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国的建立过程中，首任总理唐绍仪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他不但作为袁世凯的代表完成了与伍廷芳的和谈，更在中华民国建立伊始为政府推举了多名人才，并且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也颇有建树。

而且作为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还是一名同盟会成员，他和孙中山等革命人士的关系也非常亲密。

在国民党成立之后，唐绍仪也被奉为元老，因此即使他之后远离了政治中心，其在民国政坛上依然有着不俗的影响力。

但就是这样一位在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却在守卫森严的租界中被人刺杀，下手的人更是国民党军统的杀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唐绍仪出生于广东珠海，他的父亲唐巨川是一名在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因此唐绍仪很早就跟随父亲去到上海生活，并在那里接触到了较为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

十二岁时唐绍仪被选为少年留学生代表，公派到美国学习，之后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了文科学位，并于19岁时返回中国。

回国后唐绍仪在天津的洋务学堂继续学业，学成后他便在天津的衙门中任职，几年后其被选为驻汉城领事。

在朝鲜工作的时候唐绍仪展露出了出众的外交才华，也深得上司袁世凯的赏识，两人也成为了好朋友。

随后唐绍仪又在和英国人的谈判中挫败了他们妄图将西藏地区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阴谋，这让他拥有了不俗的声望。

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为了平息事态清政府将袁世凯升任为总理大臣，随着战事的进行，南方革命军有了议和的念头。

此时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作为全权代表与南方代表伍廷芳谈判，最终确定了建立共和体制新政权，并推举袁世凯担任大总统的协议，为中华民国的成功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唐绍仪凭借在政界积累的声望，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的首席总理，但作为袁世凯的亲信，曾经在西方留学多年的唐绍仪，事实上更认同孙中山等人的民主共和思想。

他此前其就在黄兴、蔡元培等人的牵线下，结识了孙中山并盟誓加入了同盟会。

因此在担任总理期间，唐绍仪在政治路线选择上与南方革命者更为接近。

他不但大胆起用了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成员担任要职，还多次拒绝北洋系高官安排北洋旧人入职的请求，这让唐绍仪和袁世凯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最终在王芝祥督直事件发生后，唐绍仪终于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知道自己追求的现代法治社会难以建成，心灰意冷的他便主动辞去了总理的职务。

此时距离他履职上任，才过去了三个月。

离开政界之后，唐绍仪便一直在上海的法租界内居住生活，他和朋友们一起建立了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过起了无忧无虑的富家翁生活。

但在全面抗日战争打响后，唐绍仪的生活便不再平静。

在上海沦陷之后，日军开始制定所谓“南唐北吴计划”，即说服吴佩孚，唐绍仪等政界人物重新出山，建立一个新的“和平政权”。

随后由他们代替蒋介石与日方谈判，这样日方就能够美化自己的侵略行为，并获取更多的利益。

他们之所以选择唐绍仪作为劝说对象，一来是唐绍仪在国民党内部地位尊崇，再者唐绍仪在从政期间就和日本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相识，而且他曾经有过“泛亚主义”情结，这让日本方面认定唐绍仪存在亲日情结。

为了拉拢唐绍仪，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的陪同下去往唐宅，希望其能够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者“和平救国宣言”，还让其女婿做起了唐绍仪的心理工作，但最终唐绍仪还是拒绝了日本人的提议。

虽然唐绍仪没有选择做汉奸，但当时上海城中已经出现了很多风言风语，这也引起了军统头目戴笠的注意。

当时他正为“捉奸不力”遭受蒋介石的批评，如果能够将“汉奸唐绍仪”除去，那么他的官位也就能保住了。

于是戴笠马上将唐绍仪和日本人频繁接触的情况，反映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此心急如焚，因为一旦唐绍仪投靠日本人，将对国民党的形象造成巨大打击，但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他也不能贸然对这名党内元老痛下杀手。

