盛顿应与台北订约，认为此举将能鼓舞国民党与中共对抗，并维系台海现状。

然而劳伯森的观点却遭到国务院内几乎所有其他部门的强烈反对，除了金门、马祖等外岛是否应纳入协防条约等复杂因素之外，国务院内的主流意见还认定台美正式军事同盟关系的形成，只会引发当时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诸多亚非不结盟国家，对美国产生更大的疑虑，特别是印度与缅甸，并促使这些不结盟国家进一步向北京靠拢。

持反对立场的声音毫无困难地在国务院内占了上风，因此迟至1954年9月1日，当国务卿杜勒斯启程前往菲律宾，准备出席东南亚公约组织成立大会前夕，美方推迟与台北谈判缔结军事协防条约的立场依然未变。

回顾此段历史，北京极可能在不自觉当中，以间接迂回的方式，促成台北与华盛顿之间最后缔结协防条约。

9月3日起，解放军大规模炮击金门，国民党部队则以轰炸厦门加以反击。

金门炮战的爆发，一度让国际社会普遍预测台海地区将成为朝鲜半岛之后，亚洲乃至全球冷战的下一个热战场。

事实上，当时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时机上是经过审慎挑选的；值此杜勒斯访问马尼拉之际，北京有意借由炮击金门，来吓阻甫成立的东南亚公约组织不将台湾纳入其范围之内。

不论北京的意图如何，炮击金门的行动却给了蒋介石一个充分的理由来说服华盛顿与台北签订协防条约，作为维护台海局势、吓阻中共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重要措施。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9月9日，杜勒斯由菲律宾返美途中，临时决定绕往台北，与蒋介石会面，在他停留台北短短5个小时内，蒋介石不断向他强调台美订约的迫切性，蒋介石告诉美方，华盛顿因为台澎金马地区“浮动未决”的局势，而不敢与台北订约，但蒋介石坚信正是由于台美之间缺乏一协防条约，才会让此一“浮动未决”的局面继续出现。

杜勒斯当下并未对蒋介石做出任何承诺，不过他要蒋介石放心，华盛顿决策高层将把他的心声,认真地听进去。

值此台海危机发生之际，杜勒斯愿意前往台北访问，国际间普遍将此视为是美国决心全力支持国民党当局的一项重要讯息，毫无疑问的，其来访也增强了蒋介石处理对美军事“外交”的信心。

就在杜勒斯离开台湾翌日，蒋介石携家带眷前往台中日月潭行馆游览休憩。此刻，也许他意识到整个台美“外交”形势正朝有利的方向在转变，因此尽管当时金门外岛情势仍持续紧绷，解放军依然继续炮击金门。更重要者，蒋介石得以利用金门外岛危机发生的关键时机，让美国朝野上下明了，朝鲜战争停战后，台湾在全球冷战对抗格局架构下，依然具有不能被忽视的军事战略价值。

然而此刻反对美国以武力介入台海危机的声音亦不小，美国防部长威尔逊即表示此时插手外岛危机，将会把美国卷入中国“尚未结束”的内战之中，在他看来，美国支持国民党防御金马外岛，恐怕要比美国试图挽救法国继续保有越北奠边府据点，更容易与中共开战。

为了解决此一难题，国务卿杜勒斯决定将防卫金门外岛争议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并寻求通过一份“禁止改变台海现状”的决议案，要求中国大陆沿海岛屿，包括金门、马祖与大陈岛等，尽速停止战争状态。

杜勒斯确信由联合国出面斡旋金门外岛的停火将能获得美国各盟邦的支持，不但可让台北当局继续控有外岛，又能避免美国与中共因外岛危机而引发战争，此一构想被杜勒斯称为“神谕计划”。

9月间，美国将“神谕计划”内涵告知英国政府，并建议由新西兰向联合国安理会提案。

伦敦对此提议极表赞成，认为此案不仅将能解决台海危机，美国或许因为此案的提出，逐步打开其与北京交往之门，最终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进入联合国。

另一方面，美国务院内部处理对华事务官员，考量到“神谕计划”恐将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印象，甚至引发联合国内有关中国代表权的争议，引来蒋介石的反弹，让他视此为美国准备出卖国民党当局的另一个《雅尔塔条约》，因此极力建议华府应当采取某些“补救措施”，来平息台北方面可能的疑虑。

在许多人看来，签订台美协防条约，即是一个理想的补救措施。

10月7日，在美国“驻台大使”蓝钦的建议下，国务院东亚助理国务卿劳伯森向杜勒斯呈交一份极为关键的备忘录，力主华盛顿与台北缔结协防条约的时刻已经到来，在劳伯森看来，与台北订约不仅可以抵消“神谕计划”对国民党所带来的不利冲击，同时也有助于吓阻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至于该条约如何定义美国的协防范围，劳伯森主张应当要能够准确地反映出美国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防卫承诺。在现有的基础上，既不扩大也不缩减。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与台北展开谈判签署协防条约的建议，于翌日获得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然而有趣且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此刻愿意拍板同意，乃在于他坚信一个以“防御”为本质的条约，将可让蒋介石未来在有关于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议题上，处在一个更为被动的地位，从而“驾驭”蒋的军事决策与行动能力，降低未来台海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事的可能性。

在台北，蒋介石对于杜勒斯所提的“神谕计划”以及即将到来的台美协防条约谈判，根本毫无所悉。

10月12日傍晚，劳伯森的专机降落台北。翌日，台、美双方高层进行了三轮会谈，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的态度坚持，但不乏弹性，充分展现出其民族主义者加上机会主义者的特质。

一如美国所料，蒋介石在听闻“神谕计划”后，反弹激烈，认为此带有“两个中国”与“一中一台”意涵的提案，实百害而无一利，不啻将重蹈美国过去对华外交政策错误的覆辙，且对国民党与台湾民心士气，都将造成严重的打击。蒋介石并声称，不论美国是否对他提供援助，他将命令金、马等外岛上的部队，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蒋瑞元‍

劳伯森听闻之后，接着告诉蒋介石，如果在联合国推动“神谕计划”的同时，华盛顿与台北签署一协防条约，也许这将有助于改善国民党当局的处境。蒋介石听闻至此，心领神会，立即向劳伯森表示，若华府考虑与台北订立协防条约，那么他愿意对“神谕计划”重新加以审慎评估。

有鉴于“神谕计划”势在必行，谈判最后，蒋介石要求华府在新西兰于联合国安理会正式提案之前，宣布台、美双方准备开始进行协防条约谈判，借以减缓“神谕计划”对台北所带来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