于是蒋介石多次派人与唐绍仪接触，不但给予他更多的头衔和更高的地位，还给了他大量的额外津贴。

此外他更是提出希望唐绍仪最好离开大陆前往香港生活一段时间，以避开日本人的烦扰，但唐绍仪因为还有生意在沪，便迟迟没有动身。

一直关注着事态进展的戴笠，见唐绍仪始终没有前往香港的意思，便认定他有投靠日本的想法。

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他决定先斩后奏，派出杀手刺杀这名民国前总理。

但法租界警察局在唐绍仪住所周围安排了重兵把守，其住宅内部也有大量安保人员，纵使军统内部有许多刺杀好手，面对如此铜墙铁壁依然只能望洋兴叹。

为了创造接近唐绍仪的机会，戴笠派人买通了唐绍仪故交的弟子谢志磐，由于其和唐绍仪相熟，因此能够顺利进入唐绍仪的住所。

但想要刺杀唐绍仪，他们还要创造与唐绍仪单独相处的机会。

根据知情人得到的情报，唐绍仪当时对于收藏古董非常热衷，如果见到有价值的宝物，他还会摒开众人独自与宝主交流，这让戴笠看到了完成刺杀的希望。

于是军统花费重金收购了一批价值连城的珍宝，并由谢志磐将宝物送到了唐宅。

这一过程中，唐宅的保镖并没有对古董进行搜查，唐绍仪对于谢志磐也完全没有戒心，这都为之后的刺杀创造了条件。

戴笠为了麻痹唐绍仪的戒心，又让谢志磐去献了几次宝，自己则高价收购了一只南宋的瓷瓶，这个瓶子的腹部刚好能够放下一柄小钢斧，而这也是之后杀死唐绍仪的凶器。

1938年9月30日，谢志磐又一次驾车来到了唐绍仪府邸，这次和他前来的还有化装成古董商的军统特务赵理君，和伙计打扮的杀手王兴国、李阿大。

这次他们除了带上了戴笠准备的瓷瓶，还带了一柄据称是戚继光佩剑的古剑，这柄剑果然引起了唐绍仪的注意。

但唐绍仪认为这柄剑乃是赝品，赵理君为此装作和唐绍仪争执不下，为了缓和气氛，唐绍仪便让仆从出去拿火柴给客人点烟。

在仆人离开后，谢志磐认定时机已到，便向李阿大使了个眼色。

李慢慢绕到唐绍仪的身后，一把从瓷瓶中拿出利斧向唐绍仪的后脑砍去，毫无防备的唐绍仪当即脑浆飞溅，鲜血喷涌，连叫喊声都没有发出，便倒在了地上。

大功告成之后四人便退出了房间，在出门后还对着里面说：

唐总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

说完又鞠了一躬，因此唐宅众人丝毫没有察觉到异样，便放任他们开车离开了现场。

直到取火柴的仆从进屋后，才看到了唐绍仪的惨状，他们立即联系了法租界的警察对谢志磐等人围追堵截。

但警方最终只找到了一辆空车，车上的四人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唐绍仪当天就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但由于伤势太重还是在几个小时后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上海以及全国的报纸都报道了唐绍仪遇刺的事件，这让谢志磐等人难以在公开场合露面。

在逃离上海后，他们四人便一路西行去到了重庆，向此案的始作俑者戴笠邀功，赵理君，王兴国和李阿大三人都如愿获得了升迁。

对于谢志磐戴笠本想给他安排个军统内部的工作，但此人在刺杀结束后似乎受到了惊吓，再加上其和唐绍仪关系匪浅，因此精神变得失常，整天念叨着“我对不起唐伯伯”，基本丧失了工作能力。

无奈之下，戴笠只得将他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谢志磐在入院后不久就在裤袋里装了一把手枪，因为他觉得有人要加害他。

一日几名军统特务到谢志磐的医院公干，离开前他们凑到了谢志磐的病房前查看。

没想到受惊的谢志磐当即掏出手枪射击，这几名特务随后打开房门一起还击，谢志磐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在谢志磐被杀之后，就有人传出这件事是戴笠授意的，因为一名精神病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拥有配枪，这一切其实都是戴笠灭口的安排，但这在如今已经无法求证了。

唐绍仪被刺案作为民国时期轰动全国的大案，其背后其实暗含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对蒋介石权力和地位的影响，这也是蒋介石对唐绍仪可能投日感到惴惴不安的核心因素。

恰好此时戴笠也要证明自己的忠心和能力，唐绍仪就这样成了冤死的倒霉鬼。

在唐绍仪死后，国民党元老对于蒋介石证据不足就妄开杀戒的做法深恶痛绝，为了平息众怒，蒋介石只得拿出重金为唐绍仪治丧，还将其事迹录入了国史馆。

但即使如此也无法扭转他在众人心中阴狠毒辣的形象，这对蒋介石的政治声望也造成了严重损害，戴笠的这个“投名状”可谓是弄巧成拙了。

参考资料：

本文部分史实内容参考自《民国首任内阁总理被刺真相》，刊登于《文史博览》2007年05期。